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纪以来“重述历史”成为虚构和非虚构体裁创作的又一个热潮，二十世纪中国经历的巨大变迁是尤为集聚各种书写的一段过往。其中，抗日战争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久不衰的一个主题。这个题材从投身其中的如“东北作家群”的民族主义书写，到50、60年代的革命英雄传奇，再到90年代一反主旋律的个体化、欲望化、人性化的新历史小说，美学趣味的屡次转折都可以见到时代风潮的风向。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的抗日战争书写重新有种回到现实主义和崇高风格的现象，个体叙事中努力将创伤记忆转化为人文遗产，从中阐发历史镜鉴与抒发现实关怀。 在这样的背景中看中国多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抗战题材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与主流历史向叙事既有共通性又有区别的书写。这是一种深扎于民族文化底层的写作，它们普遍有着超越于族群认同之上的国家认同，却又对个人在历史洪流中无常命运充满同情，一再体现了通过文学正义重新赋予历史正义的冲动。 近几年关于滇西抗战以及中国远征军题材的虚构与非虚构写作乃至影视作品日渐增多，曾经一度因为种种原因不太为一般读者所知的国民党军队、民主人士、地方豪强以及协约国参与的中国抗战这一历史侧面也因而得到了更多的言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反拨既有意识形态话语很容易重复单一性的思维逻辑，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片面强调国民党正规军队和美化诸如美军等“友邦”的功绩，而忽略了中国本土地方性以及民间力量所作出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李贵明（傈僳族）《滇西多民族抗战》、金学铁（朝鲜族）《到太行山》和陈永柱（白族）《慷慨同仇日 间关百战时——李根源滇西抗战岁月》这些非虚构作品起到了补苴罅漏的作用，尤其重要的一是一在于它们更多呈现了底层民间的多民族同胞的作用，正是这些无法表述自己的沉默民众的牺牲与奉献，才有了抗战胜利的可能。 《滇西多民族抗战》以其“后见之明”的优势，爬梳材料、贯通史实，言简意赅而又充满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全面地展现了滇西抗战中错综复杂的国际与国内环境，突出了国民党中央、地方政权、民间组织势力、英美同盟军与共产党即滇西各民族的对比，从不同角度出发的言说使得历史的复杂与丰富得以呈现。但这种呈现显然是有立场的，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摆出一副犬儒主义般的中立面孔，或者怀旧式勾勒出一幅幅民国风情，而是直面惨淡乃至惨痛的过去，在混乱的历史大潮中有意识地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最终决定性的胜利，与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民众共同奋斗有关系。作者在一开头就将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的政策提出来，指出滇西多民族抗战局面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族团结政策的背景下诞生的。这种对于宏观历史的把握凸显出一种有情感的历史，具体而微地诠释了何谓“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中国的抗日战争即是国内各个民族团结抗战的结果，也有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作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凝聚其“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的认同。金学铁（朝鲜族）《到太行山》是1980年代写作的回忆录，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作者曾经担任过朝鲜义勇队的分队长，在伪满洲国、湖北、湖南、广西战场上奋勇作战，1940年加入共产党，在太行上与日军战斗中受伤被俘，直到1945年才出狱，此后又在朝鲜担任记者，晚年定居与中国延边继续创作，被称为朝鲜族的鲁迅。金学铁一生创作言为心声、至诚至性，《到太行山》主要是回忆自己三、四十年代辗转各地抗战，直到进入太行山根据地的经历。着重写了战友金学武，金学武是一位具有国际主义自觉的革命者，在与民族主义革命者尹奉吉人生道路的对照中，作者更是强调了金学武和太行上的共产党人在自己加入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成长过程中所起到的引领作用。在太行上的抗日根据地，除了有朝鲜战士，还有日本人、越南人、菲律宾人等，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大联合。如同文章结尾所写道的：“金学武牺牲后，连一座坟墓都没有留下，更不用说立单个墓碑了。然而，太行山依旧巍然险峻，岂非他不朽的墓碑？”金学铁的这个作品也是另一座文字的丰碑，记载了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献出生命的英雄们的不朽业绩。 与这些纪实性的作品相比，虚构体裁在今日如何记忆过去？吴刚思汗（蒙古族）《白马巴图儿》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这个小说是通过“我”对作家同学讲述东北抗日联军战士爷爷的回忆构成。