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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文学史”是一门既可爱又可疑的学问。为此，我写过不少文章，质疑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学史”情结(参见《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在学科建制与民间视野之间》，《现代中国》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一月版)。从一九八八年追随王瑶先生思考“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算起，我之关注兼及大学课程、著述体例、研究思路、知识体系以及文化商品的“文学史”，至今已有二十年历史。期间，除了先后在北京大学、台湾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先后出版编著《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广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学术史：课程与作业——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为例》(安徽教育出版社二○○七年版)等，还曾和友人合编《文学史》集刊。总括起来，不外是在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 八十年前，郑振铎反省中国的文学研究，撰写《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批评以往中国人的研究从没上过“研究的正轨”;提倡系统的、科学的、“统括全部历史”的文学史著述(见《中国文学研究》，4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版)。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如此夸张而蹩脚的吹捧，今天不可能被接受，更遑论区区“文学史”?反省这种“文学史”迷思，并非基于民族自信心，也不是套用后现代论述，而是教育史与学术史的巨大张力，促使我直面如何有效地进行“文学教育”这一难题。说到底，有关“文学史”的课程及著述，只是我们进行文学教育的拐杖，并借以逐步进入文学殿堂。如今，教材俨然学问，丫鬟变成了小姐，真是有点伺候不起了。我的目的是，以教学实践为杠杆，撬开大门，从缝隙中窥探文学史建构中的若干问题，反省、质疑、重构世人所熟悉的文学史图像。这里所说的“文学史”，不仅仅是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甚至也不只是学术思路或文化立场，还包含课程与著述、阅读与训练、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校园与市场等。如此立说，即便建树无多，起码提醒学生们，作为课程的“文学史”，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神圣。 那么，反过来想，假如没有文学史，我们该如何思考、教学、著述?依我猜测，最直接的效果，很可能是如下几点： 第一，知识破碎，不成体统。不仅具体大学的老师、学生，整个社会的知识结构都如此。唐诗过后是宋词，李杜光芒万丈长，《金瓶梅》影响了《红楼梦》等，这是常识;周氏兄弟思想及文章的差异，古风及律诗的审美特征，这些也都明白。差别在于：世人可能关注作家风格及文章体式，但不太熟悉也不太在意所谓的“时代风貌”——比如明代文学的整体特征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各个侧面。今天中文系学生的“文学史常识”(即便不含外国文学)，很可能比清代的博学鸿儒都丰富。可是，扪心自问，我们真能“全史在胸”，纵论古今，从屈原一直讲到鲁迅?请记得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的提醒：“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金明馆丛稿二编》，2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第二，阅读优先，经典第一。从四书五经、《史记》、《文选》，一直到《唐诗三百首》、《古文辞类纂》等，这是以经典及选本为中心的文学教育。这当然很不民主，“赢者通吃”，许多作家作品被遗忘了，文学的复杂性及多样性也因此无法呈现。这还不算确定经典及编辑选本时可能存在巨大的“利益”与“偏见”。以经典为中心组织阅读，可能导致后人的偏食，以及对整体历史进程的无知。重“讲授”还是重“细读”，形成了不同的知识结构。因印刷便利以及学术风气转移，今人说出来及写下来的，比他们的实际水平高;古人则反之。如果说过去是以阅读/理解/承传为中心，现在则以写作/表述/创新为中心。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家教曾感叹：“父亲生我们七个儿子，每个孩子学一门专业，都不及父亲的学问好。