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我在网上偶然搜索到苏州大学蒋国保教授发表在2006年第4期 《哲学研究》上《对“颠覆”中国哲学原著之旧注的质疑》一文的摘要，摘要（也就是文章的引言部分）对拙著《还吾庄子》、《还吾老子》与一篇谈到《论语》旧 注错误的短文下断语说：“其实只是任意解释，任意曲解、任意的增字（词）翻译，甚至任意训诂，不仅仅是对原著的断章取义，说严重点，甚至完全是对原著意思 的歪曲”。看到摘要里的四个“任意”，两个“甚至”，我心里十分不安，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竟一点也不自知，还以为自己是严格按照学术规范、训诂原则在进行 研究，以致谬种流传、误人子弟，这还了得。几经周折，我终于看到了全文。读完后我的心彻底放回原处。即使蒋教授列举的罪状全部确凿无疑，也一条都不能上纲上线到他定下的罪名的高度。但是，我在他的文章中却发现多处“刻意”对我的原文“断章取义”，“刻意”“曲解”，“刻意”歪作“训诂”的地方。因为蒋教 授说写作此文是“为了维护学术的尊严，尽学者的职责和良心”，又说：“对我的质疑，衷心欢迎沈先生作反批评，但希望严格按照学术规范进行，若是情绪化的反 批评，我将不作答。”提到这样的高度，就不容许我为了显示自己的虚心或清高而保持沉默。因为通过我们的争论，或许可以使知识界对“学术的尊严”、“学者的 职责和良心”、“学术规范”、“情绪化”的批评与反批评有个更清晰更形象的认识。即使我的反批评文章、进而《还吾庄子》、《还吾老子》成为反面教材、学界 笑柄，我成为反面教员，为知识分子所不齿，也在所不惜。“为了维护学术的尊严，尽学者的职责和良心”作牺牲，也值了。 《哲学研究》的版面珍贵，我不能要求像蒋教授那样也给我万字篇幅，所以仅举他“刻意”为文的两例。 一 蒋教授首先批评我的是发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的一篇文章《〈论语〉旧注错得惊人》，当时我还不会用电脑写作，此文没留底稿，现在从网上搜索到此文，应该发表出来就这个样子。因不长，先全文转录如下： 四 年前我写成《还吾庄子》，对人说：“《逍遥游》平均两句中一句以上的旧注含有错误，《齐物论》则三句中将近两句的旧注存在问题”，闻言者多不信，通常反问 我：“这怎么可能呢？”好像古人前辈犯了错误，原因要由我来解释。我说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他们的错误就只能当正解存在下去。 现 在，《还吾老子》也已写完了，依我看，《老子》旧注之错误，比之《庄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将《庄子》余篇继续“还”下去之前，我可能还要先“还”一下 《论语》，因为在“还”《老子》的过程中，我顺带又发现《论语》旧注的错误也不少。根据我“还”老庄的经验，可能一不小心又“还”出个“有过之而无不及” 来。 听 说我要“还”《论语》，即便承认我“还”老庄是有理、成功的朋友也紧张起来，劝我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论语》不像庄老，是真正几千年来的官方钦定 经典，多少智者专家为之皓首穷经，又有多少书生能将之倒背如流，你说《论语》注释训诂错得十分严重，这怎么可能呢？要知道，自有科举取士以来，历代多将 《论语》中的某句话作考题。《论语》可以说被研究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你到何处爆冷门去？ 我想举个例子来回应这个问题。 《论 语·学而》第一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段话，现在通常译如：“君子不庄重则不威 严，所学就不稳固。以忠诚守信为主，不要与不如自己的人交往。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此译很忠实于《论语》，但这段译文中可商榷斟酌之处就很多，本文中 我单拈出“无友不如己者”一句来讨论。 照现在译法，这句话于理明显不通。这使我想起看到过的一则小幽默： 妈妈：你不要跟××玩，他是个坏孩子。 儿子：对，妈妈，但××可以跟我玩，我是个好儿子。 