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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中国始终处于文论建设的主导地位，因而受到高度重视，硕果累累。首先表现为各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论著颇丰，在中国知网上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论文的数量在各学科中名列前茅，每年各大出版社都有大量研究马列文论的专著出版；其次是各种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研究活动频繁，除了年度的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学会年会以外，各种形式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活动也经常举行；再次，各高校始终把马列文论课作为文学类本科生的必修课，并开设有马列文论原著导读、马列文论经典及以马列文论中的问题为名称的课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呈现着一种十分可喜的繁荣景象。 虽然不能说这只是表面的繁华，但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也是非常突出的。尤其是在全球化语境下，进入数字媒体时代后，一方面文化价值多元化已经成为了当下人们共同尊奉的一条准则，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摆脱西方现代性话语统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不变的选择，这种中国特色既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文化建设，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也必然要走一条中国式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文论要在中国的文艺事业中起到主导作用就必须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问题，就是与此相关的。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文学的存在方式和文学的基本观念，也改变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使今天的文学和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们面对的传统形态的文学根本不同，所以如何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并将这些理论运用到今天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就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历史使命和必须承担的责任。 一 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存在的种种问题有一个突出的表征，就是理论在文艺批评实践中的失语。“失语”是从医学中借鉴来的一个词汇，原意是指丧失了语言的功能或语言表达出现了障碍。这个词被引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指的是某种声音的缺失，在这里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论观点等在具体的文艺批评实践中的缺失。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的文艺批评言必称“马列”，动辄引用“马恩列斯”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文论以一种绝对的话语权威主导着我们的文艺批评和文艺实践活动。但到了世纪末，这种声音越来越少，几至于完全消失了，即使偶然有几篇批评文章在使用着这套话语，但都是不疼不痒、自说自话，无法切中要害。这与理论体系本身的繁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任何理论本身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理论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指导实践，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的状况却是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这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警醒，我们应该从中找到问题的症结，通过探讨来解决这个问题。 产生这种失语现象的根源是非常复杂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很多人都把学术研究等同于政治问题。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是带有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所以前文所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繁荣状况，其中很多都是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有直接关系的，比如高校马列文论课程的开设，各种马克思主义文论书刊的撰写和出版，各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术团体的建立，各种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术活动等等。因此有些人就把这种理论与主流意识形态等同起来，把本属于学术的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于是将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看做是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问题，是关乎中国的文艺政策和文艺性质的大是大非问题，从而为学术研究设置种种禁区，把经典论著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尺度，动必宗经、征圣，排斥一切经典之外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变成了经典的阐释与再阐释，丧失了现实的针对性。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同样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等同于政治问题，以为这是党和政府为规范文艺发展，强化对文学艺术事业的领导权而不得不为，因而把它单纯地等同于文艺政策和文艺的政治立场，认为这只是政府管理部门的事，而与自己的学术探讨无关，拒之于千里之外，因而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和对现实行之有效的有利的批判武器的地位，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作用。 再者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缺乏问题意识。理论本应来源于现实，并为现实服务的，因而任何理论都必须适应现实的需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具体的现实针对性。但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被等同于现实政治，等同于人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一切从经典论著出发，从前人的话语而不是现实出发，禁锢和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不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它也就离僵死的教条不远了。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固然有历史的选择和意识形态的诉求，但“更有着理论与观念变革的内在发展动因，即理论观念与思想意识层面上的主观创构与理论范式转换因素。”[1]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信条，而且对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都具有一定的现实适应性和指导作用，因而在理论和观念的创新和现实的文艺批评实践中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导作用。但现实本身是在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注定会面临不同的处境，要解决不同的问题，理论也必须根据现实的不同处境和面临的不同问题而不断创新。 