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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总觉得矮人三分，气消胆夺；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洋人在中国人面前，总显得气吞山河，志逞风雷。当然，“中国人”前边，应该加上“有些”，“外国人”顶上，也该冠以“部分”，因为，不自卑的中国人和不傲慢的外国人，毕竟还是大多数。 然而，那一部分卑贱的中国人的种子，却是绵延不绝的，从《官场现形记》中的文制台大人开始，代有传人，——你只要看看我们的某些“著名作家”见了外国的“汉学家”和“诺奖评委”的表情，看看他们拿到外国的“大奖”便想“校正”中国读者的神态，便可知吾言之不虚也；同样，那一部分傲慢的洋人，也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他们一谈到中国的事情，就显得特别狂傲自大，气势凌人，语气里充满了鄙夷和不屑，那情形，就仿佛泰森在嘲笑潇湘馆里的林妹妹体质太弱，就好像洛克菲勒在挖苦乡下来的刘姥姥钱包太瘪。 各位看官，你道我今天好端端的，为甚不清茶一杯，好友二三，说些让人心花怒放、击碎唾壶的开心事，却要将那没出息的国人和没厘头的洋人拿来说事？ 说来全都怪在下我克己的功夫差，隐忍的能耐低，听到那不平事，见到那窝心事，总要攘臂而起，拍“板砖”三块，放“暗箭”两支，除了招怨树敌，惹得自家人见人烦，也坏了列位的好心情。 话休絮烦。却说，前日，远在天涯海角的张浩文教授，发来一个邮件，我打开来一看，原来是德国波恩大学“著名的汉学家”顾宾（Wolfgang Kubin)，又译“顾彬”）接受“德国之声”的访谈录。又是这位放言无忌的先生！ 顾宾此人我不陌生，相信许多人也都记得他。20年前，此人在德国的莱圣斯堡召开的以“现代中国文学大同世界”为主题的研讨会上，纵横捭阖，大言无实，狂捧杨炼和北岛等大陆诗人，猛贬台湾的诗歌，说他读了台湾所有的现代诗，没有发现一首好诗。此言一出，有人欢喜若狂，有人愤愤不平。李昂说她气得“手心直冒汗，心跳加速，强烈的情感使我胸口紧塞”，当即站起来，用“最直接、不客气的话”反驳他。杨炼却高兴得忘乎所以，当即宣布：中国有四大诗人，那就是——屈原、杜甫、李贺，和我杨炼。这个妄人的话，把个夏志清先生气得大呼“狂妄”，驳斥一番，拂袖而去。顾宾的言论，在台湾激起了许多作家的不满和愤怒，也引发了“台湾文学为什么得不到国际公平待遇”的持久而热烈的讨论。此事我在《陶醉的权利与胡说的自由及其他》一文中已有详细批评，此处不赘。但请各位看官记住，顾宾其人妄人也，顾宾其言妄言也，其人不足法，其言不足取，不仅此也，他的言论实在内蕴着二桃杀三士的因子，——差点让我两岸同胞心生嫌隙，反目成仇。 后来，准确地说，是.2004年5月，我在一家专门表扬“当代作家”的杂志上，读到了顾宾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圣人笑吗？——评王蒙的幽默》，译者是王霄兵女士。文章不长，但是，写得东拉西扯，混乱而空洞，其中的一些判断，随意而任性，根本经不住推敲。例如，他说，《坚硬的稀粥》的主旨，是“对笼罩中国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的批判”，就是一种匪夷所思的阐释；例如，他说，在1976年以前的中国和1989年之前的苏联，“如要笑话毛泽东或斯大林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句话，至少有一半是靠不住的，因为，西尼亚夫斯基在《笑话里的笑话》一书中明确地说，在德国没有人敢讲希特勒的笑话，但在那时的“苏联”什么人的“笑话”都可以讲，而且事实上大家也的确都在讲。——看来，顾宾先生不仅错把“苏联”当“德国”，而且在做学问上，也缺乏那种“例不十，法不立”的老实态度。靠这样的迂疏寡陋的文章，做讲师似乎都不够格。幸运的是，顾宾先生研究的是“汉学”，身处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宽阔地带，没有人跟他竞争，也没有人对他说三道四：德国人不懂汉学，以为他很了不起，中国人不懂德文，心想他的学问也同德国的经济一样发达，因此，应该虚怀若谷地接受他的指导和帮助。这样，长此以往，资浅望轻的顾宾先生就出落成了“堪称权威”的“汉学家”，便进入了一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自由状态。坠茵落溷，富贵在天，咱只能羡慕人家顾宾先生福气好，出生在了歌德和尼采的祖国。 然而，这种无人管束的自由，最终却还是害了顾宾先生。无边的自由导致极度的任性，而极度的任性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无节制的自由使顾宾先生养成了一种天花乱坠、信口开河的坏习惯，中国文学方面的事情，不论懂还是不懂，他都要滔滔不绝地讲上一通。 现在该来看看张教授发来的顾宾先生的访谈了。 在这个访谈节目中，顾宾先生谈了自己对中国作协、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中国作家的问题、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以及对一些具体作家和作品的看法。他像中国文学界派驻德国的发言人，有问必答地讲了很多不着边际的空话和毫无用处的废话。 让我们听听他的高论宏议，并略作评析。 德国之声记者问他：“顾宾教授您好。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作协大会，选出铁凝担任主席，这是继茅盾和巴金之后的第三位中国作协主席。听说您那时正在中国。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顾宾：“我那时是在中国。我对这事不太清楚。反正，可以这么说，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作家都看不起作协。对我们汉学家来说，作协有一个新的主席无所谓。”