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哦。”(参见林伦伦：《<黄际遇先生纪年文集>序言》，载陈景熙、林伦伦编《黄际遇先生纪年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二○○八年版)黄教授的父亲黄际遇先生，抗战中任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主任，可他同时在中文系讲授《历代骈文》课程。这样的奇才，现在不可能出现。可另一方面，学问很好的黄际遇先生，留下来的作品并不多。这就是时代风气的差异。 第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为没有清晰的文学史线索，不晓得或不屑于了解何为“整体”、怎么“演进”，哪些是必不可少的“转折”，反而获得了极大的阅读自由。不读汉赋，照样欣赏元曲;不了解《西厢记》，同样喜欢《牡丹亭》，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尽可全凭兴趣，选着听，跳着读(参见陈平原：《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渤海大学学报》二○○七年二期)。至于专业研究者，因“术业有专攻”，不能不有很多舍弃。我常感慨，海外汉学家的著述很有深度，但他们对研究范围之外的东西，竟然如此“无知”。这就是差异——同样是博士资格考试，人家要求视野开阔，注重知识间的联系;我们要求常识丰富，不能千里走单骑。单就文学阅读以及学术探索而言，“个人性”与“片断化”，或许更可行。过分注重“系统性”，必定导致不懂装懂，还有就是以“综述”代替“研究”。 第四，不循常规，误入“歧途”。这里所说的“歧途”，不含褒贬意味，只是脱离了原有的规范以及原定的发展方向。那样的话，有意无意地，全凭个人兴趣，不时“越界操作”。但这并非就是坏事。最典型的，莫过于《红楼梦》研究;胡适曾讥笑蔡元培校长为代表的索隐派乃“猜笨谜”，可人家乐此不疲，且代有传人。即便在专业范围内，也有很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遵从文学史的嘱咐，步步为营地展开阅读，这就好比修好了渠道再放水，不浪费，少走弯路，但也因此缺少奇思妙想，很难有意外的惊喜。 第五，讲课时注重个人体悟，随意发挥。从晚清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各大学乃至中学，多要求教师自己编写文学史教材，如最近岳麓书社刊行的来裕恂先生一九○九年稿本《中国文学史稿》，那是他在浙江海宁中学堂教书时所撰的。现在讲求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倾向于在某个层次上实现“统编”。这里有意识形态以及商业利益方面的考量，还有就是课堂教学本身的特点。虽有各式教科书，但好大学里的好老师，大都灵活掌握，还能有别具一格的讲授;随着教育部逐步推行硕士生入学“统一考试”，从教材到讲授，各种个性化的表述，将越来越难有立锥之地。因此，得提醒学生，那些面面俱到、八面玲珑的文学史(作为教材只能如此)，只是入门的拐杖，并非“文学教育”最佳、更不要说唯一的途径。 第六，著述时固执己见，罔顾学界共识。作为教材的文学史，说到底是个人趣味屈服于集体意志。这里所说的“集体意志”，包括学界共识、听众需求以及商业利益。太个性化的表述，只能局限在特定校园，无法广泛流通。假如你希望教育部推荐以及学界同人认可，那你只能妥协——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等)、《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等非常成功的教材，都是如此。这一点，只要对比他们的个人著述，你就明白其中的差距。陈西滢嘲笑英国人附庸风雅，没人敢公开说自己不喜欢莎士比亚(参见陈西滢：《听琴》，《凌叔华、陈西滢散文》，257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如果你编文学史教材，确实没有特立独行的权利。你敢说《红楼梦》写得不怎么样，或者说鲁迅不如胡适伟大?反过来，不编教材，你完全可以固执己见，撰写“有特色”且“充满偏见”的个人著述——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了。 当然，这只是假设而已。今日中国学界，不可能退回到诗话、词话、文话的时代。一九○三年引进的作为教学及著述体系的“文学史”，还将继续引领风骚，只是其光环在逐渐退去，功能也在逐渐转变，学者们在腾挪趋避之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与教训、体味与反省。不说遥远的王国维、刘师培、鲁迅、胡适或者国外的勃兰兑斯等，就从我们的老师说起。