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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要具有可写性的话，那么一部好的文学史可能也应该是可再书写的。当然文学史的可写性，与写作的“先锋性”、“实验性”没有多少关系，而应该是指它具有丰厚性与启发性，从而使读者能够由此而去进行更为广阔的历史开拓。李鸿然先生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简称《史论》），就是一部具有丰富可再写性的文学史著作。 《史论》首先可能引起读者注意的是它沉甸甸的分量：上下两大册，1099页，130万字；专章论及的族群文学就有19个，题材涉及文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报告文学等；相当广泛地考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为避免“民族”一词语义的含混，下文将尽量以“少数族群”、“少数族”替代“少数民族”或“民族”；而作为转引，则在“少数民族”或“民族”等词语上加引号）。然而，分量厚重并不一定就是质量的厚重。 “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撰工作，从50年代开始，（1958年7月17日，中宣部召集有关人士，座谈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问题）到现在已半个世纪了。但是从现有的成果来看，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还基本上没有找到能够将散乱的材料较为系统、有机地结构在一起的理论基础。其体例安排往往是，纵的脉络套用一般的历史分期，横向大致以不同的族群身份、地区、题材、体裁进行分类，然后再用大量泛泛的、难以突出所涉对象特点的介绍性材料加以填充。这样的著作说是文学史，缺乏史的系统性，说是文学史资料，又不具备资料的原始性。而且有时为了追求全面，就不惜篇幅，大量罗列介绍各族群的相关文学史材料，致使形成一些厚度吓人但又缺乏深度的“恐龙式巨著”。我案头的《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特•赛音巴雅尔主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马学良等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就有此弊端。（参见姚新勇：《萎靡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见“世纪中国网”） 粗翻《史论》，它似乎仍然沿袭了原有“民族文学史”的体例，并存在不少相似的问题。例如：第一，仍然是按时间、族别、体裁、作家地位的高低等“自然因素”平面铺展式地来安排章节。第二，缺少对所论对象的系统的综合研究。第三，还沿袭了不少老套的思路与提法。而且由于缺少对一些传统思路和提法更严格的思考，以及平铺式安排章节的原因，造成了一些地方的行文脱节甚至自相矛盾。例如“民族文学”批评传统的惯例是，好肯定、少批评，尤其是对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文献更是如此。《史论》按照这种惯例行文，在第一章和六章中高度赞扬了老舍先生1960年所做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但是在七章第三节，却指出了此报告“忽略差异”将“‘不写异族情调’作为规约，把其他民族的文学规范当成模式，对民族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史论》第134页）第五，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过分追求全面的问题，另外在确定论述对象的轻重时，也存在按职位和名声来定的情况，致使一些章节的安排比例失衡。例如，只懂汉语的李先生实际无力把握非汉语的写作，不得不主要借助于二手资料进行相关的梳理，而对“民族语言”创作的整理、翻译与研究，又相当不完备，由此该著中相关的部分都非常薄弱。如“藏族小说”一章，共36页，而当代藏语写作的内容，才不过两页。另外像《史论》的最后一章，“发展中的当代少数民族影视文学”，也非常薄弱，存在着显明的缺漏。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内蒙人民的胜利》问世，到1995年止，约有206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被拍摄发行，而其中由“少数民族”人士独自或参与导演、编剧的至少也有五六十部，可是《史论》中，连只提了提名的影片算在内，也就二十多部。电影文学一章的总页数不过29页，而论述张承志和阿来《尘埃落定》的页数，就分别达17和14页。甚至像塞夫、麦丽丝夫妇这样杰出的蒙古族导演，竟然只字未提。 尽管存在以上明显的问题，但是《史论》决非以往“民族文学史”的翻版，而是李鸿然先生用20年心血铸成的，有多方面突破的当代文学史著作。 《史论》的突破性明显地表现在对“论”的重视上，而这正是以往“民族文学”非常缺乏的。论著的题目冠之以“史论”，在体例上分成两卷，上卷为“通论”，下卷为“作家、作品”。不错这样的安排是有些生硬，但《史论》并非是就论而论、就史而史。“通论”部分中有丰富史料的支撑，作家、作品的分析，也体现出对关键问题、审美特质的努力探寻。更重要的是，看似分立而在的上下两卷，看似按族群划分的单个作家作品，在相当程度上被统一于“民族精神”这一内在线索之上，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灵魂整体性 当然“民族文学”对“民族精神”的追求，并不是李先生的创造或发现。少数族群文学创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由“社会主义性”向“民族精神”为第一性追求的转变。而且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民族文学”批评界对此方向也有了明确的自觉。（参见姚新勇：《追求的轨迹与困惑——“少数民族文学”建构的反思》，《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1期）出版于1995年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关纪新、朝戈金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一书，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就是以“民族文学”的“民族性”的思考为中心环节的。