德国之声记者又问：“那就是说，作协新的主席不需要像以前的茅盾或者巴金那样一定要是最有名的，或者说声望最高的人，是吗？”顾宾：“这个作协一点用处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在中国大陆可以问所有的作家，没有人会主动说到作协，没有人，一个也没有。如果是真正的中国作家，他肯定不要入那个作协。如果他入了以后才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的话，他是很有问题的。一般来说，好的作家不可能跟作协保持什么联系。” 看不起“作协”的作家肯定是有的，但说“这个作协一点用处一点好处都没有”，说“没有人会主动说到作协”，说“如果是真正的中国作家，他肯定不要入那个作协”，说“好的作家不可能跟作协保持什么联系”，却都是不真实的信息。事实上，这个“作协”还是有好处的，例如，至少隔几年，它就会让大家来到首善之区，聚在一起，交流信息，互通有无；事实上，人们也常常会“主动”说到“作协”，无论满意或是不满意，“作协”仍然是人们的一个话题；也许有一些“真正的作家”不愿入“那个作协”，但是，也的确有很多同样“真正的作家”，选择了加入“那个作协”；正像有“好的作家”与顾宾先生保持着“联系”一样，也有一些“好的作家”不仅“可能”而且事实上也的确跟“作协”“保持”着“联系”。 “德国之声”记者接着问道：“听说您最近作了一个报告，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您能不能大体上归纳一下您报告里的内容，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现在这几年存在哪些问题。”顾宾答道：“我只能提到一些我自己觉得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分49年以前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们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另外他根本没办法看外文版的作品。他只能看翻译成中文以后的外国作品。所以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49年以前不少作家认为，我们学外语会丰富我们自己的写作。但是，你问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够破坏我的母语。我估计是这样，为什么49年以后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为什么这些作家肯定比不上49年以前的作家呢，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德国之声”记者问：“您认为这是唯一的问题或者是主要的问题吗？”顾宾答道：“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作家到国外来完全依赖我们汉学家，他们连一句外语也说不出来。完全依赖我们。”顾宾先生这里从外语的修养和水平作比较，倒是说出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差距。但是，他的分析和判断仍然是简单的。为了贬低“当代作家”，他用了很多极端性质的修饰语，例如，“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而把“49年以后的文学”的问题，仅仅归因于外语水平的低下，把它当做“最大的问题”，也是简单化的。中国作家到“国外”来“完全依赖我们汉学家”也许真的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如果德国作家到中国来，是不是可以做到“完全”不“依赖”这边的中国人呢？就我所知，顾宾先生的汉语水平，似乎也并不十分厉害，否则，他的发表在表扬“当代作家”的那家杂志上的短文，便大可不必劳动一个中国人替他翻译成汉语，可见，彼此之间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差别而已，你实在用不着把中国的当代作家说得如此不堪。然而，当“德国之声”的记者说：“如果要您跟中国作家说几句话，您想说什么呢？”顾宾的回答却是：“他们先应该好好掌握他们的母语。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我不知道，一个自己的文章都需要别人译成中文的人，凭什么这么牛皮哄哄的，竟然敢对中国作家的汉语水平评头论足？我不晓得，如果一个仅仅能凭着词典翻译德文作品的中国人，说顾宾先生的德语“非常不好”，教训他“应该好好掌握自己的母语”，顾宾先生又会作何感想？——当然，我不是替中国作家文过饰非。许多作家的汉语水平，的确有问题，的确需要提高，但是，一个外国人气壮如牛地指责“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却叫人觉得滑稽，就像一只企鹅教一只燕子如何飞翔一样滑稽。 让我再说一句跟顾先生较真、顶牛的话，能读外文原著，固然很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就是读不了那些七扭八歪的洋文，似乎也不打紧。李白懂德文吗？不懂。但这不影响他“斗酒诗百篇”，担风袖月做诗仙。杜甫懂英文吗？不懂。但这不妨碍他“下笔如有神”，溅泪惊心做诗圣。曹雪芹一句外语也不会讲，但这影响他的写作了吗？没有。《红楼梦》跟任何一部世界名著作比，都毫不逊色。所以，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讲，外语固然要学，但更为重要的，首先是要热爱并掌握好自己的母语，了解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社会，有勇气写出自己时代的眼泪与欢笑、疼痛与希望。 我知道，我应该怀着好意，来揣想顾宾先生谈论中国文学时的心理。但是，我实在没法忍受他那种过于跋扈的傲慢与自大。他教训中国作家说：“他们应该先学好，用哪一种方法来写作。