其实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历史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历史，就拿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的时间来说，胡亚敏通过系统总结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刚刚改革开放，伴随着对“文革”的清算，文论界主要是反思来自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力求正本清源，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那时注重的是对经典文本的编辑、整理、阐释、研究；之后到80年代中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伴随着马克思的一些手稿、遗著、笔记等的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等问题的讨论热烈非凡；八九十年代之交，在“东欧剧变”和“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大环境下如何坚守马克思主义就成了我国学界主要探讨的问题；90年代，随着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重新思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重返意识形态成为了一种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在这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世纪之交及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二是根据现实形势拓展了视野，深化了问题[2]。但这种发展创新更多的是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建设的需要，而不是根据现实的处境和问题而出现的改变。 二 对于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与建设的问题意识，张永清提出三个关键词：“话语形态”“当代”“建构”[3]，即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建构，这是很有见地的。要立足于当代，立足于一种新的话语形态，这就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论处于一种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与日俱进的动态过程之中，而不是僵死的教条。然而笔者以为还应该再加上一个维度即“中国的”，也就是说在当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东西，不仅仅是我们移植过来的，而是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相适应、相结合的崭新的理论话语形态。这点在历史上我们做过，而且做得很好，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尽管在今天有些观点不一定完全适合新的国情，但在当时，它绝对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留下了一笔。雷蒙德·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谈到这篇文章时说：“毛泽东从理论上或实践上反复强调的是结合：投身到各种新型的大众化的写作活动中去。实践所呈现的这些复杂局面还是令人棘手，但至少从理论上讲，这里正孕育着一种根本性的重新阐释。”[4]这就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如果从这四个维度去考虑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与建设，我们所要强调的不是某种抽象的理论化、体系化的东西，恰好相反，能不能成为体系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它能否自觉地指导当下的文学批评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突出的品格和特征，这是一个优良的传统，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假如我们能够在现实中很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原理，并结合当下中国的文艺实践，进行卓有成效的批评指导，那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最大的成就。但由前面我们提到的失语问题可知，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也可以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忧虑。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与现实的脱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在指导大众文学发展上的失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文化氛围势如破竹般地席卷了当代文坛，其中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大众文学对精英文学的颠覆与解构。从本质上说，这种文学不是面向社会精英知识分子，而是面向平常大众作为某种消费的文学；它在艺术形式上不再以个性张扬为特征，而是以通俗易懂的形式，甚至是某种程式化的模式来制造故事；从语言上说，真正大众通俗的语言甚至是方言土语成为了文学的主要语言形式；从功能上说，不再以某种社会担当为己任，而是以追求感官刺激、娱乐大众为目标。这种“文学的意义不再是启蒙、反抗、批判或者开启一个异于现实的维度——大众文学主要承担社会的娱乐性消费。”[5]如何理解和把握大众文学的发展脉搏——它的性质和特征及发展趋势，并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引导它沿着健康的轨道继续发展，成为丰富多彩、富有积极进取精神、能够寓教于乐的文学，是当代文论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主要对象没有完全摆脱精英文学的范畴，因而在对待大众通俗文学上，尤其是指导大众通俗文学的发展上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其二是面对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生产无能为力。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消费社会之中，消费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这是一个物的世界。“这种大规模的物的消费，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态度。”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的人们，和他们的前几代人最根本的差异，“并不在于物质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方式有了改变，而在于今天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抱负和梦想发生了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最终是作为人的本体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改变。”[6]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一切都变成了商品，都成了人们消费的对象，文学艺术同样成为了人们消费的商品，因而传统文学所具有的崇高目标、内在审美特性、第二自然的创造等品性都被销蚀殆尽，剩下的只有娱乐性和消费。于是文学作品不再是一种创造，而成了商品生产，就像那些街头报刊一样，故事是重复的、人物是捏造的、情节是模式化批量生产的等等。半个多世纪以前，法兰克福学派就曾对所谓的文化工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是为了要彻底消灭消费文学，而是要将之纳入到正常的文化发展轨道，使之成为高雅文化的必要补充。但时至今日，文化消费的倾向并没有消减，而是愈加泛滥。我们期待着马克思主义文论能够对此给出自己的解释，并对之做出引导，可是就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状况来看，我们既没有对之进行批判的合适的武器，也无法将之收编改造，使之成为在自己理论指导下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对其如何寓教于乐，在这种娱乐化的趋势之中宣传核心价值观念，为提升全体国民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等也显得无能为力。 