而且其理论的系统与纯粹性也要强于《史论》。然而“民族精神的追求”之于《史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理论与精神向度，更是丰富的历史现象的具体呈现。总而言之，内在精神向度的贯穿，理论深度的追求，具体问题的细思，丰富历史材料的积聚，使得《史论》不仅突破了以往“民族文学史”的局限，更具有了重新考察历史、建构历史的激活性。而这正是《史论》不容忽视的关键所在。 《史论》被誉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准百科全书”，“开发了大量的民族文学资源”。（杨义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言讨会”上的发言）的确如此，就以似乎最不起眼的引文注释来说吧。以往大量的“民族文学”的研究著作与文章，往往比较疏忽注释，尤其是不注意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引用、注释。这样，不要说帮助读者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好地拓展研究，就连简单的按线索查寻借鉴都难以进行。而《史论》不同，它引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广泛地参考了他人的研究，并给出了较为详细的注释。由于“民族文学”的边缘性和批评的相对滞后，“民族文学”相关的书籍、文章往往比较分散，缺乏公共阅读的提炼与集中，不要说圈外人，就是圈内的研究者，有很多资料也难以查找。现在有了《史论》的提炼与集中，就方便得多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大量“民族文学”的研究文章，往往是“领导报告体”、“导游图”式的泛泛而论，（参见姚新勇：《萎靡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世纪中国网”）不大容易引起阅读者的兴趣和重视，常容易一掠而过，由此一些值得关注的东西就会从手边遗漏。而现在经由李先生长期细致的积累、挖掘，原先那些或僻壤而居，或零乱分散，或无用而弃的材料，得以集体登场，意义豁然敞亮起来。这样的介绍或许显得空洞，但相信，如果读者真正用心关注过“民族文学”，有过踏破铁蹄无觅处的经历，就会与我有同感了。不过可惜的是，据说由于篇幅所限，《史论》中还有相当多的创作文字的摘引、转述，没有给出出处。 “民族文学”批评与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具有深度性的整体研究与富于穿透力的微观批评的双向缺乏。在过去，这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理论素养的缺乏，而近几年来一批具有较新理论素养的中青年学者已经逐渐进入“民族文学”批评的前沿，理论视野的限制已大大降低，但无论是他们自身的阅读量还是研究界对原始材料的有研究价值要素的发现准备，都还相当缺乏。而《史论》的出现，则可以很好地填补材料方面的不足。《史论》对所论的众多作家作品大都分析较为细致，而且富于见地，突显了它们所包含的有价值的研究点。有心的读者可以从中找到很多可进一步系统开发的研究资源。例如根据“新时期”以来少数族群创作对“民族身份”的自觉追求这一方面，就可以进行按主题或按题材划分的族内或跨族性的研究；再如“民族文学”中双语写作的问题，也有许多可供系统、整体研究的线索；另外若想系统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回族、维吾尔族的写作中，伊斯兰信仰与中国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史论》中也披露了不少珍贵的线索…… 《史论》不仅在少数族群文学领域寻求开拓，而且思维的触角也扩展到了汉族主流文学界。主流文学界，一直对少数族群文学缺少真正持续的关注，而在这些不多的关注中，也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傲慢与偏见；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也常常是自说自话，缺少与主流文学对话的意向。现实中往往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墙将两者隔开。而《史论》则明显地表现出与主流文学对话的意向。这些对话既有正面性的引述，也不乏针对性的商榷；既有涉及单个作家、作品的具体问题的对话，也不乏宏观层面的思考。最为重要的是，李先生的对话是建立在多重支柱的基础上的：首先是“少数民族身份”的明确意识，其次是对“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主流文学相当的了解。这样就使得《史论》中所进行的跨文化对话，虽不是很多，但却颇为扎实有力。 比如，一般都认为“寻根文学”是由韩少功等汉族作家在八十年代中期发起的，甚至1999年出版的一部“共和国文学史”也还说什么，“扎西达娃这个搭上‘寻根’末班车的异族人，在西藏那隐秘的岁月里寻觅陌生的死魂灵”。这当然“不仅偏颇，而且有史实差错。扎西达娃并非随波逐流之辈，”而且他的《西藏，隐秘的岁月》和《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都发表于韩少功《文学的根》之前。“因此，如果一定要把扎西达娃列入‘文化寻根’派，他搭的是‘首班车’，而不是‘末班车’。”再说“‘异族人’、‘异族文化’之说也不相宜，因为‘文化寻根’并不是某族人、某族文化的专利。” （《史论》第137页）的确，《史论》以翔实的材料让我们看到，不少少数族群作家对本族群文化的追寻，不仅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开始了，而且直到现在还方兴未艾。所以，当代文学的寻根潮，不仅不能排除少数族群作家的贡献，而且他们才是寻根文学真正的主流。“何况，‘文化寻根’的得与失，也是应当全面考量的”。（《史论》第137页）再如关于张承志的评价，李先生就质疑了王一川、季红真等三位汉族学者的观点，其中涉及《北方的河》与亵渎黄河的第三代诗作《车过黄河》的比较；应该怎样准确地理解回族特殊的文化禁忌以及应不应该以阴柔性、非宗教性的汉族文化传统，去简单地指责《心灵史》过于偏激等。