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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满族作家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中的一位少数民族成员。在社会风行民族歧视的过程中，其民族心理备受压抑，企盼世上所有民族所有人群一律平等，“谁也不要欺负谁”。他明确宣示出自己进步的民族观和民族文化史观。他认识到中华各民族必须平等、团结、和谐、互重的道理，懂得“国家至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认为国内不同民族都具有自己的文学优长，其文学传统都该得到尊重，一个具有现代文化精神的中国该鼓励多民族在文化上发出各自的声音。老舍的民族观，闪现着超越民族藩篱的现代人文光芒。他是非政治家和民族学家的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中，极难得的一个具备超前民族观念的人。老舍的现代民族观是对中国多民族共存现实的反馈，是对中华民族新时代人文建设的贡献。在20世纪中国文化人普遍缺乏对民族问题科学思考，普遍不够重视现代民族观念建设的情况下，这份贡献更显得弥足珍贵。 满族作家老舍，是20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当中，少有的少数民族成员之一。他的民族，曾经有过罕见的辉煌，也有过惨痛的跌落。满族在近现代的大浮沉大跌荡，老舍感同身受。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我认知的满族人，老舍在社会上风行民族歧视的特殊过程中，民族心理民族情感备受压抑。在青年时代步入人生道路之后，他有一项真切的心愿，就是企盼世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群一律平等，“谁也不要欺负谁”。 当青年老舍成为一名基督徒的时候，他所倾心的社会理想，就包括着他的朋友、牧师宝广林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大同主义精神，以及“破除国家种族之畛域”，达到不同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与和睦的追求。宝广林说：“是基督之光明所被，足以使撒人与犹太人之积怨，如冰雪之见日，立即消释，而同登灵界焉。”这位与老舍一样出身于满族的宝广林牧师，理解同胞们在民国初期悲苦无告的遭遇和寻求社会平等的诉求，在宗教宣传中提出了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民族民主思想，得到了当时的满族同胞，尤其是青年老舍的拥护，他们真心希望能够见到不同民族相安共荣、人与人平等相待的社会现实。 待到老舍只身去到西方，他的眼睛也一直盯着英国社会对于不同种族的态度。历史为老舍设定的社会文化位置，帮助他出色地完成了《二马》。他的少数民族出身、旗人文化素质，以及对种族、民族问题特有的敏感度，都使他在此次创作中有了挥洒表达的可能。当然，同样的原因，也使老舍至此仍旧专注于在政治领域里民族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上。《二马》开篇，曾对伦敦街头工人们举行政治集会做了漫不经心的描写，这是作者在国内就不十分关心政治的惯性立场在起作用，而在故事进展之间，老舍却通过温都太太之口，说出了“种族比阶级更厉害！”这样显然带有特殊意味的话语。《二马》写到英人，老舍首先特别指出他们对东方人浓烈的民族偏见情绪。伦敦的英国市民，差不多都相信，来自中国的“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分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他们认为“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人呢？狗！”像小说中的伊牧师，在中国传过20年的教，对华人虽非全持恶意，却“在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泪告诉上帝：中国人如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他的太太、儿子和太太的哥哥，都怀着愚顽不化的民族沙文主义态度，“伊太太的教育原理是：小孩们一开口就学下等言语——如中国话，印度话等等。——以后绝对不能有高尚的思想。……她不许她的儿女同中国小孩子们一块儿玩，只许他们对中国人说必不可少的那几句话，像是：‘拿茶来！’‘去！’‘一只小鸡！’……每句话后面带着个‘！’。”当马氏父子将要来到伦敦时，未来的房东温都太太，也是“心里一个劲儿颠算：到底是多租几个钱好呢，还是一定不伺候杀人放火吃老鼠的中国人好呢？”《二马》对充斥于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语境，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挞伐，这反映了自幼坚持民族自尊精神的老舍，在国内外多次相关遭遇下所激发起来的愤懑情绪。 1929年下半年，返回祖国途中，老舍在新加坡有过一个时期的逗留。