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24日，我国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老舍辞世后，病中的巴金曾托人到老舍墓前默哀。“我不相信鬼，我也不相信神，但是我却希望真有一个所谓的‘阴间’，在那里我可以看到许多我所爱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见到了老舍，他约我去吃小馆，向我问起一些情况，我怎么回答他呢？”后来，巴金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写道，“我想起了他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来爱我呢？’我会紧紧地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扫“四旧”风起云涌。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中，与妹妹舒雨一起，和父亲谈起当时的形势。当时“文革”处于刚刚发起的阶段，预见到“文革”恶果还十分困难，但那天我从父亲的谈话里已经听到了不少的担忧。后来的发展证明，那些糟糕的事情，绝大部分都被父亲言中了。
    那天的谈话是由红卫兵上街扫“四旧”说起的。我们把街上的事情讲给父亲听：王府井大街老字号的牌匾被砸，“四联”理发店的大镜子被红卫兵贴上大白纸，因为“理发照镜子是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舒雨说：“爸，您还不把您的小玩意儿（指父亲摆在客厅里的小古董、小古玩儿）先收起来？”
    父亲斩钉截铁地说了5个字：“不，我绝不收！”
    之后的话连续而坚定地从父亲的嘴里说出，可见这些事情父亲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
    “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
    “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
    说到这里，父亲说了两位在前几次运动中由于不堪侮辱而投湖的两位朋友的经历。听者无心，言者有意。他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例子，我当时一点儿也没有思索，万万没有想到，这便是父亲选择的“结局”。
      爷爷把孙女唤出来，伏下身来，拉着她的小手，轻声对她说：“和爷爷说再见。”
     
    1966年的夏天，父亲的心情一直很坏，后来因为吐血住了大半个月的医院。出院后，父亲不顾要他在家精心休养的医嘱，急着回北京文联上班。父亲说他要参加这个“文化大革命”，因为他觉得“文化大革命”文人都应该参加。
      8月23日，父亲出院上班的第一天。红卫兵揪几位市文化局的领导干部去孔庙批斗，因市文化局和市文联是近邻，红卫兵顺手牵羊，把市文联的已经揪出来的文化名人也顺便装上了车。父亲是文联主席，看见所有的好朋友和领导干部都被点了名，他自己主动站了出来。这时，一名学生发现了他，大叫：“这是老舍，他们文联的主席，大反动权威！揪他上车！”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荀慧生、父亲等30多位作家、艺术家被挂上“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国子监街孔庙大成殿前，被迫面向焚毁京剧服装、道具的大火下跪，遭受侮辱和毒打。
    父亲生气了，他是个脾气非常倔强的人，而且为人非常正直，他无法忍受这种屈辱，当时有个红卫兵给他挂牌子，父亲突然直起腰来，把牌子举起来往红卫兵身上扔。狂热的小红卫兵们已经完全失控，这一动作在他们眼中无异于“反革命”的挑衅和反攻，殴打顿时升级。父亲当场就受了重伤，头破血流，满身是血，成了遭毒打最严重的一个人。红卫兵们随后又将父亲拉回市文联，展开大规模的、只针对父亲一人的批斗。市文联的人后来把父亲由红卫兵手中抢出来送到派出所，然而，尾随而来的红卫兵们不顾所内人员的阻拦，依然将父亲揪斗到深夜。
    直到凌晨，母亲才得到通知，要她去派出所接父亲回家。当母亲见到父亲时，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临走之前，父亲被红卫兵们勒令：早上他必须拿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市文联报到。
    凌晨，在母亲为父亲清理伤口的时候，他们有过一次长谈，这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谈话。父亲告诉她：“人民是理解我的！党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总理是最理解我的！”
      ８月２４日早上，父亲劝母亲去忙自己的事：“你那个单位也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不要管我。你是你，我是我，我不能牵连你，你去上班，我还得上文联。”
      把母亲推出了门后，父亲走到我的女儿、他的３岁的心爱的孙女窗前，郑重地向她道别。当时家里只剩下小小的孙女和一个年迈的老保姆。爷爷把孙女唤出来，伏下身来，拉着她的小手，轻声对她说：“和爷爷说再见。”３岁的孙女一点都不明白爷爷的用意，她果真一边摆着小手，一边和爷爷说了声“再见。”随着这声再见，爷爷永远地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这是在向亲人告别，向所有爱他的人告别。这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一个孩子说的。他把这句最后的话，依依不舍地留给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正如《茶馆》的最后一幕，那个王掌柜把小孙女叫过来说“跟爷爷说再见”。这个场面和那个场面一模一样，他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自己却要走。
      出来以后父亲根本就没有到文联去，而是到了新街口豁口，外面有一个野湖，叫太平湖，他就直接走到那去了。这是他年轻时候工作的地方，他直接走到那个湖的旁边，在湖边上坐了一天，到了深夜自己走到湖里，投湖而亡。
      不知坐了多久，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雨落下来的时候，我脸上流的究竟是泪还是雨已经分不清了。感谢这场雨，它使我不必遮掩我的泪
     
