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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①发表已经一个多世纪了。这篇不长的文章对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相应的文化政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由于列宁的这篇文章直接启迪了毛泽东，其中不少论述确实可以见诸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由于《讲话》直接影响了近半个多世纪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因此，“文革”结束后，人们在反思我国理论界长期流行“左”的文艺思潮的同时，也开始对列宁的这篇文章，乃至于对毛泽东的《讲话》都提出了质疑。如有学者认为： 列宁强调的重点不再是马恩当年强调的现实主义、写真实、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是“党的文学的原则”，即文学事业要成为党所开动的革命机器（党的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这是列宁美学（文艺思想）对马恩美学（文艺思想）的巨大改变，也是列宁与马恩的巨大差别。对于列宁的美学（文艺思想）论著，中国读者最熟悉、引用率最高、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1905年发表的集中阐述文学党性原则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近年来改译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其实没有必要，内容实质没有什么改变），以及随后十来年间（1910年前后数年）有关托尔斯泰的一系列文章和给高尔基的信。它们也的确是列宁美学（文艺思想）的代表作。其中《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尤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圣经。② 作者还在文中这样批评该文： 列宁在上面所引最后一句话里一连用了几个意思相近、步步加重的副词“必须无论如何一定成为”，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一连用几个“最最最……”一样，可见他强调的力度和急切的心情。他是在引起读者的加倍注意：你的“自由”必须服从“党性”。打个比方：“自由”是天上的“云”，“党性”是整个的“天”，文学再“自由”也跑不出“天”去；或者，“自由”是孙悟空自如翻滚的斤斗，他再“自由”翻滚，一个斤斗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总之，文学的党性比天大。这里的党的文学的“自由”就如闻一多当年所说的作格律诗：带着镣铐跳舞。③ 今天，对该文的评价真可谓毁誉不一。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准确把握这篇文章的基本内涵，如何准确把握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语境，是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应该重视的大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重读列宁的这篇文章。 历史唯物主义考察问题的方法告诉我们，要把特定事件、特定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今天我们讨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也不得不关注该文发表的历史环境和特定的历史语境。 列宁的这篇文章载于1905年11月13日《新生活报》，瞿秋白、博古等党的早期理论家都翻译过这篇文章，值得注意的是，1942年5月14日，《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时，时任《解放日报》负责人的博古还为该文写了一个“译者的话”： 这篇论文是列宁在1905年从国外回来加入《新生活》编辑委员会后第三天写的，发表于该年11月26日出版的《新生活》第12期。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十月政治罢工，成了全俄的罢工，它包括了差不多所有一切的人，一直到最落后的阶级……国内全部生活已陷于停顿，政府力量早已被麻痹”（《联共党史》）。在十月总罢工的基础上，产生了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工人们用革命手段自动地实现民主改革，藐视政府和法律，实行了言论出版的自由。这便使合法的和非法的刊物之间的区别开始泯灭了，这便使列宁尖锐地提出了党的文学的问题。 同时，列宁这篇论文，亦是针对着巴尔蒙特之类的颓废派作家的。巴尔蒙特之类的文学家，当时的确企图建立什么超阶级的无党派的文学，自以为是高尚情思的文人代表，向无产阶级要求文学的自由，也在说什么革命政党不应当攻击“‘对于革命其实是有益无害’的文学——超然的文学。正是列宁和布尔塞维克出来坚决的反对了这种‘超人’的文学理论。列宁那篇著名的文章，《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部分地说起来——也是为着这个问题而写的”④。在目前，当我们正在整顿三风，讨论文艺上的若干问题时，这论文对我们当有极重大的意义。特译出全文，以供研讨。 博古所写“译者的话”不仅准确地说明了列宁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准确解读该文的基本精神。 列宁发表这篇文章时，正是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时期。1905年初开始的人民革命运动到秋天进入了高潮，十月全俄政治罢工预示着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人民武装起义迫在眉睫。沙皇政府慑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被迫于11月17日颁布了一项《宣言》，答应给人民以一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同意召集杜马会议。正是在革命形势急速发展的情况下，列宁于11月8日从国外回到圣彼得堡，直接主持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工作，指导全党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断提高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主体的民主派力量的觉悟，从各方面为武装起义做好准备。列宁认为，要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必须进行改组，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他一回国就在布尔什维克第一个合法机关报《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有：《论党的改组》、《无产阶级和农民》、《军队和革命》、《向敌人学习》、《革命的文牍主义和革命事业》、《垂死的专制制度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社会主义和宗教》等，《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是其中的一篇。