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有句名言，谓“只有浪子才谈得上回头”。这当然是极而言之，谓只有走出去才能看得清。然而，事实是民族意识既相对又历史。盖因无论民族性还是世界性，原本都是相对的，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因具体问题而异。换言之，世界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民族性，而所谓民族的概念，多半指向人种、地域、语言、历史等相对的客观因素，即事实上并不存绝对的和抽象的民族性。具体到文学，由于文字的不同、语境的殊异，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似乎应该已经比较明确，但实际亦大不然。上世纪80年代，随着现代派思潮的涌入，文坛曾就民族性和世界性发生争论。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世纪之交，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汹涌，文学界、文化界再次发起有关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讨论。末了的末了，大概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云云。总之，是诸如此类的笼统说法占了上风。而事实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试问：何谓“越是民族的”？过去的相对好说，祖宗留下的便是民族的。关键是现在，是当下，民族性却相当复杂。如何传承、如何扬弃、如何去粗存精、如何古为今用，都牵涉甚广。把封建的、腐朽的一股脑儿拿来当做宝贝（美其名曰“传统文化”、“非物质遗产”等等）不可取，反过来把孩子和洗澡水甚至澡盆一起扔掉当然更不可取。此外，退回数百上千年：如果不承认曹雪芹是满汉文化、南北文化融合的产物，那么中华民族就没有《红楼梦》这部我们现在视为民族经典的巨著；同理，如果没有魏晋至隋唐佛教等西域文化的大量传入，中华文化传统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优秀的民族意识、优秀的民族传统当是兼收并蓄、从善如流。 兼收并蓄和从善如流是辩证关系。因为和传统一样，外来的也并不一定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拿近年来在文化界、文学界尘嚣甚上、纷纷攘攘的某些宏大理论如后主义、后理论及环境主义、文化身份等等，就并不完全适合于我们的实际。就说环境吧，我们当然应该保护，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园，也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家园。但面对某些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理论，我们又不能不保持足够的警惕。当同胞的生存面临危机，当还有人连最基本的物质要求仍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人和一棵树或一只鸟，孰轻孰重便不言而喻。作为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发展权应该是首当其冲的。用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说，当贫穷国家的人民正数以万计地死于饥饿的时候，发达国家中有些人却在为一棵树苗或一只虫子的存活而惴惴不安、如丧考妣。总之，那样的绿色只能是强国的、有钱人的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对我们而言，则只有科学发展观才是符合实际的战略思想。权衡利弊，把握轻重缓急；有守有为，努力进退中绳；因为关键的关键是大多数人和每一个人的利益关系。也就是说，科学发展的前提始终是人；以人为本；人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既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当然，无论进化是自然的还是可控的，这不可以成为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借口。 同样，文化身份认同对于民族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但文化身份既是历史的，因而也是现实的；既是变化的，因而也是相对的。这里虽不排除知识分子及文学、文化工作者的作用，但似乎更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选择。遥远的例子往往更能说明问题：西方学者一直热衷于谈论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身份问题并由此推导出保护文化生态的诸多理论，仿佛印第安人命该继续过刀耕火种、茹毛饮血、巫不巫、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然而，印第安人的真实呼声却始终被忽略不计。笔者曾多次访问墨西哥恰帕斯的印第安部落，包括被认为是最原始、纯真的恰穆拉部落，并有感于他们的贫穷和无助。这些位于山区的印第安部落，时至今日，除了个别酋长或少数人等拥有少数现代生活用品和较为体面的房舍外，全体居民基本生活在原始状态。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原始部落充斥的地方，几年前竟萌发了现代化诉求：要求改变生存环境、改善生活条件的骚乱（起义），以至于政府不得不派兵震慑。这就是说，文化身份问题更多是知识分子的理论诉求和一厢情愿，而非完全契合某些边缘族类的生存实际。