他一边工作，一边写作反映新加坡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这部题为《小坡的生日》的作品，作者是想要“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这是个理想。”[①]小说里意蕴深致地讲了小坡手中一块红绸子的妙用，把它或裹在头上，或围在腰间，或戴上头顶，就可以立即分别活现出印度人、马来人和阿拉伯人的服饰特征，让读者看到，在新加坡这里，东方各民族的人们是怎样地亲密生存和彼此了解。新年到了，他们更是不分人种、不计肤色地共同欢度： 小坡过年的时候，这“各色人等”也都过年；所以显得分外的热闹。那里有穿红绣鞋的老太太，也有穿西服露着胳臂的大姑娘。那里有梳小辫，结红绳的老头儿；也有穿花裙，光着脚的青年小伙子。有的妇女鼻子上安着很亮的珠子，有的妇女就戴着大草帽和男人一样的作工。可是，到了新年，大家全笑着唱着过年，好像天下真的是一家了。谁也不怒视谁一眼，谁也不错说一句话；大家都穿上新衣，吃些酒肉，忘记了旧的困苦，迎接新的希望。[②] 与其说这是老舍对星岛年节喜庆场景的忠实记录，毋宁说是作家对心目中一帧理想图画的纵情点染更确切些。他由幼及长，从东方到西方，见惯了民族和种族间的不和谐，更为切身承受过这样那样的民族与种族偏见而嗟叹。此刻的新加坡，还构不成一切民族共同繁荣的乐园，老舍在《小坡的生日》里也存心地不写一个白人，甚至连当地的日本人也予以回避，就是为了能够舒心地展示这么一帧理想的图画。尽管作品中也略微地点到了不同祖籍的华侨之间尚存在着某些芥蒂，又对当地的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愚昧散漫做了含蓄的批评，但是，作者还是借助于华裔儿童们的体验，将各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友谊和睦，置放在超越一切的地位上大加礼赞。这也就在读者面前，坦露了作家殷切向往有朝一日世界上的各民族跨越社会与文化藩离，彼此尊重、友好相处的心迹。 《国家至上》，是老舍写于抗战期间的一部话剧。她的朋友、回族教授马宗融，代表回教救国协会，嘱他写一出表现回教群众抗日报国的戏。老舍没迟疑就应允了，他很高兴有机会写这种题材的戏。他约请剧作家宋之的合作，二人一致的愿望，是要写出一部宣传回民爱国、宣传中华全民团结抗战的好戏。 回族，是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个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他们的居住地，遍布于由北到南的国内许多地方。老舍生在旧北京的下层，那里的满族与回族，有着长期密切的民间往来。老舍从来就对回族同胞，有着深情的关注，并在彼此同情和理解的基础上，与一些回族人士交上了亲密的朋友。老舍明了，因为信仰、心理和习俗上的多种原因，回、汉两个民族之间，一向有些隔阂，即便是到了抗战爆发之后，他们各自虽都存有崇高的爱国救国之志，却常常奈于既往的芥蒂，妨碍了精诚一致地抗击外侮。为此，要写一部激励回、汉群众同心御敌的剧，无疑是必要的。老舍也知道，国内的民族关系问题，是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写作时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适得其反，造成相互间新的不愉快。老舍与他的合作者宋之的，为设计剧情，煞费苦心，终于找到了以写回族内部团结过程为主、写回、汉之间团结过程为辅的故事布局方式。 《国家至上》的主人公张老师，是生活在北方乡镇里的一位回族老拳师。他正直、刚毅、倔强，有一身过人的武功，也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出于历史的缘故，他对汉族人戒心颇重，自己的结拜兄弟、教育家黄子清兼收了回、汉两族学生，他便执意用气，造成兄弟间失和多年。日本军队节节逼近了他的家乡，他听信小人金四把的挑唆，不但依然故我，拒绝与黄子清和好，而且不愿意跟汉族乡亲们一道筹划御敌之策。结果，残酷的事实摆在了他的眼前：敌寇滥炸清真寺，回族老幼到处遭到杀戮，他自己也被炸伤。在他苦闷之时，老兄弟黄子清主动捐弃前嫌，为他送来极珍贵的医伤良药，汉族的县长和民众也向他敞开热诚的胸怀，欢迎他联手破敌。日军迫近，张老师慷慨请缨，冲向沙场，喋血作战，在最危急的关头，他得到了汉族同胞的及时救助，大家合力一处，御敌成功。战斗过后，身负重伤的张老师猛然醒悟，原来一直煽动他不要跟汉人来往的金四把，竟是日军的一名奸细。他在临终时，亲手击毙了金四把，用最后的气力，道出了金石般掷地有声的话语：“我快死了，我明白了！回汉得合作……” 这部话剧，准确把握了回族同胞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歌颂了他们憎爱分明、勇于为国为民壮烈捐躯的精神风范。作品上演伊始，就得到了回教群众的普遍首肯和赞誉。剧作反复张扬“国家至上”、“我们都是中国人”的国民意识，更引发了各族广大观众的情感共振。这部戏，直面现实，不回避题材“禁区”，是一部在国家危急关头，真切反映国内不同民族间打通心理隔膜、共图中华生存的戏剧佳作。即便是检阅于中华文学史的漫漫长编，这样疾呼着民族团结的积极作品，也是向无先例的。——老舍能写出这样的好作品，当然不是偶然的，他历来倾心关切中国各族人民的关系，他是借回、汉团结抗敌的故事，一抒心底郁积多年的情感！