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谋求与中国共同发展的热情日益高涨。在经贸合作、文化先行策略的影响下，曾经在中亚地区具有广泛影响的《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五卷诗》《四卷诗集》，至今依然是相关国家和族群共享的古代经典，其中的诸多文化元素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世界，并在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得以传承和实践，受到这些国家的特别关注。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中国应该积极推动沿丝绸之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依托相关民族的古典遗产及其文化多样性，充分展示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与现代张力，在深层次上营造文明交流互鉴和遗产共享共赏的文化对话氛围，让新丝绸之路成为跨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的和谐之路。
     关键词：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古典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明交流互鉴
     作者简介：热依汗·卡德尔，维吾尔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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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吾尔先民自9 世纪从漠北西迁西域后，经过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的滋养，先后涌现了多位睿智的学者和诗人，他们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对中亚文化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和他的《突厥语大词典》、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和他的《福乐智慧》以及艾力希尔·纳瓦依和他的《五卷诗》《四卷诗集》，不仅在后世的口头传统、表演艺术、传统节日等文化表现形式中得以发扬光大，而且至今被中亚各国人民和新疆诸多民族喜爱和传诵，在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史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谋求与中国共同发展的热情日益高涨，在经贸合作、文化先行策略影响下，曾经在这一地区为多民族所共享并具有深远影响的古典遗产，也在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本文拟从维吾尔古典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关联，探讨沿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互鉴与文化遗产共享问题，由此拓展“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的民心相通和文化对话的学术空间。
     一 
    维吾尔古代诗人、学者和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崇敬和喜爱，首先在于他们一生都在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以及他们的作品所体现的真诚与包容的爱心。突厥人有谚语：“山与山不能相遇，人与人总能相逢。”［1］相逢不仅是一种缘分，更是一种需要彼此互助、共同面对生活的共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收集到的这句谚语，至今依然是突厥语民族表达珍视彼此关系的经典语句。