孔 子的逻辑认知水平似乎跟小幽默里的“妈妈”一样高，两千年的时间长度，不足以成为替孔子的低智商辩护的理由。尽管宋代的钦命疏解说：“无友不如己者，言无 得以忠信不如己者为友也”，其实一样逃不出这个逻辑怪圈。你不以忠信不如己者为友，那么，你忠信不如彼者依同理也不以你为友，理论上应有忠信彼此平等者， 实际上非彼不如己，即已不如彼，则忠信者“无友”也。 依 我“还”老庄之经验，这句里一定有哪个关键词被误解了，一查，果然。《说文解字》：“如，从随也，从女，从口。”这个会意字，取义于在父系社会中，女子一 生依附于人。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由“从随”义，引申出“宜”义。《墨子·贵义》“则子如劝我者也”，据毕沅考证，别本“如”作“宜”。 《孟子·公孙丑下》“寡人如就见者也”，黄生《义封》：“如，犹宜也。”本句中“如”，作“宜”解意思就很通了。“不如己者”即“不宜己者”，这是种委婉 的说法，也是就是对己有害者。不和可能对己行忠信之道有害的人交朋友，而这种人表面上可能阿谀奉承，讨你欢心，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忠告。 我顺便查了一下，《论语》中应作“宜”解的“如”还有几处。如《八佾》篇：“子曰：‘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也。’”《述而》篇：“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桓魁其如予何”作“其宜予何”解，则“宜”即“不宜”义，也是委婉修辞。而 《八佾》篇中句，历来解为：“边地蛮族有君主，不如中土没有君主。”金良年《论语译注》中说：“据说，后来女真人打到山东时，曾对着孔子的像斥责他说了这 句话”，如果早把这句话解为：“边地蛮族出现了有道明君，不正该（宜）夏朝诸侯各邦灭亡了吗？”也许就不至于产生这种民族误解了。 《论语》旧注错得惊人，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呢？不知我是否以此例说明了。 蒋教授对拙文的批评是：“其一，所谓《论语》旧注，是相对《论语》今注而言的，主要是指两汉到清朝末年这两千多年间的《论语》注释。可沈先生据以批评‘旧注错得惊人’的例证，在大多学人眼里，却属于‘今译’，‘今译’之误，咎不在旧注。” 这就是科班出身学者占优势的地方，一上来先界定概念，不动声色地抢到了话语权。 “旧注”相对“今注”而言，这话不错，但是，我使用的“旧注”概念却是与他的界定很不同的。我是把我之前的注释都称之为“旧注”的。陈鼓应先生的《庄子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今注”概念的。而照蒋教授的说法，旧注到清朝末年为止，尽管他有意加了个“主要”，但这样定义给人的信息，“旧注”是有时间段的，就像1840年前是古代文学，1840－1919年是近代文学，1919－1949是现代文学，1949至今是当代文学一样。尽管对时间界限有不同看法，但按时间段来划分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则是文学史界的共识。但我却不知道划分“旧注”“今注”也有时间界限，也是学术界或注释界（如果有这一界）的共识。如果我和陈鼓应先生以前错用了“旧注”、“今注”的概念，请蒋教授有以教我。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今译’之误，咎不在旧注”。何以见得？这个结论，是可以从“今译”不同于“旧注”的前提直接推理出来的吗？就从文中涉及到的“无友不如己者”，凭什么说“‘今译’之误，咎不在旧注”？这正是需要蒋教授加以证明的地方，却这样一笔带过了。腾挪术虽好，窃以为不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来批评的，未知蒋教授以为然否？ 接着，蒋教授揪住我说“此译很忠实《论语》”，指出“问题是，‘很忠实于《论语》’与‘很忠实于《论语》旧注’是两个概念”，进而得出结论，“由此看来，沈先生似乎不是在批评《论语》那一章的旧注错误不少，而是在批评孔子那句话本身‘可商榷斟酌之处就很多’”。 