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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10年11月15日《国学》版，刊登了何丽野先生《“仁”与“智”》一文。该文强调：“‘仁’的外在表现并不是智，而是看起来有点愚”。由此可以推断，在何先生看来，孔子以为“智”虽与“仁”有密切的关系，但“仁”的外在表现不是“智”而是“愚”。我认为这个看法有值得商榷之处。 孔子的学说可以“仁学”名之。“仁学”思想之核心在于以“五常”规范人的道德本质。但“五常”在孔子看来非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关系：“仁”为体，其余四常（义、礼、智、信）为用。“仁”是指由血缘亲情推出来的关爱人的真情感。孔子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则此真情感在孔子看来便是人之本体。人的道德本体是内在的，所以孔子既强调：“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又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这两个强调，各有侧重：一个（前者）是说任何人只要愿意顺着自己的道德本体行事，“仁”的实践理性就得以显现，“仁”就由内在的做人之本质转为外在的做人之意义与价值；一个（后者）是说“仁”的内在意义向外在意义的转化，其动力不是来源于外人的督促与帮助，完全取决于个体人自身之自觉的道德实践，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相对于“仁”，“义者，宜也”，“义”是指人的行为合乎“仁”的规范；“礼者，节之准也”（《荀子·致士》），“礼者，所以正身也”（《荀子·修身》），“礼”是指以“仁”约束人的行为，使之不违背做人的准则。“义”与“礼”的不同，仅仅在于“义”内“礼”外：“义”是人主动、积极地求自己的言行合乎“仁”，而“礼”则是人被动、消极地约束自己、使自己在言行上不至于背离“仁”的规范；“智者利仁”（《论语·里仁》），“智”是指人真正了解自己实践“仁”的“利”之所在，即真正懂得人要实现其生存价值根本在于行为要合乎“仁”；“信者，诚也”（许慎《说文解字》第52页，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信是指人与人交际之时真诚待人。真诚待人在儒家看来也就是以“义”待人，所以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强调讲信用要符合义，只有符合义，其所谓信用才行得通，否则，徒有讲信用的空名，其所言所语并不能真正得以实行。“五常”关系，既然如上所论，是体用关系，那么从道理上讲（有“体”就有“用”，有“用”就有“体”，体用不二、体用相即），“仁”一旦发用，作为其体现者就只能是“义、礼、智、信”。既然如此，以为“仁”的表现是“愚”而不是“智”这一见解，就只能是因不了解“五常”之体用关系而造成的误解，殊不知“愚”既与“仁”构不成体用关系，它又怎么能够作为“仁”的外在表现呢？！ 就体用关系来把握“仁”与“智”的关系，那么只能得出这样的见解：智者未必“仁”，但仁者一定“智”。虽然孔子没有明确地说过“仁者必智”之类的话，但仔细分析《论语》中那些涉及“知”的话语，就不难发现孔子实际上确实认为“仁者一定有‘智’”。《论语》未见“智”字，而根据杨伯峻《论语词典》中的统计，“知”字却出现了116次。“知”在《论语》中不外乎三种含义：知识（名词）、知道（动词）、通“智”。其中作“知道”用者最多，有八十九次；作“知识”用者最少，只有二次；此外皆作为“智”之通假字用。此类用法，共出现二十五次，其中“仁者”、“知者”并提的说法只有这么三条：“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从这三条说法来看，知者的长处在于“不惑”。但知者的“不惑”，主要不是指知识理性意义上的不迷惑，而是特指对于“仁”的不迷惑，即懂得“利仁”。“利仁”与“安仁”，虽境界高低不同，但这高低毕竟只能说明仁者、智者到达“仁”的状态各不相同，并不意味着仁者未必有“智”、智者未必有“仁”，而恰恰意味着在以“仁”为理想的价值取向上“仁者”与“智者”是一致的，无本质的差别。“仁者”与“智者”本质上的一致性，就决定了仁者一定有“智”。否则，仁者又如何能做到“不忧”。儒家之“不忧”，作为一种乐观的生活状态，主要不是取决于道德性的消解生活之困境与苦难，而主要取决于智慧地对待与处理生活之困境与苦难。所谓“诗意的生活”，应该就是“仁者”生活态度的真实写照。这应该是一种高度智慧的生活态度。由这样的生活态度我们亦不难体悟“仁者一定有‘智’”。 既然“仁者一定有‘智’”，那么硬说“仁”的外在表现是“愚”就只能是误解。“愚”这个词，在《论语》中，非但不是与“仁”构成必要关系的词，而且正如“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一句所显示的，它正是“智”的反意词。“愚”既是“智”的反意词，它又怎么能作为“仁”的表现？！而何先生之所以认为“愚”为“仁”的表现，究其认识上的原因，是将《论语》中的仁者看作不善于说话、容易受骗的愚者。可何先生引用以说明“仁者”是“容易受骗的愚者”的话语，只是这样二句：“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但我认为，据这二句断言仁者是“容易受骗的愚者”，是明显的误解。理由是：前一句非但不是讲仁者是愚者，反倒是强调仁者是智者。该句是孔子用来回答宰我的“刁难”之问：有一个人掉下水井，如果“仁者”不去救的话，就是不“仁”；如果跳下井去救的话，就是不“智”。孔子正是针对这一“刁难”而明确地回答说：仁者即是智者，欺压他可以办到，但不能将他当傻子糊弄，这办不到。后一句并不是在讲仁者如何变为愚者，它只是在讲一个一般的道理：一个人如果只喜好“仁”而不喜好以“学”通其理的话，就不能实现仁智一体，他也就为“愚”所蔽。在该句中，为“愚”所蔽，不是说“好仁不好学”者原先是个仁者而因为不好学而变成愚者，而是说任何人如不通过“学”以通“仁”之所以为“仁”的道理的话，他就不可能变成仁者，只能变成愚者。 （苏州大学哲学系） 《“仁”与“智”》作者对上文的回应（摘要） 一、把仁与智理解为“体用”关系，是孔子以后的宋明理学的思想。这样做的前提是把“知”理解为“德性之知”。而这只是后世儒家的理解，孔子并无这样的说法。不能把后人和自己的理解说成是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智，更近于老子的“智慧”即智谋。《论语》中关于仁与智对立的论述是很明确的。当然仁与智两者也有联系，但这个联系是以两者的对立为前提的。 二、“利”在孔子那里一直就是与“仁义”相对立的。仁者是出于天性而行仁，知者是为利而行仁。两者霄壤之别，怎么能说是“无本质的差别”呢？ 三、我对“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两句的理解是“单纯的仁者容易受骗”，这是有前人文本作为根据的。蒋文批评我是“误解”，根据却只是这个说法不符合他自己的理解。 四、孔子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把“仁”与“智”对立，我认为可能跟老子的思想有关。孔子对老子的思想显然是了解的，也赞同真正的道德必须出自于“自然”的思想。他与老子不同的只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认为还必须强调礼的外在约束和规范性，而这就需要学习。所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仁者因此也是一个智者。但仁与智的关系到底怎么处理好，孔子是没有解决的，而这也为后人留下了争论的余地。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2月21日15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