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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0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增加一部，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国内的文学史大多出自高校中文系教师之手，据我所知，绝大多数教师的文学史写作并非因为某教师自己有要写一部文学史的冲动，而是出于当下学院制度条件下的利益考虑。高校文学史课程是一门必修课，学校教务部门也有所谓“教材建设”的要求，可以作为教学评 估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这些也无可厚非，但决定了国内的文学史大多是教科书体例。教科书体例的基本特征是平庸化和教条化，它在内容上的要求是所谓“定论原则”，也就是遵循既定的观点，不鼓励创新，表达方式上也要求统一，无论是在体例上、观点上和文体上，都强烈排斥个人化的风格。与此相适应，国内的文学史大多是“集体项目”。在风格上，文学教科书看上去跟数学教科书没有什么差别。此外，编写教材有极大的利益驱动，教材编写是一个垄断性的行业行为，多校联合编写，可以共同承担教科书的使用，保证了发行量。加上教务部门的鼓励性投资，教材编写在图书营销方面是包赚不赔的。个人的文学史写作，无论其学术性有多强，也很难进入教科书体系，最多只能作为参考阅读书目。对那些缺乏学术研究能力的教师而言，编写教材比撰写学术专著要容易得多，而且可以折合学术研究的指标。出于上述种种理由，文学史的数量仍将会呈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 毫无疑问，对文学史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如果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文学史。然而，我们在国内所看到的这一千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差不多就是同一部文学史。 撇开教科书体例的文学史不谈，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问题，至今依然是一个困扰着中国文学史家的难题。其难题的关键点在于：文学史叙事所依据的是一个怎样的叙事逻辑，文学性与历史架构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始终无法摆脱文学史叙事对外部的政治权力的逻辑的依附关系。在叙事框架、章节安排、具体字数上，文学史写作者必须谨慎对待，比如“鲁郭茅巴老曹”之类的人物可能各自安排单章来写，而且字数都有规定，一般是自上而下递减，其他作家或列单节，或分组共享单节，如是等等。另一方面，由于外部历史逻辑框架的制约，国内大多数文学史是文学事件的时间顺序的罗列，作家及作品的美学风格上的差异和美学价值上的优劣，则被忽略。文学史写作者往往既缺乏合理的文学观，也缺乏完整的历史观，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制造了一种既没有文学也没有史的“文学史”。 19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一批新锐文学史家不满这种文学史框架，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试图解决文学史自身叙事逻辑的问题，但至今大多停留在可能性探讨和部分问题的解决方面，整体性的文学史叙事模式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千０一种”文学史。毫无疑问，这不是一部十全十美的文学史，但它是一部有独立立场和个人风格的、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据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顾彬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中的一部分，由此可见，顾彬试图在几千年的历史框架中，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定位。这样一种广阔的历史视野，是中国国内文学史家所缺乏的。顾彬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文学观基于所谓“语言性”，并由此而作出中国当代文学次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判断。这一基于“语言性”的美学尺度是否就是文学的唯一的或根本的尺度，或许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顾彬是一个有着个人明确的文学观和美学价值尺度的学者。而且在他的文学史写作和学术研究过程中，能将这一观念贯彻始终。 外部宏观的历史视野和整体性的历史叙事逻辑与文学内部的基于汉语自身美学特性的文学判断，这二者是构成顾彬文学史写作的基本要件。如果没有对这二者的充分理解，如果不能够从汉语文学表达的整体历史来看待现代汉语文学，文学的评判标准就会发生极大的偏移，甚至终将丧失文学的价值尺度。而那些由一干人拼凑出来的写作班子笔下的历史，注定只能是支离破碎的。这样，文学史材料堆积得越多，就越成为历史书写的障碍，材料将湮没历史书写主体自身。这也正是中国国内文学史家的致命弱点所在。本土学者对于本土文学写作的现实可能会比顾彬更熟悉，但他们在历史感和文学性两个方面，都陷入了混乱。面对本土的文学现实，就好比盲目的人在丛林里摸索，永远不知道道路通向何方。 这部“第一千〇一种”文学史的存在，或许并不能彻底改变中国国内文学史写作的平庸局面，但由于它的存在，至少提供了一种维度：建立个人的历史观和文学观，是文学史写作的根本所在。其他历史写作也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