     此时，家里还不知道父亲的去向。当我得知父亲失踪匆匆赶回家时，家里已经大乱：胡同口、院内、屋内到处站满了提着皮带的红卫兵，到处贴着大字报，他们是来找父亲的，因为父亲竟然没有到文联报到。他们把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搜遍了也没找到父亲，于是纷纷溜走了。他们走后，我立即起草了一封信，拉着大妹妹直奔国务院接待站。负责接待的同志仔细地听了我的陈述，接过信去，说：“我们立即报告上去，请你们放心。”几个小时之后，总理秘书处打电话给母亲，说：“总理已经接到紧急报告，正在设法寻找老舍先生，一有消息一定立即通知，请等候。”
    到了８月２５日下午，北京市文联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一趟。他们拿一张证明信给我，上面写着：“我会（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让我立刻到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去处理后事。
    向我移交的是一位市文联的年轻人，他的身后是父亲的老司机。年轻人只向我交代了一句话就上车走了：“你必须赶快‘处理’掉！”还是老司机临走关照了一句重要的话：“这里夜间有野狗。”
    父亲仰天躺在草丛中的小土道中，被一领破席盖住。经过一天的日晒，衣服鞋袜早已干了，贴身的衣裤已经凌乱，显然受过法医的检验和摆布。他遍体鳞伤，身上是大片大片的淤血与血迹。
    父亲是清晨在湖中被发现的，一位住在附近的演员到湖边锻炼身体时，发现水中有人。附近几户渔民协助演员把父亲打捞上来，放在岸边。人们发现岸边放着父亲的上衣制服、眼镜、手杖和钢笔，制服口袋里有工作证，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和职务。围观的人们哗然，当天，老舍投湖的消息就传遍了北京城外的西北角。
    据公园看门人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公园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从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
    我在父亲旁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一边看守父亲的尸体，一边等母亲来。天渐渐暗了下来，周围一片漆黑，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也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下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不知坐了多久，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一动不动。雨落下来的时候，我脸上流的究竟是泪还是雨已经分不清了。感谢这场雨，它使我不必遮掩我的泪。我开始可怜起父亲来，算起来，他已经整整两天没有吃过东西，没喝过水。他大概也像我这样，在这里呆呆地坐过一个整天和半个夜晚，而这一整天和半个夜晚他是怎么过的呢？他的思想该有多复杂，多痛苦，多矛盾。他一闭眼，一生都会呈现在他面前；他一睁眼，又会什么都不是，一片空白。
    我一个人陪他待了好几个小时，母亲才赶到太平湖，带着火葬场的车，把他送到火葬场。到火葬场补办手续的时候，两位办手续的姑娘看着我递过去的“证明书”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常委一级的人，他是这样处理的第一位。”他们说的“这样处理”，就是不得保留骨灰。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父亲去世之后，立刻传出种种有关他的死的说法，对他死的方式和他死的原因也有种种猜测。日本作家对父亲的死极为震惊，就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水上勉、井上靖等作家就已经公开写文章纪念他了。井上靖是父亲的朋友，1970年他写了一篇叫做《壶》的文章，文章中提到：日本老作家广津先生对中国人宁肯把价值连城的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给那富人保存不以为然，然而当老舍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井上靖终于清楚地领悟了当年父亲讲给他们听的这个故事中那个中国穷人的气质。日本作家开高健也曾以父亲的死为题材写了一篇叫做《玉碎》的小说，荣获了1979年度的川端康成奖。他们真诚地希望能在父亲的悲剧里找到一些人生的哲理。
    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多次谈到父亲的死。他认为对于父亲的死绝不能无动于衷。他说“老舍同志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一定要从他的死中找到教训。曾有一个好心人对他说：“不要纠缠在过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可是巴金先生却固执地说：“过去的事我偏偏记得很牢。”巴金先生还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写道：“我想起他那句‘遗言’：‘我爱咱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呢？’我会紧紧地捏住他的手，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地活下去！’”
    对我而言，父亲的死使我感到非常突然，并且使我的处境非常糟糕；但事情发生之后，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对父亲来说，不会有不同于太平湖的第二种结局。