    出生于11 世纪初喀喇汗王朝都城喀什噶尔的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不仅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对其他突厥民族文化、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表现出敬意。他生活的年代，迅速崛起的突厥塞尔柱王朝驱赶了长期控制阿拉伯帝国的波斯人并取而代之，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突厥文化、波斯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冲突不断。特别是被塞尔柱王朝控制的阿拉伯帝国，对于突厥文化不仅陌生而且仇视，甚至把突厥人当作野蛮人看待。这让他感到不安。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曾经生活在喀喇汗王朝的宫廷，他的父亲侯赛因曾是王朝的大汗，被政变推翻，全家被杀，仅他侥幸逃脱。他不仅对争权夺利的政治十分厌恶，也对以军事手段谋求国家利益的做法愤然谴责，他不希望因为权利欲望而将社会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认为对抗只能激化社会矛盾，并使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处于敌对状态。他引用突厥人的诗歌说：“支流溢出的水从山上流淌，杜松像扯手一样成排生长。”［2］他不希望因文化的陌生与隔阂而造成彼此的伤害与仇视，人类只有通过文化的交流，了解、认知并包容对方的文化，才能彼此和睦相处。为了消解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隔膜，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渴望在突厥—维吾尔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他决心用阿拉伯语编纂一部突厥语词典，为阿拉伯人学习突厥语，了解突厥文化，也为突厥人学习阿拉伯语，了解阿拉伯文化，提供一本实用工具书。
    大约在公元1058 年，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离开了喀什噶尔，踏上了漫漫田野调查之路。他曾在伊犁河谷和中亚的七河地区、锡尔河流域作长期的语言调查、素材收集和语言研究，又在布哈拉、撒马尔罕等文化名城向名家学者虚心求教。他说：“我仍遍历了突厥的城镇和村落，查明了突厥、土库曼、乌古斯、奇吉尔、样磨、黠戛斯等语言词汇和韵律，并将其语言熟记于心……”［3］ 公元1072 年，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来到当时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巴格达，在那里利用两年时间完成了《突厥语大词典》的编纂。为了向阿拉伯世界传播突厥人的文化，也为了整理和保存突厥人的文化，他不无骄傲地说：“我还引用了突厥表述他们所见所闻的诗和歌谣，以及他们在悲痛和欢乐的日子里所说的寓意深刻的谚语和格言，使从中受到教益的人们把它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4］
    11 世纪的中亚，许多突厥语民族的国家正经历着从游牧向定居的转型，他们在生存与发展上面临着维吾尔人曾经面临过的问题。因此，以和谐包容的心态梳理和发展民族文化，不仅是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强烈愿望，也是丝绸之路沿线突厥语民族国家的共同愿望。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没有局限在维吾尔文化的范畴，而是扩而大之，将突厥语民族文化系统而全面地进行了梳理，然后分门别类展示给世界。我们看到的《突厥语大词典》共收词7500 个，展示了11 世纪包括维吾尔在内的突厥语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丰富知识，是突厥语民族第一部文化集成，成为突厥语民族为之骄傲的百科全书。而其中收录的242 首民歌，200 余条格言、谚语，则集中反映了突厥语民族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智慧，许多篇章和诗句至今仍然在中亚多个国家的民众中传续，成为世代相传的口头传统实践和文化表现形式。因此，这部词典不仅仅是工具书，还是融入人们生活世界的言语行为和思想交流，其承载的诸多口头文化遗产依然活在今天相关社区和群体的生产生活和民俗文化实践中。
    作为古典遗产的《突厥语大词典》凝聚了突厥语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通过依然在维吾尔以及其他突厥语民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谚语得到彰显。“迅鸟凭翅膀，好汉靠骏马”，“人的花招在心里，畜生的花斑在外表”，“夏天多一分力，冬天多一分闲”，“一把刀鞘容不下两把刀”，“两只公驼相斗，挤死了中间的马蝇”，“对懒汉来说，云彩也是负担”，这些体现突厥语民族生活智慧的谚语，表现了曾经的游牧文化生活带给他们的思想启示。用浅显的生活常识来表达深刻的哲学寓意和价值取向的这些谚语，增强了他们对生活的自信以及对突厥语言的自豪感。
    《突厥语大词典》的编纂完成，为保存突厥语民族文化功不可没，因此，对整个突厥语民族来说，其意义无可估量。对不同的突厥民族来说，《突厥语大词典》记录和整理了包括自己民族在内的文化创造和历史记忆，使其有机会体会先辈为生存与发展付出的艰辛努力，并从中探寻到民族文化的智慧源泉。因此，突厥语大词典》不仅被维吾尔族所珍视，也成为许多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描述其国家与民族文化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它们共同分享《突厥语大词典》所汇聚的知识宝藏与精神财富。