然 而我的原文明明是“此译很忠实《论语》，但这段译文中可商榷斟酌之处就很多”，指明说的是“译文”。我手边没有原稿，不知道原稿上有没有在“忠实”两字上 打上引号，但即使没有打引号，前后句联系起来看，也可以知道“忠实”是幽默的说法，不至于误会我“是在批评孔子那句话本身‘可商榷斟酌之处就很多’”。当 然首先是我不好，写有关学术的文章怎么可以随便幽默，使或许没有幽默感的读者义愤填膺呢？我决不会以我本不是以写一本正经学术论文的态度来写这篇文章为理 由替自己辩护，因为我相信蒋教授决不是没有幽默感，他也没有误解我傻到要去“批评孔子那句话本身”。他接着指出，我的论述“显然是说孔子的话本不错，而那个译文（按照蒋教授对我的文字这么把细顶真的态度，我不能不投桃报李地指出，“译文”是不能以“个”为量词的）误解了孔子的话”。蒋教 授为什么要把我的一句话腰斩两段，又“特意删去”（此四个字出处以后会说到）“这段译文”这关键词，作不符合哪怕不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引用，“就很令人费解 了”。（这句引文的出处是：“这样一来，沈先生究竟是批评孔子的那句话错误不少，还是批评对那句话的注解错误很多，就很令人费解了。”） 蒋教 授接着说：“沈先生以这段话举例是要说明，以往学者关于这段话的翻译错误不少，而他们所以出错，是因为他们将其中‘无友不如己者’一句里的关键词‘如’错 误地理解为‘如同’。他认为‘如’不应解作‘如同’，而应作‘宜’解：‘“不如己者”即“不宜己者”，这是种委婉的说法，也就是对己有害者。’” 终于说到正题上了，我心头一喜，但仔细一看，又吓了一跳。我立刻找我的原文来看，又松了一口气。我没有说过“‘如’不应解作‘如同’”这样的昏话，是蒋教授不动声色的栽给我的。我怎么会“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不如”的“如”解作“如同”，“不如”就是“不像”的意思呢？别人不要笑话我，怎么连“不如”是“不及”、“比不上”的意思都不知道，这样的水平还敢来“颠覆”《老子》、《庄子》、《论语》的“旧注”。我真想对蒋教授说一句上海人常说的话：“你不要来害我！”但我与蒋教授素昧平生，无怨无仇，他为什么要使这阴招来陷害我？难道他真的“认为”“不如”是“不如同”的意思？我又实在不敢相信。我只能再说一遍：这“就很令人费解了”。 蒋教授接着往下说：“‘宜’作‘如’解，训诂学上的根据并不充分……沈先生提出一条，但我认为仅凭那一条远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训 诂学确实有孤证不足为据的说法。但因为资料等条件的局限，有时候只能提出孤证，也不能说明此一说即是毫无根据的“任意”乱说，只不过是说服力不够罢了。而 且，引一条旁证，但以此说法能使句子文理通顺，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加上旁证，就不是孤证。但我把“如”解作“宜”，却是举了明明两条外证：《墨 子·贵义》“则子如劝我者也”，据毕沅考证，别本“如”作“宜”。《孟子·公孙丑下》“寡人如就见者也”，黄生《义封》：“如，犹宜也。”我才疏学浅，这 两条外证是从《故训汇纂》中查到的，也许不合训诂学的规范，但至少说明：一，不是孤证；二，辞书里有“如”作“宜”解的义项，“不能算作”我的“新 解”。（蒋教授在此文的后面说： “将‘据梧’解为‘弹琴’，司马彪早已有言，不能算作沈先生的‘新解’。”这也是“很令人费解”的话，好像我在什么地方说过“将‘据梧’解为‘弹琴’”是 我的“新解”似的。而我在《还吾庄子》中证明“‘据梧’应解为‘弹琴’”时，恰恰首先说“司马彪注‘梧’为‘琴’，崔撰也从其说”。考证、训诂，言必有 据，孤证还不能算数，在“将‘据梧’解为‘弹琴’”这样的问题上，我怎么可能提出前无古人的“新解”呢？而没有看过《还吾庄子》，却稍具有训诂学常识的 人，会以为我说过这样“无知无畏”的话，这不又是在害我吗？窃以为这样的叙述，不仅不合学术规范，还是欠厚道的。）蒋教授怎么会看走眼，把两条证据看作一条证据，以合“孤证不足为据”的训诂约定俗成的原则呢？况且文中我还举出了《论语》的三条内证，就算蒋教授对这三条内证中的两条的否定都正确，毕竟还有一条他没有提出否定之词，加上我给出的外证（就算一条吧），也不是孤证了。蒋教授当然有权利说他“认为”这些证据还不充分，但他不要说我是孤证呀，更不能据此说明我是“任意训诂”吧？ 