而对正面肯定“民族文学”言论的引述，李先生也并非闻赞就晕。例如周政保先生曾经盛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则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在新时期起步较晚、且又少有这一领域的民族文学传统，但它奇迹般地站立到了中国长篇小说世界的前沿。”而李先生则看出这一赞誉所“使用的潜在标准上，似可以再商议。严格地说‘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世界的前沿’不止一个，因为当代中国文学是多语种文学，每一个语种都有自己‘长篇小说世界的前沿’”。（《史论》第525页） 那么周政保的潜在标准有什么问题呢？它大致属于《史论》第八章第五节所指出的“以A族的文学标准评估B族文学的价值”。这里李先生说的是“A族”与“B族”，而不是“汉族”和“少数民族”，说明此种问题的普遍性。不过客观上来说，由于汉族文化的绝对主导位置，汉族批评家就更容易犯这种问题。他们不仅常常会以“汉族的”的文学标准去评价“少数民族文学”，而且会把“汉族文学标准”等同为“中国文学标准”。要想克服这种“傲慢与偏见”，需要汉族批评家具有“人同此心的同情心”。要能够设身处地将自己放在少数族的地位上去想问题，时常进行换位思考。即便如此，也不敢保证不出傲慢与偏见之言。我对“民族文学史”面面俱到式问题的批评，就是一例。当初我提出这种意见时，虽然一再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文化身份，要注意自己的说话资格，但是仍然没有意识到民族文学宏观性的研究与批评之所以经常是平面式的泛泛介绍，不仅仅是研究者理论水平欠缺的缘故，而且很可能也是因为那些具体的研究者是少数族成员。少数族的身份，使他们对强势主流文化的压抑性较为敏感，因此就相对容易以平等、公平的态度去看待每一个族群的研究对象，尽可能多地去介绍所有相关的作家与作品，由此而影响到了批评与研究的过分平面性。 对他者权利的敏感与否，并非源自“天然的民族身份”本身，而主要是由不同文化族群间相互位置关系的位差所决定的。所以，尽管回族的文化身份与经常在少数族群文学圈子中活动的经历，培养了李先生平等且审慎的态度，但也没有赋予他不犯“以A族的文学标准评估B族文学的价值”的免疫力。例如《史论》以整体的“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但所论主要是汉语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偏颇，而当将某一非汉语族群的汉语写作作为这一族群的文学代表时，也是在重蹈周政保先生的覆辙。不过这类性质的问题之所以难以完全避免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敏感族群问题的必要回避。但问题是实践中，我们很难判断什么是必要而善意的回避，什么是对不该回避之问题的回避。 例如文学的宗教表现中所包含的悖谬问题。宗教“作为‘幻想的太阳’，给人以精神抚慰；而作为非理性的建构，又对人产生种种误导……倘于同类小说比较，《穆斯林的葬礼》描写了这种悖谬，《心灵史》对这种悖谬采取了规避态度”，两者“各有得失。这不是作者的思想水准或艺术能力问题，而是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选择问题。前者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中引起广泛反响而在穆斯林中有指责之声，后者在穆斯林读者中获得普遍赞扬而非穆斯林的反应相对冷淡，大概同这一点也有一定关系。”（《史论》第654页）显然作者在此做了慎重的规避，但问题是这样的点到为止容易让不了解情况的读者摸不着头脑。另外据我粗浅的了解，不仅仅是回族，在其他族别中，如藏族、蒙古族等，持本族语写作的人，就有不少人认为那些持汉语写作并具有全国影响的本族作家，并没有真正表现本民族的文化特点，甚至是加以了歪曲。这类问题当然很敏感，要慎谈，但现在在公共层面实际上是避而不谈的，这不也可能包含对非汉语写作的弱势声音的压抑吗？ 中国社会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生转变，表现于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方面的变革，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恢复期，即否定“文革”重新肯定现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价值，重新将被“文革”割裂了的中国革命和共和国的历史连接起来。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为标志，正式开始了重写文学史的进程，表现为欲以非革命传统的思路与模式，去重构中国的新文学史。九十年代初中期开始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当时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大规模的涌入，文学史界开始从反思甚至批判启蒙主义的角度去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或说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与新型“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建构关系，即由重构历史的连续性向历史如何被建构的“知识考古”的方向演进。如果以这一历史的走向来看，如《史论》在相当程度上似乎好像还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尽管它已经相当重视“民族特性的追寻”之于“民族文学”的重要性） 例如《史论》“通论”卷的第六章，“民族文学的导师和朋友”，以四节的篇幅分别介绍和分析了茅盾、老舍、冯牧和玛拉沁夫对少数族群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无论是从题目、框架还是所选择的评论对象来看，都象是传统的歌颂党的领导对“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作者没有进行空洞地泛泛而论。对茅盾的贡献，一般性的介绍用笔墨甚少，重点落在茅盾对少数族群作家作品的评论方面的考察。