这些文章的内容主要是分析十月全俄政治罢工以后的革命形势和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动向，阐述俄国无产阶级新的斗争任务，提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新的工作方式。 由于沙皇政府被迫颁布了给公民部分权利的《宣言》，俄国社会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列宁敏锐地发现并适时地抓住了这个历史变化和机遇。还在回国以前，列宁在给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信中就指出，过去俄国根本没有言论出版自由，要通过党的报刊进行思想领导是无法做到的，现在有了这种可能性。但是要使党的合法报刊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出版物，能担当起思想领导的重任，还必须对党的宣传工作进行必要的改造。 当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孟什维克主张放弃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否认工农联盟，反对武装起义。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人又极力鼓吹“无党性”、“非党性”，以此来掩盖自己反动阶级的党性，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革命队伍内部，某些机会主义者也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客观形势不仅需要在政治、哲学领域内同孟什维克等进行斗争，而且还需要建立党领导的出版社、报纸、书店等，以便发展“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写作事业，加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并划清无产阶级出版物和一切剥削阶级出版物的界限，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想影响，发展无产阶级报刊出版事业。正如列宁当时指出，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双方都在为下一次冲突积蓄力量。在此之前，俄国无产阶级是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的，宣传党的观点只能在“非法”的条件下进行。现在无产阶级已经替俄国争得了“一半的自由”，这样，党就可以公开出版自己的报刊，通过“合法”的途径宣传党的观点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 “译者的话”还提醒人们注意，列宁这篇论文，也是针对着巴尔蒙特之类的颓废派作家的。对颓废(decadence)的理解，西方权威的《牛津文学术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在19世纪之前出现于文学作品中的一种低俗文学品质或放纵的道德标准的腐朽状态。尽管这个术语在仅次于道德腐败范围内还有不同的解释，但一些作家还是在19世纪晚期接受了这种描写方式，虽然这暗示了罗马帝国的堕落与他们的王国之间有着某种骇人听闻的类似……”这个权威的词条说明了即使在欧洲，虽然人们接受了颓废的创作现象，但颓废仍然是一个带有鲜明的贬斥之意的概念。 我们知道巴尔蒙特是最早把象征主义引进到俄国的代表作家之一。这位颓废派诗人曾公开表明了自己颓废主义艺术的个人主义理想：“我仇恨人类，我要赶快从它那儿跑开。我的唯一的祖国，就是我那冷落的灵魂。”“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是他崇尚的美学原则。巴尔蒙特曾积极鼓吹民主革命，为此他曾经被迫流亡海外。但当俄国民主革命真正来临的时候，他马上表现出对革命的失望、抵触，他和后来的十月革命更是格格不入，以至于最终还是选择流亡法国。 更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发表这篇文章时，布尔什维克还远未夺取政权，还根本不是一个执政党，他只是就布尔什维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殊环境中如何发挥文学事业乃至整个党的出版事业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党的报刊宣传状况，提出了党的出版物的原则，论述了党的文字宣传工作，也特指作家们在党的整个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不同于党的其他工作的特点，阐明了党的宣传机构（报刊、出版社、发行部门等等）同党的关系、为党的出版物撰稿的党员作者和党的同情者同党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1、“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来说，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⑤很显然，列宁在这里谈的是为党的出版物撰稿的党员作者和党的同情者同党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列宁提出党员作家应当同党的观点保持一致，绝不容许背离党的观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鲜明的党性，批判“无党性”思想，抵制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列宁所以强调出版物和党员作家的党性问题，是同当时俄国革命所处的历史阶段、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斗争密切相关的。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社会基础极为广泛，除一小撮保皇势力外，各种社会力量都抱着不同的阶级目的参加、支持和同情这场革命，因而革命初看起来具有“全民的”性质。资产阶级为了掩饰本阶级的利益和目的，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全民的”政治代表，宣扬超越阶级、超越党派的“无党性”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则鼓吹“创作的绝对自由”、“批评自由”等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为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这固然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这并不是目的。无产阶级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要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消灭农奴制残余，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为下一步推翻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因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鲜明的党性，批判“无党性”思想，抵制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的侵蚀。