    而突厥民族文化遗产的共享，让《突厥语大词典》和作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形象具有了很强的象征性，成为突厥—维吾尔文化的形象大使。这种象征性通过坐落在今天喀什疏附县乌帕勒乡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陵园而得到加强。在旧址上恢复重建的这座陵园庄严肃穆，几株参天的白杨树下，一眼被称为“智慧泉”的泉水清流潺潺，仿佛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才思在涌动。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陵园的重建，在保持原有伊斯兰陵园风格的基础上，强化了世俗文化氛围的渲染。纪念馆里陈列着《突厥语大词典》以及与作者生平有关的文物书籍，展示了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对人类文化特别是突厥语民族文化所作的巨大贡献。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陵园因《突厥语大词典》的文化遗产效应，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士前来观光与凭吊。人们怀着不同目的来到这里，但都会从中感受到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人格魅力，以及《突厥语大词典》的文化价值与人文精神。而新疆维吾尔人也会在诺鲁孜节前来踏青。
    “诺鲁孜”是波斯语“新春”的意思，诺鲁孜节类似中国的传统新年——春节。三千多年前的波斯人将太阳历春分日定为新年的开始，并祈祷上苍，以求万物复苏，万象更新。这一节日相继传入中亚、西亚、高加索甚至巴尔干等地区，目前全球大约有十五个国家把诺鲁孜节定为国家节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为“教科文组织”）于2009 年9 月30 日将阿塞拜疆、印度、伊朗、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七个国家联合申报的“诺鲁孜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0 年，在阿塞拜疆的倡议下，联合国大会在其第A/RES/64/253 号决议中宣布，阿尔巴尼亚、阿富汗、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伊朗、印度共同在每年的3 月21 日庆祝“国际诺鲁孜节”。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在2017 年的国际诺鲁孜节致辞中说：“三千多年来，世界各地的数百万民众每年都欢庆春天的到来。从西亚、中亚、南亚到高加索、巴尔干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文化、宗教和语言的人们欢聚一堂，共享诺鲁孜节的价值观。通过舞蹈、诗歌、歌曲、美食和其他社会习俗，男女老少共同欢庆诺鲁孜节，借此机会表达对自然的尊重以及对未来的美好祝愿。”
    新疆维吾尔族也以特殊方式欢庆诺鲁孜节。清晨开始吃用肉汤配各种谷物豆类和蔬菜而熬制的稠粥，又称“诺鲁孜饭”，正午开始问亲访友，相互拜年，日落后聚餐，并欢歌跳舞，尽情表达欢悦之情。201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申报的“诺茹孜节”（即诺鲁兹节）成功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为了缅怀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诺鲁孜节的时候，维吾尔诗人还常常会相约来到他的陵园，在他的墓前吟诗作赋，进行诗歌比赛。有的诗人学者还将自己的新作带到陵园，捐赠给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图书收藏室。
    “亲族和近邻，相处必以敬，接受他人物，加倍以相赠。”［5］正是因为《突厥语大词典》所包含的这种和谐与包容的文化精神，其从问世开始便受到突厥语民族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评价，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在各自的国家进行传播与研究，使其成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至今畅议不衰。
    二 
    维吾尔族与中亚的其他突厥语民族曾有过很长的历史关联，文化上也保持着许多的共同点或相似点，因此维吾尔族在文化上的每一次尝试，都会引起其他突厥语民族的关注。其中，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公元1069 年创作的一万三千二百多行的长诗《福乐智慧》最具影响力。