近日拜读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回顾一次写作—— < 新诗发展概况 > 的前前后后》以及相关笔谈(参见谢冕等著：《回顾一次写作—— < 新诗发展概况 > 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文艺争鸣》二○○八年第二期上赵园、孙绍振、钱理群、刘复生、孙玉石、姜涛、冷霜、洪子诚等人的笔谈)，还有《文艺研究》所刊王水照教授的访谈录等(参见侯体健：《为问少年心在否，一篇珠玉是生涯——王水照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二○○八年六期)，对上一代学者从事“文学史”的研习、教学、撰述的追忆与反省，可谓感同身受。 受此鼓舞，也想野叟献曝，谈谈我对文学史教学及著述的几点意见。 第一，人文学关注的重点，本来就应该是心灵，可现在我们跟着社会科学跑，越来越关注外在的世界。萨义德晚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回到语文学》，大意是说，现在流行的读书策略有问题，从一些很粗浅的文本阅读，迅速上升到庞大的权力结构论述，他对这个趋向非常担忧。他认为，这么做，相当于“放弃所有人文主义实践的永恒的基础”(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著、朱生坚译：《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71-72页，新星出版社二○○六年版)。也就是说，人文学者的实践，最关键的是语文学。所谓语文学，就是对言词、对修辞的一种耐心的详细的审查，一种终其一生的关注。这是人文学的根基所在。你现在把这个根基丢了，拼命往外在的世界跑，找了很多很多材料，表面上很宏阔，但品位没了，这是今天人文学的困境。所以，他认为人文学的发展途径，最关键的，仍应保持对文辞的关注，这应该是人文学者的基本训练，也是其安身立命的根基。 第二，在我看来，中国的“文学教育”，主要问题出在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背后确有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及思想道德教育的意味，此处不赘)，窒息了学生的阅读快感、审美趣味与思维能力。文学教育的关键，在“读本”而不在“教科书”，是在导师引导下的阅读、讨论、探究，而不是看老师在课堂上如何表演——教科书及老师的表演越精彩，越容易被记忆与模仿，对于学生来说，这是一种限制(从思考、提问到表达)。背教科书长大的一代，学术上很难自立。到过欧美的，都惊叹其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之“放任自流”，可人家照样出人才。像咱们这么苦读，还不怎么“伟大”，实在有点冤。我再三强调，对于中文系学生来说，课堂及教科书远不是全部;课余的自由阅读及独立思考，方才是养成人材的关键。 第三，读惯/写惯文学史的学者们，一出手就是居高临下的“教训”——以传授知识为己任，而很少平心静气地探讨问题。其实，提倡“以问题为导向”的分析史学，有个意料不到的好处——那就是超越“抄袭”或“变相抄袭”这一可能存在的陷阱。时下流行且容易获奖的通史类写作，或成于众人之手，属于拼盘性质;或学力不足，只好多有借鉴。而作为教材的文学史，不便处处加注，一不小心，就是学术犯规。今天监管不严格，大家习以为常;日后回过头来看，很多大部头的书，都有此类问题。之所以主张专题研究，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趋避”，免得他日后悔莫及。 第四，区分课堂讲授与书斋阅读，也区分教科书编写与专业著述——目前的状态是该深的深不了，该浅的浅不下去。深入浅出，很不容易，我推崇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三联书店的“三联精选”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书”，那都是前辈学者所为，今天的教授，能做得到吗?至于专业著述，需要“彻底解决”的意志与能力。这是我编英文版《文学研究前沿》(每年大约选文三十篇)时的最大感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思想极为活跃，著述相当丰富，但让人拍案叫绝的好论文并不多。不全是数字化管理的压力，还有本学科的特点：过于鲜明的启蒙意识与社会感慨，立意高而规范少，缺乏就某一话题深入研究，以求“彻底解决”的意志与能力。当然，追踪当代文学进程的批评家，与关注历史演进的史学家之间，本就应该有区隔;我说的主要是后者。 第五，成功的文学史研究，必须兼及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个人趣味、精神境界。这四者，在我看来，缺一不可。“个人趣味”与“精神境界”，意思显豁，学者多有体会，不必多言。反而是前两者，必须说两句。“技术含量”指的是专业技能，那是入门手艺，业余爱好者也有贡献(如报纸上的专栏文章及电视上的“百家讲坛”)，但不可同日而语。为何连“劳动强度”也算在内?你用什么资料，花多少力气，下多大功夫，内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劳动量大的，不一定是好论文;但没有一定的劳动强度，凭小聪明写出来的，不会有大的贡献。 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初稿，十月六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