    一次，我和冰心先生聊天，她突然冒出一句：“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我问：“您怎么知道？”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像《四世同堂》里的祁天佑，受辱后没有回家，直接走到西直门外，一头扎进了护城河里。
    像《茶馆》里的王掌柜，受尽人间折磨之后，对小孙女说：“来，再叫爷爷看看！”“跟爷爷说再见！”最后上吊而亡。
    像《猫城记》里的小蝎和大鹰，后者把自己的头割下悬在大街上，为了唤醒群众。
    像《火葬》里的王排长和石队长，前者重伤后举枪自尽，后者用尽了子弹，放火自焚。
    像《老张的哲学》（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女主人公叫李静，一位文静可爱的姑娘，最后也是自杀而死。
    在写李静自杀前，小说中有这么一段伏笔：“人们当危患临头的时候，往往仅想到极不要紧或玄妙的地方去，要跳河自尽的对着水不但哭，也笑，而且有时候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那自问自答的结果，更坚定了他们要死的心。”
    冰心先生的话极对、极准确。他们是老朋友，她深知父亲。
    一个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命运和他本人的命运，当然用不着去划等号，但是，这些描写毕竟是他本人思维的产物，作品来自于作者，由作者而生，因此和他有着看不见摸不着而确实存在的内在联系线。在父亲的散文、书信中，就可以找到不少独白性的自我描述。这些独白，是地地道道的父亲思想的反映，是父亲的人生哲学，也是理解父亲舍身投湖结局的钥匙。
    1941年，父亲曾写过一篇题为“诗人”的小文，发表在5月31日的《新蜀报》上，里面有这样一段谈诗人特质的话：
    “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者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称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对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地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1944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军欲包围偷袭重庆，重庆方面纷纷准备西撤。友人萧伯青问父亲：“您怎么办？”父亲脱口而出：“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
    父亲后来在给王冶秋先生的信中说：“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
    这是中国有节气的文人的一个含泪的惨笑，俏皮、悲壮、悲愤，十足的老舍味儿。
    千万不要以为父亲是一个轻视生命的人，似乎动不动就要舍去了自己的生命。大敌当前，他是准备拼命的，他的这种誓言，可以找到几十万字！他是个务实的抗战派，他舍妻离子只身逃出济南，来到武汉、重庆，投入抗战的洪流中，当了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负责人。
    1938年3月，父亲在深夜写给陶亢德先生的信里说：“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我必须拼命地去做事，好对得起她。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
    当这样一位有情有趣有血有肉的人说他要自杀时，显然是发生了天大的事，或者有一件天大的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这便是气节。
    我的不少朋友为父亲而惋惜，他们曾对我说：“老先生性子太烈，其实忍一忍躲一躲，过了那几天也就闯过来了。”听到这，我总是直截了当地反驳道：您不了解他，他必死无疑。
    我以为，什么事情在父亲的心中都有一条明显的界限，超越这个界限的时候，他自有一套既定的办法。像父亲这样宁折不弯的硬汉子，就是活过了8月24，也活不过9月24或者10月24，更不要说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动乱了。父亲的气质、性格和信念，决定了他的命运。
      “请告诉上海的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在父亲去世前的20多天，父亲在人民大会堂遇见巴金先生。他郑重地向巴金先生说：“请告诉上海的朋友们，我没有问题！”父亲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参加运动的，同样，怀着这样的信念，他迎接了8月23日的风暴。
    父亲喜欢这个新政权，认为它是替老百姓谋利益的。他尊敬毛泽东，他和周恩来是非常好的朋友，他把自己当成是翻身解放的老百姓，当成是这个新政权的主人，以极大的热情和喜悦写了24部戏剧、一部中篇、半部长篇和几百篇散文、诗歌，成为深受人民爱戴和尊敬的“人民艺术家”。
    直到死，父亲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后来被到处乱扣的那些大帽子，而是对人民的态度。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是问心无愧的。8月24日，当父亲在湖边经过长久的思索，他的结论大概还是那两句话：“我没有问题！”“人民是理解我的！”抱着这样的信念，他向静静的湖水走去，去实现他的哲学——当发生祸患时，身谏、投水、殉难。