    在《福乐智慧》诗序之一中曾这样介绍这本书：“这是一本十分珍贵的书，是用智慧装点的书，里面还有中原学者、诗仙们的笔墨风韵。读此书者及传播里面的诗意者，甚至比此书更伟大。中原的学者圣贤都认为，东方地区，在操突厥语的人生活的地方，还没有人用布格拉汗的语言，用突厥语写过比这更好的书。”［6］ 这个序言不是作者优素福·哈斯·哈吉甫所写，而是传播者所加。看得出来，序言的作者对这部著作评价很高，并鲜明地指出了这部著作多元互鉴的文化品性。
    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依据突厥民族的四素哲学思想铺设了福乐之道。在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看来，所谓理想的社会运行规律，是与宇宙的运行规律相一致的。他提出，物有火、水、气、土四素，天有春、夏、秋、冬四季，人有喜、怒、哀、乐四情，它们之间相生相伴，互为制约。进而推演出：四素、四季、四情合则天清地爽，物阜民丰；逆则天昏地暗，物敝民穷。《福乐智慧》甚至还虚构了日出、月圆、贤明、觉醒四个人物，以更加形象地揭示这种“应四时”与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内在必然联系，这四个人物分别代表公正、幸运、智慧与知足。公正是理想社会的基石，如太阳一般普照大地而磊落无私；幸运是人生梦想的追求，如月亮一般阴晴圆缺而变换不定；智慧是幸福人生的导向，如北斗之星克尽职守而矢志不渝；知足是生活目标的渴望，如摩羯座孤寂独守而无怨无悔。他们四个人构成了社会政治的基本形态，也寓意着人生的基本价值。
    从一般的意义上分析，《福乐智慧》中虚构的国王日出，大臣月圆、贤明和隐者觉醒四个人物，代表的是四种相互关联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逻辑思想。他们不是有血有肉的现实人物，他们不过是四种观念的象征符号，是将抽象的哲理化为可以感知的形象，利用形象的特定功能和形象之间的关系，以描述规范社会的必要性。规范社会，就是规范人的行为，就是强化人的自觉意识和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就是要求人们检点自己，做到与人为善，以诚相待，以减少彼此的不信任带来的社会隔膜，从而克服和消除人与人之间相互欺诈、相互对抗的冲突，使社会处于一种稳定而祥和的状态，以寻求社会整体的幸福。
    虽然《福乐智慧》是依据伊斯兰教的哲学理念，阐释道德修养、智慧人生、公正治国的政治哲学著作，但它不是刻板地将伊斯兰思想宣教给大众，而是尝试用古希腊哲学关于智慧和理想国家的理念来阐释伊斯兰教所希望达到的和谐完美世界，借鉴中原儒家的伦理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有关的道德修养与人格追求，并以波斯、阿拉伯特别是突厥民族的古老传说为论据，吸收阿拉伯、波斯诗歌阿鲁孜律的表述形式，形成了多元与互鉴的学术风格，成为文化交流的成功典范。例如，维吾尔诗歌原来多押头韵，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摩尼教诗体大多是这样的：
    在苍翠的风景如画的山梁/在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在繁茂的树林里/在奔流而下的山溪旁/排除六贼的侵扰/在一切都了如指掌/在那无所希求令人愉快的/这块地方……［7］
    然而，“《福乐智慧》的韵律，不是传统的维吾尔族诗歌韵律，而是采取来自波斯、阿拉伯诗歌惯用的阿鲁孜韵律和玛斯纳维诗歌形式”。［8］ 阿鲁孜律强调押脚韵，不用头韵。阿鲁孜律以长短音节的组合、变化构成不同的调式、格式，以长短音节的交错变换赋予诗行以音乐的美感。而玛斯纳维形式为二行诗，押韵更为自由，适于表现结构宏大的作品。
    阿鲁孜律是8 世纪阿拉伯学者哈里勒·伊宾·艾合买德总结并规范的，以他家乡的名称“阿鲁孜”命名。喀喇汗王朝时期，波斯诗歌对维吾尔人影响很大，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吸收了阿鲁孜律的表现方法，实现了回鹘语言与波斯阿拉伯韵律的完美结合。因为“在维吾尔语中，长短音节的区别比较明显，所以维吾尔诗歌以长短音节的组合和变换的有规律的交替形成节奏。这种诗歌的节奏符合维吾尔语言的民族特点。”［9］ 阿鲁孜律经过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倡导和改造而具有了典范效应，后经15 世纪艾里希尔·纳瓦依更加娴熟的运用，终于成为包括维吾尔在内的突厥语民族古典诗歌最主要的表现手法。即使在今天，阿鲁孜律的格则勒和柔巴依，依然是维吾尔诗人喜欢采用的手法。如当代诗人亚森·孜拉力的一首格则勒片段：
    一只飞蛾不停地飞翔在我的身体里/而它是我的心，围着烈火不曾飞离。
    飞蛾清楚扑火必死无疑，毅然扑去/我的心时刻向往光明、灿烂的红日。