老舍从切身的体验出发，深深懂得中华各民族必须平等、团结、和谐、互重的道理，深深懂得“国家至上”和中华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他的进步的民族理念，就此得以初步的阐释。 此后，他更逐渐向比较明确地表现满族与兄弟民族关系的题材靠拢。 也是在抗战期间，东方文化协会来恳请老舍以“东方文化”为题作一本话剧。“东方文化”四个字勾起了老舍的累累遐思，他二话没说，就接过来了这个题目。从打迈上文坛即特别关心民族精神文化走势的作家，认为：“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可是，毕竟这个“东方文化”的题目，过于地大而虚幻了，它害得老舍几经苦苦捉摸，也捕捉不到能够形象地包容得下这个题目的故事。全仗着老舍太偏爱于这个题目，他到底还是将这个戏吃力地写了出来。这出演示和剖析“东方文化”的话剧，取了一个书香门第的赵姓家庭为背景，写出了这一家人在抗战期间及胜利之后若干年间的生活和思想。剧中的主要人物，父亲赵庠琛、母亲赵老太太、大儿子赵立真、二儿子赵兴邦、小女儿赵素渊，以及小女儿起先的男友封海云，在戏刚开场时，分别代表着某种抽象的文化观念：赵庠琛体现着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他重气节、爱和平，主张作人“应当由修身齐家起首”，不太愿意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奋起投身积极的社会斗争；赵老太太是典型的东方妇女，一心督促两个儿子早日成家，好叫全家过上和和美美的小康生活；赵立真身为动物学家，坚信“科学昌明了，世界上就根本不会有炸弹”，立志从科学的道路上，“给这个不明不白不清醒的人类找出真理来”；赵兴邦，是一位有理想肯实践的爱国青年，他勇于迎着抗战的炮火硝烟冲向前方，不仅是为了救国，也是为了将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改善一些，更提高一些”，使之成为“刚性的”新文化；赵素渊天真、浪漫，想要追求个性的抒发，又缺乏辨明生活道路及世间真伪的头脑；封海云，则是个“漂亮，空洞，什么也会，什么也不会”的浪荡种儿。随着剧情发展，赵兴邦的道路，得到了家里人们的认同，父亲不顾年迈出门为抗战作事去了，哥哥一肩双担，边坚持科研边照顾老母，妹妹在认清人生意义之后，切断了与无聊男友的交往，投入了抗战服务工作；只有封海云执迷不悟，落了个破败潦倒的下场。《大地龙蛇》究其实质，是要呼唤古老的东方民族，在非常的战争时期，通过自我的批判和矫正，寻求精神文化的递嬗与新生。作者的动机是真诚的、合理的。但是，戏剧终归是戏剧，而不是文化论文，让剧中人物都充当理念的化身，并不能帮助欣赏者们达到对各种理念有效的辨察和抉择，反而会削弱戏剧的内在魅力。因而《大地龙蛇》从艺术上看来并不成功。 老舍在创作之初已预感到《大地龙蛇》的先天不足是要带给作品较大损伤的，而他仍愿勉为其难地去完成它，其中别有因由。剧中，赵兴邦曾赴祖国北方的绥远抗日战场参战，他向家人回忆起自己与战友们协力夺得的胜利时，特意点到了：“我可以教你们看清楚，我们的百姓，而且是汉满蒙回藏各处的百姓，怎样万众一心地打败了敌人！”剧作者老舍在此处，精心安排了一个倒叙的场次，真的让各民族的抗日勇士悉数登场，其中有汉族战士李汉雄、蒙古兵巴颜图、回教兵穆沙、藏族高僧罗桑旺赞、朝鲜义勇兵朴继周，甚至还有印度医生竺法救、日本籍的国际主义者马志远、华侨记者林祖荣……作者让这些抗日志士，齐声高唱他们豪迈的战歌，其中也有“为中华打仗，／不分汉满蒙回藏！／为中华复兴，／大家永远携手行”[③]的歌词。这里，会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老舍一再提到了“汉满蒙回藏”，怎么独独没有让他自己所隶属的民族——满族人的代表，出现在舞台上呢？这个问题一经想到，答案也就呼之欲出：赵兴邦，这个戏里的中心人物，就是老舍想提示人们注意到的那个“满”人的代表了。你看，他姓赵，恰合满族主要姓氏之一（满人用汉字姓的赵姓，满姓旧谱称“伊尔根觉罗”，若直译为汉语，是“民众姓氏”之义，亦含有满人“最常见之姓氏”的寓意）；而且，老舍在这里，还留下了一些相应的暗示：一，剧中证实，赵家祖籍在北方沦陷区，赵庠琛是在“宦游二十年”后隐退到重庆来的；二，在该剧本《序》中，作者曾不无用意地写道：“就以我们的服装说吧，旗袍是旗人的袍式，可是大家今天都穿它。”说者有意，听者不应当无心，老舍如此留恋这个话剧题材，不单是“文化”，还因为有“民族”的因素潜在其中，也教他份外挂心！既然写的是“东方文化”，老舍自然不会像世间有些人那样茫然地忘却了中国文化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也不会忘了华侨、印度人、朝鲜人乃至于日本人，都是“东方文化”的创造者。在《大地龙蛇》末尾一幕，老舍启用幻想，写了抗战胜利后的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亮丽明媚的海滨城市青岛，爱好和平的国内国际诸民族代表，欢聚一起庆祝“和平节”，人们齐声欢唱：“……从印度接来佛法，／放大了爱的光明，／从西域传来可兰，／发扬了清真洁净；／无为的老庄，／济世的孔孟，／多一分真理，／便多一分人生，／多一份慈善，／便多一分和平；／道理相融，／渗入人生，／善为至宝，／何必相争？／我们的心地和平，／我们建造了和平，／和平！