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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外国文学批评恰恰缺乏批评者的主体意识，缺乏独立见解，缺乏真正的批评。我们似乎都忙于告诉国人外国人是怎么说的，而忘了自己该怎么说；忙于“宣讲”外国文学批评理论，不经意成为这些理论的代言人，却造成了批评者的集体自我失语。 ●我们常常仰视外国文学批评理论，因而陷入一种盲目崇拜。从来不问一问，这些理论存在什么缺陷或局限性，却一味将其奉为经典。 黄源深:上海翻译协会副会长前一时期，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了十分刺耳的批评，简化一下，就是所谓的“垃圾”说和“不懂外文”说。此两说一出，中国文坛立即炸开了锅，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顾彬的话是说得有些过火，我们尽可以对他提出反批评。但是，我们也得承认，顾彬的批评是不无积极作用的。 正因为顾彬发出的声音与众不同，所以才引人注目，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看法，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看法。由此也引出了一个话题: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是不是也应该发出点不同的声音，一种不同于国外学者的属于自己的声音？ 然而，当前的外国文学批评恰恰缺乏批评者的主体意识，缺乏独立见解，缺乏真正的批评。我们似乎都忙于告诉国人外国人是怎么说的，而忘了自己该怎么说；忙于“宣讲”外国文学批评理论，不经意成为这些理论的代言人，却造成了批评者的集体自我失语。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一种是公式化、模式化、图解式批评。批评者无视作品的内在机制，用某种现成的外国文学批评理论去硬套作品，分别加以对号入座。结果，原本生动多彩的批评，成了对作品的机械乏味的图解，并逐渐固化成一种套路。如果用的是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则总是试图证明，作品如何颠覆女性弱势和男性强势的旧传统，确立女权主义所主张的新秩序。这个套路几乎被用于任何一部有类似倾向的作品。 一种是批评的奴化现象。批评者不是使用理论的武器来阐释作品，而是本末倒置地用作品来印证某种理论，为这种理论提供实例。结果，批评成了理论的注释和解读，批评者沦为某种理论的奴隶。如后殖民主义的“边缘”和“中心”理论，常常是以这种方式来加以论证的对象。 一种是“参考资料依赖症”。批评者完全依赖资料，论文成了资料的剪辑和拼凑，引文占了文章的一大半，自己的话少到几乎可以“略而不计”，文后“参考资料”长达三四页，给人“博览群书”的印象，只可惜文中很少有自己的见解，即使难得有一星半点，也被呈压倒优势的资料所淹没。由于自己没有见地，需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因而面对新出炉的外国文学作品，常常因为没有现成资料可倚恃而束手无策。 还有一种是对作品的疏离和误读。批评者远离作品，在没有仔细研读作品、没有读懂、甚至误读作品的情况下，盲目作出评价，一味炫耀理论，用拗口的新名词吓唬读者。有的甚至未读原作，只掌握大致情节，就急忙去找一种理论来评析，却不幸造成“南辕北辙”的后果。 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缺乏主体意识，缺乏“批评”，失去自我，丢失个性，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我们缺乏良好的批评环境。当前国内的文学批评界，缺乏“批评”意识。举目四顾，大多是功用类似“香水”和“爽身粉”这样的“批评”文章，满纸好话，说者省力，听者舒服，皆大欢喜。久而久之，文学批评成了文学赏析，或者一种软性的文学“广告”。这种风气就像H1N1一样，感染力极强，外国文学批评也染上了只有“赞赏”没有批评的毛病。 其次，批评者由于自卑心理作怪，不期然矮化了自己。我们常常仰视外国文学批评理论，因而陷入一种盲目崇拜。从来不问一问，这些理论存在什么缺陷或局限性，却一味将其奉为经典，常常像帽子一样戴在头上，连论文的副标题都要冠以“××主义理论批评”。 最后，外语学习者的思维定势的影响。一大部分外国文学研究者，都是学外语出身的。在我们的文化修炼期，即在学习不属于自己国家的语言的时候，一般不会采取怀疑、批评的态度，相反常常是全盘接受，慢慢消化的。久而久之，批评的锋芒逐渐钝化，并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当然也殃及后来所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 我们认为，在借鉴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务必要坚守批评的主体意识，保持批评的独立人格；不能丧失自己的判断，成为他人的“传声筒”。 我们丝毫没有理由自卑。面对不属于本民族文化的外国文学作品，我们固然有自己的不足，例如文化的差异造成了我们认识上的某些局限，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的鉴赏力，但是也许正是这些差异，给了我们独特的鉴赏眼光，如同一个旅行者踏上一块陌生的土地，他新奇的目光，独特于当地人的判断，让他能窥见为人所“无视”的地方，发出新鲜的声音。这种声音无论强弱，因为与众不同而弥足珍贵。这恐怕也是非本族语国家批评者的优势，顾彬正是利用这样的优势而大胆地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了批评。我们的外国文学批评应该、也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声音也许是刺耳的，但可贵。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9-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