    《福乐智慧》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睿智的思想与开放的情怀，让所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读起来都感到亲切。“秦人称它为《帝王范礼》，马秦人称它为《社稷知己》；东方大地上的圣人贤士，恰如其分，称之为《君王美饰》；伊朗人称它为《王者之书》，操突厥语人称之为《福乐智慧》。”［10］ 秦人和马秦人分别指中国北方的契丹辽朝和中国南宋，说明这部著作传播广泛。
    1069 年《福乐智慧》完成之后，很快影响到突厥塞尔柱帝国的首相尼扎姆·莫尔克。当时塞尔柱王朝已经控制了阿拉伯帝国，如何治理国家成为塞尔柱王朝的当务之急。这位波斯裔的宰相在1091 年创作完成了《治国策》，对当时塞尔柱的政治、经济、司法和宗教提出了他的看法，并对苏丹提出许多施政建议，其主旨与《福乐智慧》如出一辙。《福乐智慧》的影响是持续的，该书在帖木儿王朝时期更是受到特别关注。1439 年左右，诗人哈桑·喀拉·沙依勒·谢米斯在赫拉特城将一部阿拉伯文手抄本《福乐智慧》转写为回鹘文。这个抄本后来流传到土耳其的托卡特城，1474 年又被学者法纳里·奥格里·卡迪·阿里带到伊斯坦布尔，转交给奥斯曼帝国派驻伊斯坦布尔的书记官阿卜杜勒·热扎克。1799 年，奥地利著名东方学家哈默尔—普尔戈什塔里又从伊斯坦布尔一家经营古旧图书的书店里得到它，带回了维也纳，被后人称为“维也纳本”，从此揭开了世界东方学界研究《福乐智慧》的序幕。
    而1896年在开罗发现的《福乐智慧》，是用阿拉伯字母抄成的，被称为开罗本。根据土耳其著名学者R·R·阿拉特的研究，抄本上记有埃及马穆鲁克突厥王朝时期（1250－1517 年）阿依—迭米尔和伊勒布嘎的名字，他们一个是摄政王，一个是国师。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福乐智慧》抄本上，说明《福乐智慧》曾在埃及受到高度关注。到了1913年，在乌兹别克的费尔干纳（纳曼干），阿赫迈德·则基·维利迪在穆罕迈德霍加·阿尚·拉莱里什的私人藏书室里又发现了一部用阿拉伯文抄写的《福乐智慧》，被称为费尔干纳本。这部抄本不仅比以前发现的两部抄本年代古老，而且可以作为参照，补足前两部遗失的部分。现在该抄本珍藏在乌兹别克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福乐智慧》不仅凝聚了作者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毕生心血，也体现了维吾尔民族在文化上吐故纳新、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更突出了突厥语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累的智慧成果。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以及他的作品，已经被看成是整个突厥语民族的骄傲和共享的精神财富。这部著作不仅让维吾尔族倍感骄傲，也令其他突厥语民族倍受鼓舞。它们不仅将优素福·哈斯·哈吉甫视为开启心智的伟大哲人，而且将他的《福乐智慧》视为幸福之路的指南。优素福·哈斯·哈吉甫已经成为维吾尔人的道德标杆，他在《福乐智慧》中的许多经典诗句，被作为语录，如：“智慧好比黑夜的明灯，知识能照亮你的心房。”“人若要企求生活的欢乐，行为正直才能够如愿。”许多维吾尔族书法家以书写《福乐智慧》警言陶冶情操，并将书法作品作为礼物相互馈赠。青年书法家喀依纳木·贾帕尔自2010 年至2015 年耗时六年，用塔里克字体（波斯书法体）书写了《福乐智慧》，共10 卷，每卷133 页，总长度达到665 米。
    古典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也有着深层次的关联。今天，一些民间弹唱艺人在开始达斯坦叙事诗演唱之前，也会借优素福·哈斯·哈吉甫之名，用《福乐智慧》中的诗句教育年轻人远离恶行。现代信息手段的增强，使民间弹唱艺人获取新知识的渠道不断拓宽。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主流媒体的关注点，在口头传统的当下实践中主动介入到维吾尔古典文化遗产的推广之中。这拉近了他们的演唱活动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距离，而且借助维吾尔古典文化遗产本身的思想性，他们的演唱内容得到升华。
    而维吾尔诗人也充分利用民间麦西热甫活动举办“游园麦西热甫”，朗诵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诗篇。2009 年，民族音像出版社出版了附带光盘的图书《中国维吾尔麦西莱甫》，光盘中就记录了2008 年8 月在乌鲁木齐举办的“游园麦西莱甫”的朗诵语音。为了更加有效地传播《福乐智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部门节选《福乐智慧》中的经典诗句，作为普通高中语文实验教科书（维吾尔文）的必修内容。2015 年，民族音像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姚科和新疆电视台著名配音演员、朗诵家阿不都克义木·伊敏用汉语和维吾尔语朗诵的《福乐智慧》诵读版。