和平！和平！”[④]可见，老舍在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时期，所时时魂牵梦萦、祝祷祈盼的，正是各个兄弟民族之间沟通良善、和平相依的“东方文化”胜景。 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和文化人，老舍利用创作《国家至上》和《大地龙蛇》的机会，委婉然而恳切地，宣示了自己渴望在中华国度之内，不同民族多元依存、繁荣与共的民族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老舍不再有理由掩饰个人的民族出身和民族心理，他成了最令人们熟知的满族代表人物。他是个每得到任何一份社会认定，总要以十倍的成绩来加以回报的人。作为作家，他知道应该怎样把个人久久激荡于怀的民族情感兑现出来。 20世纪50年代，在新的政治体制之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了一个迈向繁荣的热启动时期。来自不同民族的作家，为创建各自民族的新文学，都焕发出了空前的热情。这对老舍也是一种鼓舞和鞭策。1955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少数民族青年作家的倡议下，召开了旨在关注和推进民族文学发展的座谈会，老舍本人就是那次会议的主持者，他跟若干位不同民族的作家齐集一堂，兴奋心情溢于言表。各族作家们见到了他这么一位德高望重、本人又是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文学前辈，都非常高兴地坦露心声，大家说，中国作家协会应当下设一个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我们就选老舍先生来当委员长好了！老舍不无诙谐地向大家作了个揖，连说：不行，不行，我可不如你们，我把我们老祖宗的话全忘了，你们听我这一口北京腔儿，能当委员长吗？但我一定争取当个委员，把咱们全国各民族作家团结在一块儿！[⑤] 1956年 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老舍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的报告》，在这个中国文学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的系统报告中，就诸如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的兴起、开展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民族文学的翻译和创作问题、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克服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以及推进中国兄弟民族文学发展的具体措施等项，一一阐述了看法，他希望：“让所有的兄弟民族都以热爱祖国的精神吟唱自己的诗歌，以自己的语言与风格写出历史的今天的现实主义的故事与戏剧”。这时，老舍的民族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宣示，他认为，国内各个不同民族，都具有自己的文学优长，他们的文学传统都该当得到尊重，一个具有现代文化精神的中国，就该当鼓励他们在文化艺术上发出各自的声音。 1957年 5月，老舍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前去乌鲁木齐，出席中国作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的成立大会。他在那里逗留了半个月，竟没能抽出空暇游览一下神往已久的吐鲁番等地，而是把时间全用在了与各民族的文艺家们交朋友上面。他在当地作了10次“座谈报告”（这是他临时自造的一个词，主人们知道他身体不好，难以应付太多的长篇报告，于是多安排“座谈会”，但每每遇到各族文学爱好者大量递条子、提问题，他“只好作大段独白，等于作报告”）。老舍实在累得不轻，却为能结识许多的朋友感到高兴，他说，各民族的“朋友比高山大川更重要。”[⑥] 1960年，老舍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目为《兄弟民族的诗风歌雨》的发言，提出：“以汉族文学史去代表中国文学史显然有失妥当，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而兄弟民族又各有悠久的文学传统”，“今后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无疑地要把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史包括进去。”这些表述，非常清晰地展示了老舍心间业已萌生的中华多民族的文化史观。 同年，他在百忙中撰写发表有关新疆各民族小说创作和有关傣族民间叙事长诗的评论文章，亲自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成长和传播鸣锣开道。 