     口述、供图/舒乙
                     
    整理/本报记者 赵志研

 
    关于父亲

     
    舒乙

    他自己较满意的作品——《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微神》、《月牙儿》、《龙须沟》、《正红旗下》。
    作品中反复关注的问题——中国背上的沉重的文化病。
    运用过的文体类别——小说(长、中、短篇)、戏剧(话剧、歌剧、京剧、曲剧)、诗歌(旧诗、新诗、歌词、儿歌)、散文、曲艺(大鼓、单弦、相声、快板、河南坠子)、童话、理论和评论文章。
    写作习惯——安静、热茶、香烟在手、桌上一枝小花，上午不可侵犯、按时吃饭、天天动笔、没有假日、当众朗诵、反复修改、一经发表不再改动，少不了再写一篇《我怎么写》剖析自己。
    剖析自己时最显著的特点——自己打倒自己。
    喜欢用的自我称呼——写家(不说作家)、文牛、痴人。
    自认最大的长处——勤快和认真。
    最大的本事——用最少的字，最通俗、最生动的话描写复杂的心态、事物、风景。
    最喜欢的作家——但丁、康拉德。   
    最喜欢的诗人——杜甫、陆游和曼殊。
    最经常的休息方式——养花、看画、玩骨牌、逗猫、念英文、写字。
    最喜欢的娱乐——听戏。
    经常锻炼身体的方式——剑术、拳术、棍术、气功。
    最怕的事——没有朋友。
    最喜欢干的事——打扫房间，请人下小馆。
    最擅长的事——说笑话，  自己绝对不乐。
    最怕看见的事——摧残儿童的天真，把小孩打扮成老头儿。
    最同情的——穷人、女人、孩子。
    对他影响最大的几个因素——出身贫苦、生长在北京、满族人、在英美先后待过十年。
    给他影响最大的人——不识字的给了他生命教育的母亲。
    最崇敬的品格——谦虚，关心他人。
    最讨厌的品格——狂妄自大、自私。
    生死观——为正义而活，宁死不屈。
    教育观——自学能成才，认认真真吸收一切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但不必门门都得一百。
    恋爱观——纯洁的、高尚的、心心相印的爱情。
    家庭生活原则——勤俭持家、健康是福。
    喜欢的格言——“四世传经是为通德，一门训善惟以养年。”  (崇尚行善，宽厚待人)
    人生准则——“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生前最后的话——对3岁的孙女说：“和爷爷说再——见……”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