而在网络上流传的用维吾尔语朗诵的《福乐智慧》则已经通过微信远播中亚，让《福乐智慧》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福乐智慧》之所以受到周边突厥语民族和国家甚至更遥远的阿拉伯埃及的高度重视，不仅因为这部著作运用了突厥语民族的哲学精神诠释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还因为这部书融合了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多元与互鉴品性，并对如何树立人生目标，如何完善道德修养，如何治理国家，进而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这些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时至今日，这部古典遗产所凝聚的公正、幸运、智慧及知足观念，一直是相关国家和民族普遍尊崇的伊斯兰伦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文化和谐和遗产共享的动力。
    三 
    在维吾尔文学史上，艾里希尔·纳瓦依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伟大诗人与学者，他的成就甚至开创了整个突厥语文学的新时代。艾里希尔·纳瓦依（1441－1501）出生在阿富汗赫拉特一个维吾尔家庭，12 岁开始写诗，17 岁便享誉诗坛。他精通突厥语与波斯语，享有“双语诗人”美誉。他用波斯语写的诗，署名“帕尼”；用突厥语写的诗，署名“纳瓦依”。纳瓦依31 岁的时候在帖木儿王朝苏里坦·侯赛因·巴依喀拉执政时担任宰相，四年后因与当权者政见不和，愤然辞官，专心于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很多，流传至今的有46,000 行的《四卷诗集》和52,000 行的《五卷诗》等30 多部文学、哲学、语言学著作。他不仅是维吾尔文学成就最高的诗人，而且是中亚察合台时期文学的先驱和领军人物。
    最能体现纳瓦依创作成就的是他的《五卷诗》，这是依据流行于中世纪中亚和东方的古典诗歌形式“海米赛”创作而成的。“海米塞”一词源自阿拉伯语，有“五”、“五部”、“五卷”之意，始见于12 世纪波斯诗人尼扎米的《五卷诗》。一般要求有固定篇目的五部叙事长诗，依据规定的主题顺序构成。第一篇，哲理或劝谕性长诗；第二篇，英雄式爱情叙事长诗；第三篇，浪漫式爱情叙事长诗；第四篇，连环性爱情叙事长诗；第五篇，历史与幻想相结合的叙事长诗。由于这种体裁可以系统阐释诗人的思想，波斯、阿拉伯和突厥的诗人竞相模仿，形成“海米赛现象”。创作海米赛体诗歌要求创作者用新的思路和创作手法使用传统题材，不能因袭前人之作，因此对诗人的要求很高，是诗人艺术成就达到一定高度的表现。纳瓦依的《五卷诗》包括《正直者的惊愕》《帕尔哈德与西林》《莱丽和麦吉侬》《七星图》和《伊斯坎德尔城堡》。他的《五卷诗》被公认为中亚最负盛名的经典，在喀什噶尔、呼罗珊、撒马尔罕、赫拉特、布哈拉、费尔干纳、印度以及土耳其得到广泛传播。
    纳瓦依《五卷诗》中的许多作品深受口头叙事传统的滋养，在其极其久远的文学接受过程中，又从书面欣赏回归口头实践。在新疆维吾尔族麦西热甫欢庆活动中，许多民间弹唱歌手都喜欢演唱《帕尔哈德与西林》的片段。在纳瓦依的诗中，帕尔哈德被描写为中国王子，这位王子情绪始终低迷。父王希望消除帕尔哈德的苦闷，带他来到金库，帕尔哈德被一个装有亚历山大魔镜的小箱子所吸引。为了拿到箱子的钥匙，帕尔哈德需要经历一次惊险的旅行。于是他历经万险来到希腊，从苏格拉底手里拿到了钥匙。回家之后，帕尔哈德从魔镜里看到人们在疏通河道，并看到美丽的姑娘西林。帕尔哈德爱上了西林，踏上了寻找她的艰辛之路。当在亚美尼亚终于找到这位姑娘的时候，民间弹唱歌手唱道：
    温柔的话语从她的朱唇间轻吐/痴情的帕尔哈德立刻不省人事。
    她的美貌让他神魂颠倒呼吸加速/激动不安搅动着他脆弱的心房。
    帕尔哈德浑身不停地开始发抖/爱情的愁苦不知是否从此没有尽头。
    帕尔哈德与西林成为忠贞爱情的象征，并为维吾尔族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人民耳熟能详。纳瓦依作品中的许多人物的命运被人们津津乐道，人们不仅将生活中发生的许多真人真事与纳瓦依塑造的人物进行对接，而且把纳瓦依融进民间故事之中，让纳瓦依成为智慧、善良、公正、忠贞、简朴的化身。在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地以及伊朗、阿富汗、乌兹别克、塔吉克等国家，民间弹唱歌手传唱着一首《纳瓦依与古丽》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悲壮的故事。纳瓦依一见钟情的姑娘古丽同时被国王看中，国王委托纳瓦依前去为他说媒。作为宰相的纳瓦依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无奈地去为国王求婚。爱着纳瓦依的古丽选择了死亡，而爱着古丽的纳瓦依发誓终身不娶，以坚守对古丽的爱情。