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上述资产阶级思想也是有影响的。当时形式上还处于同一党内的孟什维克，在意识形态方面完全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对他们的机关刊物和党员作家没有任何监督。1905年孟什维克代表会议通过的《组织章程》没有规定党同党的机关刊物和党员作者有任何联系。一些孟什维克作者在自由派报刊上发表公然违反党纲的言论。普列汉诺夫则凌驾于党之上，独自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这样就形成了“著作家处在党外，高于党”，“党是党，著作家是著作家，互不相干”的局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⑥ 2、“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⑦列宁在这里确实用了“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但他同时还解释道：“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⑧列宁在这里显然是要用这个比喻解决党的宣传机构同党的关系问题，党员，特别是党员作家和党的关系问题。党的宣传机构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应当旗帜鲜明的宣传党的观点。党的写作事业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摆在党的整个事业的适当的位置，不能摆在整个党的事业之上。 3、“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列宁在文中强调了党对写作事业的领导，必须充分注意写作事业的特殊性，同时他又着重批评了那种打着“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的旗号，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和监督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这些论述就是在今天看来也还是符合创作的基本规律的。列宁反复强调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并对党的出版物的原则作了阐发。列宁认为，党的文字宣传工作应当成为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党办的报纸、杂志以及其他出版物应当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观点、为党的报刊撰稿的作者，特别是党员作者，应当同党的观点保持一致，绝不容许背离党的观点。为了保证上述原则的实施，列宁要求党员作者一定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党组织对违反这个原则、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应采取组织措施，直至清除出党。报纸、杂志、出版社等宣传机构都必须接受党的监督，向党报告工作，并且号召工人党员群众密切关注和监督这方面的工作。 列宁预料到他所阐述的关于党的出版物的思想必然招致巴尔蒙特等主张“创作的绝对自由”的作家的非议，因此用较大的篇幅批驳了“创作的绝对自由”的论调。列宁首先从“结社自由”和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的角度批判了这种论调，并且明确指出，党“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列宁还从阶级对抗社会中的一切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揭露了所谓“创作的绝对自由”，即脱离社会阶级而自由，在阶级社会中是不可能有的，“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正是在这里，列宁直接涉及到文学艺术的阶级性问题，指出资产阶级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对资产阶级的经过伪装的依赖，非阶级的文学艺术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里才有可能。 4、自由的写作“……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⑨列宁在这里确实谈的是文学艺术问题，而且文中多处有关写作和写作事业的论述显然也包括文学，适用于文学，但如果联系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通观全文，又不能说文学问题是这篇文章的唯一内容，这就是这篇文章理解的困难之处。 据当年在延安《解放日报》日报工作的黎辛先生回忆：“这时我在延安《解放日报》任副刊编辑，5月13日，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日报》报社社长博古将他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翻译的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交给我在第四版发表，并告诉我：Литература这个俄语是多义词，瞿秋白同志将它译为‘文学’ （在《海上述林》里，瞿秋白介绍《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时使用的）。我现在先译为‘文学’，以后再仔细推敲。”建国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列宁论文学》一书中，对《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重新译过，对Литература做了几种意译，并加注释，解决了博古在延安赶译时的不足，但20世纪80年代后，将列宁的这篇文章改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同样也还是有缺陷。 首先，文中出现的Литература这个词译法不统一，这个词在一篇文章中出现了多种译法，译成了“出版物”、“写作事业”，却惟独缺失了“文学”，事实上列宁的文章有和巴尔蒙特等颓废派论战的意味，文中多处确实在讨论文学问题。如果我们把20世纪80年代的新译本和60年代的老译本做一个比较，其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如80年代的新译本中“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来说，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这个党组织中去。”“……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等句子中的“写作事业”、“写作者”，在60年代译本中都译为“文学”、“文学家”，联系原文的上下文语境，显然译成“文学”、“文学家”更符合列宁的愿意。但在“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等处表述上，80年代译本和60年代译本其实都一样，都用“报刊”等词凸显了“出版物”的具体内涵。可见，全文的标题翻译成文学或出版物都有缺陷，最好的办法是根据不同的上下文语境区别对待。 其次，在原文中Литература这个词是多义词，可以包括文学的含义，而中文译作“出版物”，文学这层意思就不明显了，甚至很难看出来。