但蒋教授接着向我演示的对“如”、“宜”的训诂真使我开了眼界了。 他训诂：“‘如’在《尔雅·释天》中释为‘二月为如’，‘如’是二月的别称；‘宜’见于《书·泰誓上》、《礼记·王制》，据《孔传》和郑玄的注，它是一种祭名……”，他因此得出结论：“而许慎《说文解字》将‘如’作会意字解为‘从随也’，显然是强调了‘如’的后起意。” 我真不知道他大学里是跟哪位老师学的训诂学（这话有些情绪化，蒋教授不必作答），会根据《尔雅·释天》里对“如”的解释，来断定许慎根据六书原则给出的“如”的解释是“后起意”，还“显然”。这就像引用《左传》中说齐桓公的名字叫“小白”，就断定《说文解字》说：“白，西方色也……物色白”“显然是强调了‘白’的后起意”。 但更让我吃惊的是，蒋教授居然在后面说：“因为就我看到的材料而论，反倒足以证明‘如’不能作‘宜’解。”而且“为证明这一点”，还“不妨举三例来谈”。不需文科硕士、博士、教授，只要稍具古代汉语常识的人，也知道训诂学从来只有证明甲字和乙字可以通假，而没有证明甲字和乙字不能通假的。如果蒋教 授的证明可以成立，那就要诞生一门全新的训诂学了。所举三例，“证明”水平实在太低，不再赘述。但正像他批评我的“偏偏要绕弯子”，他要证明“‘如’不能 作‘宜’解”，何必“绕弯子”去“举三例”，把我所举、也是辞书载入的两例（哪怕一例也好）中的“如”证明不能作“宜”解，不是更直截了当吗？蒋教授明明知道“绕弯子”不合“学术规范”，而自己“偏偏要绕弯子”，是要享受一下“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特权吗？（这句话也有点情绪化，蒋教授不必作答。） 然而，最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蒋教授这么七兜八绕，不怕在其他读过些书、有点古文基础的读者面前出乖露丑，要证明我把“无友不如己者”的“如”解作“宜”是“任意训诂”，绝对错了，目的何在？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和不适宜（‘有害于’的委婉说法）自己的人交朋友”，总比“不要和不及（或者按照蒋教授的理解为‘不如同’、‘不像’）自己的人交朋友”来得通顺吧？为什么坚持孔子说的是于情理不通的话呢？难道蒋教 授曾经为解通这“看上去不通”的话作过“引以自豪”的博士论文。、？即便如此，看到我的有一定根据的“新解”，不说从善如流，也该讳莫如深吧。读者去看看 他文中关于“如”还作“如”（不知道是不是“如同”的意思）解也能说通的一大篇我不知其所云的辩解，或许可以知道他的深刻用意，我这辈子恐怕是猜不透了。 但到底是我“任意”，还是他“刻意”，读者应该可以清楚一些了吧。 再看下一例。 二 这一例是蒋教授“仅就他（指我，沈善增）引以自傲的注释提几个问题”中的一例。 蒋教 授批评我把《庄子·齐物论》中“惠子之据梧”的“据梧”解为“弹琴”。他在这段文字的最后归结说：“他又说《庄子》中尚有几段文字可以佐证‘槁梧’为 ‘琴’，可是他提到的那段文字（注意，前面是“几段”，这里变成了“那段”）非但不足以佐证此解，反倒足以说明他在误解。那段文字就是《山木》篇中的‘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猋氏之风’。沈先生认为此话中的‘槁木’就是‘“琴” 的代称，“据槁木”就是“据梧”，也就是弹琴’。如不看原文，沈先生此解大可以瞒过读者的眼睛，但一查原文，方知道他有意删去了紧接“风”字下的四句： ‘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角。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古人注云：无其数，是指‘无节奏’；无宫角，是指‘无音律’。从这个注可明，‘据槁 木’不是弹琴，因为如是弹琴，何以谓‘无其数’、‘无宫角’；况且，‘木声与人声’云云，不啻道明孔子当时是敲击着树木在咏唱。所以，‘左据槁木，右击槁 枝’，只能理解为：‘左手拿着一节枯木头，右手拿着一根枯树枝敲击之’，当别无它解。因此，沈先生为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而特意删去上引四句，这种做法有违 学术规范，使人不得不对他的治学态度产生怀疑。” 