    纳瓦依品性善良，心态温和，真诚无私，慷慨助人，是道德的楷模。他写了许多爱情叙事诗，自己却孑身一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公益事业，把国王赏赐给他的土地捐给社会，并出资在上面兴建了行政大厅、经学院和医院。他还捐助许多艺术家和学者完成并出版他们的学术专著，为赫拉特的文化发展竭尽全力。他对社会的这些奉献，赢得了人们的广泛赞誉。最能体现纳瓦依真性情的是他的《四卷诗集》，［11］分“童年的奇趣”、“青年的异珍”、“中年的美质”、“老年的收益”四个章节：
    东方出来的月亮驱使我心灵的鸟儿/经常转向日出之国那边展翅飞翔（《四卷诗集·童年的奇趣》）
    令人毁灭的忧愁负担虽然使我佝偻腰弯/我却从她留下的足迹中找到生命的历程。（《四卷诗集·青年的异珍》）
    这是什么爱情，我的一切变成虚幻/仿佛闪电将我叹息之烟铺展在蓝天。（《四卷诗集·中年的美质》）
    尽管世界是这样美丽的花园/然而点缀的花儿却不会长久。（《四卷诗集·老年的收益》）
    纳瓦依把人生比作一个跌宕起伏的乐章，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节奏应和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人们从他的诗中看到了诗人对人生的理解，并关照到了自己，通过纳瓦依的诗歌，人们仿佛在一瞬间感悟了人生爱与恨、生与死的真谛。
    《四卷诗集》以最适合抒情的双行格则勒诗体呈现。因充满激情和富于韵味，纳瓦依的格则勒诗被吸收进木卡姆，不仅成为最经典的唱词，而且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如十二木卡姆“乌孜哈勒”琼乃额曼的《序曲》唱道：
    我被折磨的生命，向往着癫狂的原野/我真想一举把生计和家园全部葬送。
    这残酷的世道将我变为尘埃灰土/莫让人们把我的尘埃当图蒂亚抹至眼中。
    我不想让栖身坟园的穷人察觉我陵前的烛光/火星飘落蔓延无疑会把一切用具焚毁断送。
    请别问我要去哪里，我早已身不由己/我把主宰自己的缰绳交给了厄运手中。［12］
    纳瓦依及其作品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影响力，通过大型音乐套曲木卡姆而得到更大的提升。木卡姆是流传在广义的西域地区的一种大型音乐套曲，在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印度以及中亚都有流行。10 世纪以后经突厥著名哲人阿·法拉比（870－950 年）、伊本·西拿（980－1037 年）和纳瓦依的整理规范，木卡姆在突厥语民族中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维吾尔木卡姆别具特色。在16 世纪叶尔羌汗国阿曼尼沙汗的倾力组织下，收集整理和规范了十二木卡姆，形成了维吾尔木卡姆琼乃额曼、达斯坦和麦西热甫的结构形制。琼乃额曼意为“大曲”，苍劲深沉，蕴蓄无穷；达斯坦意为“叙事组曲”，流畅欢快，抒情优美；麦西莱甫则载歌载舞，把演奏推向高潮。经过整理的木卡姆，兼备了诗、乐、舞而焕发了新的艺术魅力。其后，维吾尔文人和民间歌手又将大量的纳瓦依诗歌填入木卡姆进行演唱，极大提升了木卡姆的人文精神。
    维吾尔族木卡姆因地缘文化又可细分为喀什十二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和刀郎木卡姆等。其中哈密木卡姆以婉转抒情为特色，刀郎木卡姆以粗犷高亢为特色，它们表现了生存于两个不同自然环境中的维吾尔人对生命的不同感悟。正是因为维吾尔木卡姆承载了不同地区维吾尔人的人文情怀，2006 年，经国务院批准，它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在新疆民间，木卡姆演唱是麦西热甫聚会中的重要内容。麦西热甫维吾尔语意为“欢乐的聚会”，是维吾尔族民间流行的一种将歌舞、民间娱乐、聚餐融为一体的娱乐形式。一般情况下，麦西热甫由演奏木卡姆开场：
    心儿，欢欣吧，活力已注入你的躯体/抑郁的生命，欢喜吧，永恒的生机业已来临。［13］
    在一段欢乐的歌舞之后，人们沉寂下来，开始聆听朗诵者奉献的维吾尔族经典诗歌，多是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的哲理名言和纳瓦依的情歌，也有现当代诗人的作品。接下来是那些文采飞扬的诗人进行对诗比赛，再接下来是各种猜谜、说笑话和民间游戏活动，把聚会情绪再次推向高潮。另外，麦西热甫还承担调解一般的民间纠纷的作用，如无纠纷，则以象征性惩罚迟到者、行为不端者的道德教育方式收场。
    麦西热甫具有悠久的历史，是维吾尔人对生活满怀希望，并期待生活更加美好的集体祝福。麦西热甫不仅凝聚了维吾尔民族，而且成为传播民族文化、激励民族斗志、提升幸福指数、规范道德行为的文化盛事。2006 年，“维吾尔刀郎麦西热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8 年，“新疆维吾尔族麦西热甫”包括新疆维吾尔族刀郎麦西热甫、维吾尔族却日库木麦西热甫、维吾尔族塔合麦西热甫、维吾尔族阔克麦西热甫，以扩展方式进入国家非遗名录。2010 年，麦西热甫被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项目简介中是这样概述的：麦西热甫（又译“麦西来甫”）活动包括一系列丰富的习俗和表演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民间艺术、杂技、口头文学、饮食及游戏；将歌唱、舞蹈和娱乐结合在一起的维吾尔木卡姆是此项活动中最包罗万象的艺术形式。……麦西热甫既有法庭的作用，也是课堂，在这里司仪调解冲突，并且维持道德标准，人们还可以在这里学习了解他们的传统风俗习惯。