对印第安人来说，生活的基本需求才是最大的真实、最大真理。然而，不少西方人站在过来人的立场上看问题，对印第安人的态度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文明并没有使他们更加幸福。 拿拉丁美洲文学而言，虽然早在数十年前便已然就诸如此类的问题展开过如火如荼的争论，但时至今日仍未有令人满意的结论。这里矛盾性和相对性（而非文化相对主义）得到了雄辩的证明。 回顾上世纪30年代前后和70~80年代拉丁美洲文坛的两次论争，当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令人困惑的矛盾。最初的争论来自较为宽泛的价值取向及文化建构问题。围绕继承与借鉴、传统与创新、民族性与世界性等一系列重大课题，墨西哥及拉丁美洲文人的认识并不一致。 在理论上，墨西哥作家巴斯康塞洛斯（1882~1959）在《宇宙种族》（1925）中所阐释的观点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拉丁美洲文人的推崇。巴斯康塞洛斯声称：“墨西哥及拉丁美洲种族（宇宙种族──引者注）的显著特点是她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一方面决定了她的无比广阔的宇宙主义精神，她对荷马、柏拉图、维吉尔、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和歌德等的从之如流、如数家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她的松散性与离心力……” 他力图描画一种民族心理，一种基于多种族、多民族融合的“宇宙精神”，具有开阔的视野，开阔的胸怀和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在他的倡导下，壁画运动席卷全国，文化艺术刊物雨后春笋般地增生。以壁画大师里韦拉、西盖罗斯、奥罗斯科等为首的墨西哥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发表了具有明显的平民主义色彩的严正声明：“我们的艺术精神是最健康、最有希望的艺术精神，它植根于我们极其广泛的民族传统……” 显而易见，巴斯康塞洛斯的“宇宙种族”说包含着一种模糊的“美洲中心主义”意念。对巴斯康塞洛斯而言，墨西哥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可以划等号的。由于她的种族构成，她的文化混杂和政治环境（对一切先进思潮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墨西哥（扩而言之也是整个拉丁美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所以，她的艺术表现最能得到世界的认同。巴斯康塞洛斯常常拿墨西哥壁画的成功以及它在全世界人民心灵中激起的震撼、引起的共鸣，来说明“宇宙种族”的巨大的创作潜能。他认为激进的本土主义思潮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认为某些土著主义作家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认为因循守旧、抱残守缺、闭目塞听是懦弱的表现，认为一味地纠缠历史、沉湎过去、不敢正视未来、不愿向世界敞开胸襟是极其危险的。 反之，本土主义（又称地域主义或地区主义）者（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更关注社会现实，试图通过文学艺术暴露社会不公、改变社会面貌。他们，如雷布埃尔塔斯、蒙西瓦伊斯等，批评巴斯康塞洛斯的“宇宙种族”是掩盖矛盾的神话。“宇宙种族”只是有关人口构成的一种说法，并不能真正解释墨西哥及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民族特性。雷布埃尔塔斯坚信民族性即阶级性，因而并非一成不变。当拉丁美洲尚处在种族要翻身、人民要革命、国家要独立的关键时刻，当千百万印第安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广大劳动人民尚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渊薮中挣扎的时候（“没有自由，没有人格，没有一切”），何谈“宇宙种族”？在他们看来，巴斯康塞洛斯的所谓民族性，包含着很大的欺骗性，因为在拉丁美洲，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西方文化。在他们看来，真正的民族性乃是印第安人的血泪、黑人奴隶的呐喊和广大劳苦大众的汗水。在他们看来，印第安人的草鞋、黑人奴隶的裸背、工人农民的麻布斗蓬远比“哗众取宠”的壁画和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更具民族性，因而也更能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与认同。 这场争论虽然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偃旗息鼓，但问题却远未解决。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文学全面炸开，魔幻现实主义轰动世界，而民族性和世界性、土著主义和宇宙主义犹如当代拉美文学的两大染色体，依然矛盾地交织在一起。 如今，随着加勒比文学的兴起，后殖民批评成为显学。于是围绕加勒比人的文化身份问题，土著主义和宇宙之一之争再度兴起。前者以布莱斯维特为代表，表现出一种与欧洲文学传统决裂的强烈的本土意识；后者以沃尔科特为主帅，认为真正的美洲文学传统应该是“从惠特曼到聂鲁达的新世界的伟大诗人”，而不是那种认为阳光下了无新鲜事物的犬儒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