我看了这段批判文字忍俊不禁，为什么？看了《还吾庄子》的有关原文就可以知道了： 《庄子》中还有几段文字，可作“槁梧”是“琴”的佐证。《山木》篇：“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猋氏之风。”《让王》：“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可见“左据槁木，右击槁枝”，就是“弦歌鼓琴”的形象，“槁木”自然就是“琴”的代称，“据槁木”就是“据梧”，也就是弹琴。 这下，读者可以明白我上面要“特意”指出“前面是‘几段’，这里变成了‘那段’”的道理了吧。我明明是将两则例子对照起来，才得出“‘左据槁木，右击槁枝’，就是‘弦歌鼓琴’的形象，‘槁木’自然就是‘琴’的代称，‘据槁木’就是‘据梧’，也就是弹琴”的结论，但经他断章取义地引用过后，变成我“为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而特意删去上引四句”，这能不让我佩服他的治学态度，不，应该说是治学本领吗？ 再 从他由“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角”，得出孔子是“‘左手拿着一节枯木头，右手拿着一根枯树枝敲击之’，当别无它解”，可以领教他是如何严格按照学 术规范进行研究的。就算“无其数，是指‘无节奏’；无宫角，是指‘无音律’”，也得不出孔子只能是在敲树枝。稍具音乐常识的人都该知道，打击乐，无论敲什 么，敲的就是节奏，所以，从“无节奏”来推定孔子不是在弹琴，而是在敲树枝，是很荒谬的推理，我想，不会是仅我一人看到这里哑然失笑。同样，“无宫角，是 指‘无音律’”，也可以指弹不成调，弹不准音，一样也推不出孔子只能是在敲树枝。为什么蒋教授要斩钉截铁地说“当别无它解”，难道他也“心虚”吗？（蒋教 授在文章另一处说：“沈先生毕竟有点心虚，所以在书中又特意申明，即便有人能证明先秦‘道’字确有言说之涵义，也不足以否定他的创见，因为他的更为重要的 创见在于确立和论证‘恒’才是《老子》最基本的范畴。”这段话是怎么歪曲《还吾老子》的原文原意的，我就不在这里说了，只要去读一下《还吾老子》即可明 白。我这里只是要说明，质疑他“心虚”，还不是肯定地说他“毕竟有点心虚”，应该不能算“情绪化”语言。） 但 不管他是否“心虚”，更让我佩服的还是他的胆量。就算他认定不会有人去读《还吾庄子》，或者即使读了也不会像他那样下功夫，或者就是读出问题也不会出来管 闲事；但陈蔡绝粮，是孔子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史书多有记载，《史记》就说其时“孔子讲诵弦歌不衰”，说孔子敲着树枝唱歌，我倒是头一回听说，难道蒋教授真以为天下除了他研究儒学，就没有人读有关孔子的书，“瞒过读者的眼睛”，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吗？至此，我对蒋教授的治学态度是毫不怀疑了，我不得不对他的什么怀疑呢？请读者自己在肚里给个词吧，免得我掉出个“情绪化”的词来。 最后，我还是不得不说说我的疑惑。即使在大批判文章盛行，被批判对象毫无发言权的年代，也就是蒋教授在北大当工农兵大学生的年代，发表在正规报刊上的“遵命”的万字大批判文章，也不至于把文章做得这么不入流。你不能使我心服口服，至少也要能让《哲学研究》这样的核心刊物、权威刊物的读者看得过去吧？我想蒋教授虽然是苏州大学的哲学系主任，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万字长文的机会不会太多吧？不说“学者的职责和良心”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他因何要为了批倒我这学术界的圈外人，敢冒可能被圈内人所鄙视的风险呢？我再“任意”，也是认识问题、水平问题，而他的“刻意”，我想，不止我一个人会认为是品质问题、良心问题。难道他真以为只要我没看到，就“可以瞒过读者的眼睛”吗？ 但如果真如蒋教授所愿，就此开展有关“学术的尊严”、“学术规范”、“学者的职责与良心”的讨论，我想无论如何，蒋教授此举是得其所哉。《哲学研究》刊载此文，大概也有此用意在吧。感谢刊物给我反批评的机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