    同样，木卡姆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受到空前关注，在教科文组织于2008 年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阿塞拜疆木卡姆”（阿塞拜疆）、“伊拉克木卡姆”（伊拉克）、“沙士木卡姆音乐”（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联合申报）也同样赫然在列。同源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的国家与民族中承载了共同的生命追求与情感需求，这些国家和民族通过共享而建立起彼此命运相依的紧密关系。人类文化遗产的共享，既表现了不同族群通过文化互鉴以和睦相处的需求，也表现了人类寻求社会协调发展的历史必然。正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可以说，完全封闭隔绝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完全拒绝借鉴他者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特别是在丝绸之路这条人类历史上持续影响力最大最长的商贸之路和文化之路上，充满了吐故纳新的文化交流，它在几千年的风雨中，不仅为沿途不同民族和国家带来新气象，更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无以伦比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在“一带一路”伟大倡议的实践中，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应该充分结合维吾尔古典遗产在丝绸之路上的广泛影响力，弘扬其和谐与包容、多元与互鉴、浪漫与率真的文化品性，深入研究其历史积淀与现代张力，进而通过共同保护木卡姆、麦西热甫、诺鲁孜节等被多国、多民族所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加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对话和互动交流。尤其是应当加强古典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领域和跨学科研究，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在双边、区域、次区域以及国际层面的多重合作，在物质文化遗产、文献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形成合力，与相关国家在深层次上营造文明交流互鉴和遗产共享共赏的文化对话氛围，让新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成为跨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和谐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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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 优素福·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M］.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北京:民族音像出版社，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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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郎樱.《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165.
    ［9］ 张宏超.《福乐智慧》语言的音乐美［J］.西域研究，1994，（1）:30.
    ［11］ 艾里希尔·纳瓦依著.纳瓦依格则勒诗选集［M］.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整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6.
    ［12］［13］ 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93.101.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