其三是在网络新媒体文学形式面前没有作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变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其中主要是网络媒体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文学的存在方式、创作与阅读模式，也改变了作者、读者的地位和关系，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精神追求、价值担当等等。网络文学从产生伊始就迅速发展，各种文学网站纷纷出现，网络写手的队伍日益壮大，作品的数量无法计数，读者群早已超过了传统文学的读者数量。今天你在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地点，都能看到拿着手机阅读的人，更不用说在电脑上阅读的人群了。“网络文学的发展迫切需要正确的观念引导和学理阐释，但眼下的网络文学研究还远远滞后于网络文学发展实际，并存在研究对象隔膜和研究重心偏失等问题。”[7]这种状况一是表现为对网络文学的技术、技巧的分析较多，而很少能上升到学理层面深入探讨；其次是以某种传统的文学观念来把握这种新事物，或者谈得不着边际，或者干脆把网络文学排除在文学范围之外。而在这种种研究滞后现象之中，马克思主义文论基本处于失语的状态。 三 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存在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与当代西方文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脱节。西方当代文论经过了非理性转型、语言论转型、文化转型等发展阶段，其研究范式已基本上脱离了19世纪以前从主体理论的宏大叙事出发来研究文学现象的做法，其对文本及文本语言结构的关注，对作为精神主体的作者地位的消解，对读者反映的研究，对文学生产与消费的研究等，特别是“文学性”、“文学间性”等概念的提出，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而，在理解与把握当下文学实践上，表现出了它的广泛适应性和开拓性，这是我们今天研究文论问题绝不能忽视的资源。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虽然也强调它的发展性与创新性，也强调应与西方当代文论互动，尤其是要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果，但由于体系性、系统性的宏大叙事限制，真正能吸收进来的少而又少，在许多马克思主义文论论著中也只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态度而已，对那些西方当代重要的理论家简要提及，而他们的理论主张根本无法纳入进来。 首先，被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体系化限制。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开展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究竟有没有体系的讨论，这场讨论以刘梦溪的《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一文开始，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有体系说的质疑。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马上就遭到了众多理论家的围攻，并引发了长达8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否有体系的争论[8]。学术讨论不能以形成决议的形式统一思想，但这场讨论却让我们看到，相信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完备的主张明显占据着上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文艺问题的系统、全面的看法。于是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关于文艺表现人性和人道的问题，关于文艺的主体性原则，关于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性问题等等，就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直到今天还依然影响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也影响着普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解。这种体系化的思维本身就是一种限制，何况这个体系还要显示出它与其他文论体系不同的特色，因而众多的西方现当代文论的话题和问题根本无法进入到这个体系的视野之内。即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雷蒙德·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所处的时代、谈论的问题、表现的观点都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有很大的差别，也很难能够完全进入到这个体系的视野之内，所以多少年来就有一种“西马非马”的说法。 其次，被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宏大叙事限制。也有一些人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成就，并在自己的研究中想尽量加以借鉴，甚至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中通篇讲的都是“西马”，或者是前一半讲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后半部分讲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但这种讨论很多也给人感觉到是隔靴搔痒、无的放矢，因为他的问题意识还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讨论的方式也是传统的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没能进入到当下的微观实证研究的方式。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已经充分看到了“西马”文论的发展，并积极探索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关系，撰写了一些比较有质量的论文，这是值得肯定的，只是这样的研究还不能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主流。 当代文论发展纷繁复杂、派别林立，观点主张各异其旨、无法统一，角度、方法也是五花八门，面对文论的这种状态，确实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其宏观的视野，兼收并蓄的精神来加以综合；当下的文学创作实践也是异彩纷呈，百花齐放，尤其是大众文学、消费文学生产几乎消解了人类一切崇高和悲壮，而带来了一种娱乐性的氛围，这也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论从人类的发展与进步的高度来引导，使其提升自己的品位，对人类生活做出贡献。但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文论若不改变自己的形态，转变自己的视野，从体系化和宏大叙事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是无法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 [参考文献] [1]王杰，段吉方．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及其基本问题[J].社会科学家，2011，(3)：9. [2]胡亚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三十年[J].文学评论，2008，(5)：5－7. [3]张永清．从“西马”文论看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J].文学评论，2010，(5)：44. [4]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215. [5]南帆．大众文学的历史涵义[J].文艺理论研究，2001，(4)：6. [6]罗钢．探索消费的斯芬克斯之谜[C]//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 [7]欧阳友权．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研究综述[J].当代文坛，2007，(1)：454. [8]丁国旗．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论”之争[C]//中国中外文艺理论研究：201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91－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