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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本来意指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运作和发展的态势，但是，随着资本全球化程度的日渐深入，人类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由于资本的推动所导致的人类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渗透到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各个维度，引起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观念革新。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将成为21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驿站，无论赞成与否，这都将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必须直面的学术事实。面对如此的语境，文学史理论应该如何面对，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话题。本文将立足于全球化理论，反思文学史写作的诸相关问题。我们的讨论将集中在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他者视野与文学史方法的革新。全球化是一个地方性知识的国际旅行过程，它给本土研究带来的一个关键性变革就是研究视域的拓展、转换和一种基于全球化背景的他者视野及参照系统的构建。因此，全球化能够使他者谱系介入本土研究，并使他者眼光成为审视本土的一种标准。由于这种他者眼光在知识模态、谱系构成、思维向度和话语空间等方面均与本土视域有着根本的差异，因此，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社会和文化‘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 费孝通：《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 ，而且还可以使我们“悟出很多瞠目的事实” 美 吉尔兹：《地方性知识》 。西方学者蚁布思曾说过 “如果我们自觉地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力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德勒兹在其“他者理论”中甚至认为“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由此可见，他者谱系在本土研究中的在场将成为激活本土研究的触媒，使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评介本土文化遗存及其现实。因此，全球化有助于文学史研究从他者的角度确立更为广义的民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理念，摈除既有的本土意识，建构文学史写作的国际思维。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20世纪之前，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以诗文评和训、考、校为主。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传统的研究方法很快在新背景下显得捉襟见肘。同时，在日益兴盛的西学东渐浪潮的挟裹下，进化论、人生论、审美论等文学研究方法被引介到国内，开辟了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新气象。此后逐渐进入中国文学史现场的精神分析理论、神话原型思维、接受美学、语义分析、文化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等更是为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标新立异的理论资源与方法立场，并且逐渐越俎代庖，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主导理路。这种研究思路的改弦易辙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思维，开创了一系列书写文学史的新范式，而且还加速了中国文学史的现代化进程。全球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他者视野对文学史研究是异常重要的，它甚至可以成为文学史发展和创新的一个契机。 其次，泛文学时代与文学史的抉择。在现代科技和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文学的外延在不断地蔓延：纸质文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文本所取代，书面阅读濒临退居二线的危机，基于网络平台的多媒体文学、新媒体文学乃至超媒体文学不断涌现……针对这种现实，有学者坐不住了，宣称“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 即使不是全部 将不复存在”，“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 concomitants 而把它引向终结”。“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 美 希里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 。“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 余虹主编：《问题》第1辑 。这就是说，文学研究不应该再固守于文学自身，而是应该走向更加广泛的文学性研究，把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切东西都当成是文学来进行研究。熟悉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人都知道，这种泛文学论调并不鲜见。问题是，文学史能否转向泛文学研究？答案是否定的。泛文学观念对20世纪早期的几部文学史实践的危害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904年，作为“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的林传甲为了应付教务提调检查讲义的规定，“奋笔疾书，日率千数百字”，花了不足四个月的时间写成了国人自撰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从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的章目内容设置来看，他所理解的“文学”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所有内容，甚至文字、音韵、训诂、辞章、书法等也被他纳入文学的范畴，郑重其事地在文学史中对之进行研究。无独有偶，几乎与林传甲同时，来裕恂也完成了他的《中国文学史》，来氏的《中国文学史》同样包罗万象、斑驳陆离，传统的小学、经学、子学、玄学、理学、心学以及释道，甚至天文、舆地、医学、算学等等，都是其兼顾的范畴。近乎囊括中国传统学术之全部的“泛文学”观念使得林传甲和来裕恂的《中国文学史》不仅名不副实，而且相当空泛。这种情况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引起了诸多学者的不满，如朱自清曾指出：“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间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后来是自行编纂了，可是还不免早期的影响。这些文学史大概包罗经、史、子、集直到小说戏曲八股文，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刘经庵也认为这些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在文学观念上驳杂、错位：“将文学的范畴扩大，侵入了哲学、经学和史学等的领域。”而且，他还特别警告说，“一般治文学的人，当舍广义的而取狭义的，庶不失于庞杂，侵占了别的学科的园地”。胡云翼在1932年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更是点明：“在最初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不幸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列在文学史里面”，因此，他们“所编著的是学术史，而不是纯文学史”。也正是因为以上这些早期文学史实践在文学范围界定上的混乱驳杂，因此，自1910年后，以钱基博、林庚、刘经庵、谭正璧等人为代表的文学史写作者开始不断地校正早期的文学观念，从而使“‘文学’的面目愈来愈远离传统，向欧美的近代文学观念和学科体制靠近”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 。在这种前提下，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也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逐渐发芽、生根，并最终被确立起来。历经这样一个艰难坎坷的历程，泛文学的状况才在文学史写作中被有效地遏制，如果现在打着全球化的幌子，将文学史的著述范围重新推上泛文学的旧路，这不仅是对于前辈学者的努力的一种漠视，也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一种错误选择。 再次，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文学史。所谓地方性知识，是指那种在本土的特定情境中所生成的知识形式，它包括由特定的民族场域和本土条件所形成价值观念、文化立场和认知视域等。因此，地方性知识的核心是本土性和民族性，其对民族场域和本土条件具有“最直接的明证性”（胡塞尔语），它们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亲和性。文学史的对象是特定民族的文学遗存和本土文学现实，它所应该揭示的是本土文学的审美特质及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史的书写就不需要寻求什么全球性的标准，它是典型的“地方性知识”。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文学史的写作必须要强化“民族文学”意识，坚守文学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当前在部分学者中有这样一种错误观念：都全球化了，还谈什么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这种观念是要不得的。全球化和民族性、本土性是并行不悖的，事实上，也只有真正民族性和本土性的东西才能够切实地融入到全球化的潮流之中，麦当劳、肯德基、迪斯尼、好莱坞等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就是因为它的极端的美国本土性，同样，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中国城也正是因为它的极端的中国化而在其他民族中有立锥之地。文学更是如此，只有真正民族化、本土化的文学才能够是世界的。在知识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史研究更应该着眼于本土文学的民族审美特质及其规律的发掘和探究，将民族文学的历史和民族文学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看成是感性地摆在人们面前的民族审美学。文学史的本质，从全球化的意义上讲，就是对特定民族的文学审美状态的阐释和发掘和特定民族文学审美实践活动历史的总结，通过这种阐释、发掘和总结，也是对民族文学审美记忆的一种回溯，它是特定民族集体审美记忆的文化符号，它将特定民族的集体审美特征写入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从而对于一个民族历史审美精神的复现、重构和延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上我们就知识全球化背景中的文学史写作问题谈了一些相关的看法，毫无疑问，知识全球化给文学史写作所带来的思考远远不只是这些。例如在全球化所激发的审美变异中，文学史研究是否也应该跟随着这种审美的下移而转变为消费意识形态辩护者？文学史是否应该坚挺文学的审美属性，发掘民族文学的审美内涵并建构其在整个民族文化领域中的独特魅力等问题，都是值得学界关注和思考的。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7-8 9:43:4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