事实上，迄今为止，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乃至塞尔维亚文版都译成了“文学”，惟独中文版改成了“出版物”，而原文在字面上与“文学党性原则”是有关联的，但是从中文“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就看不出这种关联了，以至于不了解列宁这篇文章写作背景的读者很难理解作者的真正写作意图。为此，我们还是应当首先忠实于列宁思想的精神实质，至于语言形式上的差异，在翻译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服从于内容。 还要指出的是，虽然列宁的这篇文章早在瞿秋白的《海上述林》里就有译介，但真正发生重大反响，还是在1942年5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后，特别是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毛泽东在《讲话》中不仅引用了列宁“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而且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⑩。尽管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党又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这里的各种提法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的针对性虽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则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劳动人民归根到底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可以说，离开了劳动和劳动人民，就没有人类的历史，当然也就没有人类的文化。但是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民群众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享受文学艺术的权利。文学的党性原则不仅包括使文艺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还应包括领导文艺必须充分估计到文艺的特殊性，按照文艺的客观规律来领导。列宁在文中把文艺的特殊性概括为两个“无可争论”和两个“广阔天地”有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作为文艺源泉的社会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生机勃发、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活的世界，作为这个世界真实反映的文学艺术，当然不应该被拘禁在某个僵硬的套路里。由于文艺家的生活阅历、文化素养、思想感情、性格气质、艺术趣味等等的不同，他们对题材的选择以及对题材的表现形式也会不同。作家的创作方法由于和作家的世界观相联系，确有高低优劣之分，但进步的创作方法不止一种，也不能硬性规定只准用哪一种。至于表现手法，那就更得由文艺家自己去选择了。另外读者和观众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不应该也不可能强迫他们去接受一个类型、一个品种的作品。文学艺术最忌雷同。千人一面，千部一腔，那不是艺术，至少不是好的艺术。只有对生活和人物有某种独特的感受和理解、对生活真理有某些新的发现和开拓的作品，在艺术上有着某种独特性和创造性的作品，才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总之，在这些方面都不能强求一律、束缚手脚，搞长官意志、强迫命令的一套，否则必定会影响文艺的繁荣。 为此，近来有学者提出：“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方面总结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在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生活、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传统以及文学的典型性等一系列问题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深刻揭示了文学发展的本质规律，不但为革命文学运动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历史的局限，《讲话》没有充分注意与重视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庸俗社会学问题。正因如此，《讲话》是在引用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时，只引了‘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而对紧接此喻后的两个‘无可争论’和两个‘广阔天地’，则未加注意，未置一辞。因此，尽管毛泽东强调了无产阶级艺术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并公开反对那种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但这种对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辩证把握透辟分析，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深刻理解。而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提出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以及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等口号，则被无条件非历史化地加以引申、夸张与绝对化。这也就为庸俗社会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进一步泛滥，留下了隐患。”(11)这里，论者虽然缺少对“无条件非历史化地加以引申、夸张与绝对化”等问题的具体分析和研究，其结论也略嫌简单，但所涉及的问题却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思考。 总之直到今天，列宁的这些论述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些问题甚至难以回避，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探索。 注释： ①本文最初的中译本题目是《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文革”之后改译现名，为了叙述便利，本文采用现名。 ②杜书瀛：《国际共产党人的文艺美学发展史》，《粤海风》2009年第4期。 ③杜书瀛：《国际共产党人的文艺美学发展史》，《粤海风》2009年4期。 ④瞿秋白：《海上述林》上卷，上海内山书店1936年版，第62页。 ⑤《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⑥⑦⑧《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93、93-94页。 ⑨《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63页。 (11)马江益：《庸俗社会学困扰中国文坛的原因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