在这个方面，中国作家的问题太大了。但是，也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的意识是很有问题的，他们的视野是非常有问题的。好像他们还是卡在一个小房子里头，不敢打开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所以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它自己的声音，从文学来看，没有。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也许顾宾先生的话没有说错，也许我们的“意识”的确“很有问题”，也许我们的确没有自己的“声音”，但是，即使这样，又岂是一个“胆子特别小”能够解释的？当记者问他这是不是跟“环境”有关系，他的回答是：“也可能。但是不要老说是外在的条件不允许我。我觉得一个中国作家不应该老是说历史的条件不允许我这样或者那样，我觉得这是开玩笑。因为，如果一个作家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话，他不要考虑他将来会碰到什么困难，他应该跟当时的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地说话。”什么叫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就是。他不知道，如果“外在的条件不允许”，硬要作家“不要考虑他将来会碰到什么困难”，那就近乎强人所难，——除非自己在相同的环境里，已做到了他所提倡的事情，否则，我们简直要怀疑他的动机和人格了。 顾宾先生好像跟垃圾前世有仇，因为，他总是趋向于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统统比作垃圾。他对“美女文学”没有好感，毫不客气地说：“开玩笑。这不是文学，这是垃圾。”他对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屑一顾：“诺贝尔文学奖是次要的。谁写得不好，谁才能够得。如果谁能够写作，一辈子没有什么希望。所以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垃圾。”中国的“美女文学”的确境界和格调不高，但也不好简单地一概斥之为“垃圾”；至于诺贝尔文学奖，这几年的情况固然令人失望，但是，却远没有差到类同“垃圾”的程度。 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宾先生是热爱中国文学的，是真心希望中国的文学好起来。例如，他就拒绝接受某些中国人的“诗歌已经死了”的宣判，坦率而热情地说：“诗歌怎么可能死了呢？如果在中国死了，那好吧，让它在中国死吧，在德国（它）还‘活’。如果有一个中国诗人来德国的话，我们给他开朗诵会，肯定会来50个人，100个人，我们肯定会出他们的诗集。中国作家在德国，用德文出的诗集多得要命，中国诗歌在德国不可能死。”不仅如此，顾宾先生还愿意和德国一道做中国文学的知音甚至拯救者。“德国之声”记者问他：“现在中国作协推出一个计划，说是要推出100本中国作品，翻译成外文，让中国文学更大步地走向世界。您是怎么看这个计划的，它有意义吗？”顾宾的回答是：“这个可能对美国有意义，对德国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基本上把中国文学作品已经都翻成德文了。基本上，中国作家，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作者，肯定有什么德文版本。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帮助。但是美国是很有问题的，他们肯定会需要，因为他们翻译得比较少。”也许顾宾先生真的有“基本上”把中国文学作品“都翻成德文”的良好愿望和想法，但是，如果说他“已经”做到了，那么，我有充分的依据，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我敢肯定有几部很重要的当代小说尚未被译成德文，例如，吾乡作家陈忠实所著之《白鹿原》、路遥所著之《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顾宾先生说：“……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问题就在中国本身，中国人根本不给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什么地位。”在中国，不给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地位”的人肯定有，但是，我们对那些似乎慷慨的“我们外国人”，也要按照孔夫子的教导——听其言而观其行，而且，还要记住另外一句中国的成语，道是：“口惠而实不至。” “德国之声”的记者还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您对中国最近一些年出的作品是否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狼图腾》？”顾宾先生的回答是：“《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对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大体上也是，但是，一些在德国人看来，似乎很正常的事情，对一个中国人来讲，其实离“法西斯主义”并不遥远，例如，一种文化上的自大和傲慢，例如，谈论其他民族时表现出的“种族主义”优越感。而对付不可一世的妄自尊大，我们的策略是有的，那就是亚圣孟子留下的遗训：“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对那些高视阔步、目中无人的“我们外国人”，我们的态度，似乎也正应该是这样的，“说洋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