具体说就是茅盾对三位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乌拉巴干、敖德斯尔）作品长期跟踪阅读的具体意见，其中有评论文章，更包括大量的阅读笔记、眉批等。 冯牧以优秀的抒情诗人而闻名，以他命名的冯牧文学奖也广被人知，但直到阅读《史论》前，却从不知道冯牧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有什么关系。其实冯牧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就“第一个率领第一批军旅作家……去西双版纳、阿佤山边防连队和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写出了一批举世瞩目的边地文学”。（《史论》第102页）五十年代冯牧先生调回北京后，还不忘云南，先后十几次重返云南，以自己的笔书写美丽的云南边疆，记录有上百万字的云南手记。不仅如此，冯牧先生从五十年代起直到其生命结束前，持续大量地阅读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相关文章，并发现、持续关注、鼓励培养了几代“民族”青年作家；仅《史论》所列就有十几位。在七十年代末至1995年逝世前夕，冯牧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分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对民族文学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史论》第107页） 玛拉沁夫是新中国最早出现的优秀“民族作家”，他不仅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茅盾、老舍等人及时而具体的关心与帮助，而且日后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具体领导者，为推动“民族文学”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李先生重点介绍了玛拉沁夫先生1955和1980年写给中国作协和中宣部的两封信。在这两封信中，玛拉沁夫直率地批评了对“少数民族文学”不够重视并提出了相关的改进建议。有关部门对来信相当重视，迅速做出了回复，并随之召开会议，做出推进发展“民族文学”工作的部署等。例如1955年的那封信，写于1月20日，3月20日作协就复信玛拉沁夫，5月初召开史无前例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并将座谈会上的意见与要求加以整理，形成为次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老舍先生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此次会议补选了“少数民族作家”理事，做了进一步地工作安排，并在会议后推开。正是这样两个历史的关键点的各方互动，推动形成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两个发展高峰。 可以说迄今为止，还没有谁像李先生这样如此自觉、集中地使用这类珍贵历史材料来研究少数族群文学的发展。正是有了如此独到的资料发掘，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少数族群文学发展的具体关心与促动，就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历史；以往文学史单一性的上对下的领导、关怀之单方面赞颂，也就呈现为活生生的多方位关系的互动；更进一层，这样具体、生动的历史梳理，实际上已经接近为对“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学学科”建构史的梳理。当然无可否认，李先生过于专注这些材料的正面肯定性，而缺少对它们所包含的其他角度含意的开掘，更没有考虑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去探讨“民族文学”的建构与新型“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是由于《史论》所进行的是以丰富历史材料为基础、为引导的历史书写，是开放的、启发性的可再写的历史，而不是单一观点统治的封闭性、霸权性的不可写的历史。所以具备了更为多样理论准备的后来者，完全可以在此丰富而广阔的历史基础上，更为深入地进入到“民族文学”历史的深层，发幽探微。总之可以说，《史论》已经为我们打开了梳理过去半个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建构史的大门；它已实质性地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的水平，推近到了第三个阶段。 李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告诉笔者，他们这一代人已经上年纪了，注定只能是过渡性的人物。他并不想勉强自己去套用什么新的理论，只要能在原有研究的框架下对“民族文学”的研究有所推进，并能为后来更大的突破多做些扎实的历史材料的准备，也就不枉多年的辛苦了。说实话，当我反复阅读《史论》并想到李先生的自谦时是有些汗颜的。两年前自己完成《追求的轨迹与困惑》一文时，颇为所查史料的全面和理论角度的新颖自诩。可是现在与《史论》相较，深感自己的文字显得是那样的抽象、单薄。由此再联想到我们在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化批评界所司空见惯的一些时髦文章，这类文章往往以多元、开放、解构性追求自称，一上来就拉开某个西方理论之弓，架式既新且大，可结果则往往不是无的放矢，就是云里雾里漫无边际，远离具体的中国现实，使中国问题的讨论，常常异化为西方理论的肤浅、专断的注脚。而这表现在所谓中国“后殖民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尤其严重。相较之下，李先生的谦虚和《史论》的丰厚，显得何其难得与珍贵。因此，特向大家郑重推荐《史论》，推荐这本蕴含着丰富文学史矿藏的著作，这本可以帮助我们重新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甚至中国当代史的历史卷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