还是这一年，他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这是一篇较1956年的报告，在内容上更为翔实和透辟的报告，报告中，在全面介绍各民族文学创作队伍的时候，有这样一句短语值得我们留意：“满族：作家有胡可、关沫南与老舍等。”老舍已把自己整个儿地摆进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发展格局之内，愿意以一位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来促进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开拓伸展。 直到晚年，创作《正红旗下》之际，老舍依然是不遗余力地在宣扬和倡导国家各个民族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 在我满月的那天，已经快到下午五点了，大家已经把关于定大爷的历史与特点说得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金四叔来到。大家并没有大吃一惊，像定大爷来到时那样。假若大家觉得定大爷是从天而降，对金四把的来到却感到理当如此，非常亲切。是的，他的口中除了有时候用几个回族特有名词，几乎跟我们的话完全一样。我们特有的名词，如牛录、甲喇、格格……他不但全懂，而且运用得极其正确。一些我们已满、汉兼用的，如“牛录”也叫“佐领”，他却偏说满语。…… 他送了两吊钱，并祝我长命百岁。大家让座的让座，递茶的递茶。可是，他不肯喝我们的茶。他严守教规。这使我们更尊敬他。……是的，当彼此不相往来的时候，不同的规矩与习惯使彼此互相歧视。及至彼此成为朋友，严守规矩反倒受到对方的称赞。我母亲甚至建议：“四叔，我把那个有把儿的茶杯给你留起来，专为你用，不许别人动，你大概就会喝我们的茶了吧？”四叔也回答得好：“不！赶明儿我自己拿个碗来，存在这儿！” ……我至今还觉得怪得意的：我的满月吉日是受过回族朋友的庆祝的。[⑦] 1979年，冰心读到老舍的遗作《正红旗下》，感慨系之。她撰文谈到：“我自己小的时候，辛亥革命以前，因为痛恨清皇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作为汉族一分子，又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旗人’，因此我对于旗人，不论是贵族是平民，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是一律怀有反感的；这种认识，直到后来在参加革命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接触到一些旗人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而老舍自己，由于出身在清皇朝‘残灯末庙’时期的‘穷旗兵’的家庭，对于同受剥削压迫的汉族人王掌柜，回族人金四叔，都有着休戚与共、甘苦相关的深厚阶级感情。……多么深厚的民族之间的阶级感情呵！同受剥削、同受压迫的人民之间‘互相友好’，是‘谁也挡不住’的，这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所说的‘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主要因素！”[⑧] 纵观老舍的创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老舍的民族观，闪现着跨越民族藩篱的现代人文光芒。他是非政治家和民族学家的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中，极难得的一个具备超前民族观念的人。老舍的现代民族观，是他对中国多民族共存现实的真情反馈，是他对中华民族新时代的人文建设，一份真诚的贡献。在20世纪中国文化人普遍缺乏对民族问题缜密思考，普遍不够重视现代民族观念建设的情况下，这份贡献，更显得弥足珍贵。 [①]老舍：《还想着它》，《老舍文集》第14卷，第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老舍：《小坡的生日》，《老舍文集》第2卷，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老舍：《大地龙蛇》，《老舍文集》第10卷，第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④]老舍：《大地龙蛇》，《老舍文集》第10卷，第3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⑤]参见玛拉沁夫：《“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载《新港》1979年第5期。 [⑥]老舍：《新疆半月记》，《老舍文集》第14卷，第3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⑦]老舍：《正红旗下》，第73－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⑧]冰心：《读老舍遗著〈正红旗下〉》，《民族团结》197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