曾经的抗联战士爷爷患了老年痴呆症，“他跟我说过的话、讲过的故事，几乎分不清到底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他残存的记忆作怪给他撮合出来的”。故事是讲爷爷所在的连队被日本关东军深夜偷袭围剿伤亡惨重，爷爷在逃亡过程中，遇到了家破人亡独自向日本人复仇的蒙古人巴图儿。两人一起重新回到抗联部队后，经历了一系列艰难的战斗，最终战至最后一人，在爷爷不愿投降即将被杀的时候，一匹白马救了他，那匹白马就是巴图儿。这个故事被听故事的人认为太假了，但“其实真假，我倒觉得并不重要了。很有可能巴图儿就是爷爷幻想出来的这么一个勇敢的蒙古族战士；或者爷爷那天就是自己眼看无望便跳了悬崖却没死成；或者第一次见到巴图儿那晚是他自己杀了两个日本鬼子。可这些都不重要啊？因为爷爷告诉我的这个故事，更好听不是吗？”过去难以细究，即便是最严苛的实证研究也很难还原历史的现场，当我们用文学这一表现形式去书写历史时，最重要的是在自觉到对历史无法复原的同时，保持当下叙事的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并不是那种“历史主义”冰冷理性对于史实的锱铢必较，因为历史不仅仅包含客观理性的认知，对于具体个人而言，更包括情感、理解和倾向性，以及从书写者当时情境出发的主观态度。 王跃斌 （满族）《悬案》也是通过亲历者马二的叙述来讲述日军铁山包守备队仓库大火的悬案，以及日本守备队袭击中共北满省委密营被领入森林迷魂阵全军覆没的传说。马二原先是抗联的一个副官，因为哥哥违反纪律被枪毙而投降日本人做特务，在苟活于世七十年后重新讲述这个悬案，虚实本在模棱两可之间，但他的讲述在关于大火的三种说法中最接近主流意识形态许可和鼓励的倾向。至于马二没有亲历的迷魂阵故事，作者直接说：“我是在编写小说，而不是撰写史志，而编写小说需要我振动联想的翅膀，凭借虚构来补充故事。”这种虚构的合理性根基就是建立在历史正义的基础之上。 王跃斌另一篇小说《马肉》以日军军马防疫场的牧马人王二狗的视角，侧面讲述了较少为人所知的关东军100细菌部队的故事，这个主观视角有效地规避了史料和历史研究方面细节的不足，而着力于表现一个称得上蒙昧的农民如何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助纣为虐，以及普通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无知——他居然将日军做细菌实验的马肉送给村里人吃，还以为占了便宜。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顺天学校的老师国兰，她作为东北抗联地下组织的一员，有着抗争的主动性。在两个人最终走向行刑场的时候，王二狗贪生怕死、萎靡不振，国兰“奋力托起王二狗的肩膀，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站不起来，我扶着你走。”小说写实地描绘了普通民众与知识精英在抗战中的各自表现，也暗示了启蒙这一持久的现代性主题。王二狗与《悬案》中的马二一样，是个小人物，当渺小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挣扎，如果他没有树立自己的主体性，那么就只能随波逐流，“人不人，鬼不鬼的，生不如死”。 生逢乱世如同蝼蚁，当然可以映照出和平生活的珍贵。但这种判断对于历史的当事人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他必须面对自己的命运并且从中找到出路。韩伟林（蒙古族）《归还兵》写诺门罕战役的侧面战场，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与“满洲国”唯一的野战部队兴安骑兵师的战斗。原本是日苏之间的战争，结果却成了内外蒙古人之间的厮杀。日本关东军命令兴安师和兴安北警备军调到诺门罕前线分别承担左、右翼的战斗。右翼的兴安北警备军团长郭上校和一支达斡尔情报组秘密地将日军情报送达共产国际和苏联，为苏联的胜利发挥了特殊作用，而左翼的兴安师战斗则死伤惨重，溃散流落。小说的主人公小喇嘛就是左翼部队的散兵游勇，“他只是被强征过来的壮丁，乌珠穆沁草原的牧民，在乌珠穆沁旗时轮金刚法会上被九世班禅膜顶赐过福的小喇嘛。”战争的肮脏、血腥、丑恶、绝望让他认识到，对于蒙古人来说，这是一场无意义的战争，同时也感受到日本和“满洲国”及兴安师日本军官与蒙古族官兵间等级森严的不平等关系。“为谁去死？”成为困扰着他与他的同胞的根本性问题。当战争的正义性无法落实的时候，作为被殖民者和被压迫者的蒙古士兵缺乏战斗的信念，而成为听凭本能支配的随波逐流者。“归还兵”自然就产生了，在日语“归还兵”意为“回家的兵”，其实就是临阵脱逃的逃兵。小喇嘛带着一伙归还兵四处游荡，但是他却无力对战争的性质做出判断，只能毫无目的的左冲右撞，成为毫无价值的历史冗余物，并将死于历史的暗角处，无法留下一丝一毫的印记。小喇嘛在历史中无法找到出路，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个体在宏大历史中沦陷的悲剧，因为他夹杂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网络之中，无法确立自己的归属。这提示了身份与认同问题在历史实践中的重要意义。 陈铁军（锡伯族）《轰炸》有意识地将身份认同作为叙事的动力，小说独辟蹊径，以开封的一个日本侨民吉田一郎（马门鼻儿）为主角，巧妙地将身份与认同的主题放置于细致入微的日常生活与面临生死抉择的重大关头。吉田一郎原本是离散的贫穷日本生意人，因为父亲生意失败、病死街头成为孤儿，被卖“绿豆丸儿”的马长喜收留，成为马门鼻儿。小说用了大段篇幅对开封市民的风物、景致、习俗、语言进行了精笔细描，在这种人间世情的况味中，马门鼻儿谋生、结婚、生子、盖房，许多年来逐渐融入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已经忘记了日本人的身份。中日两个名字之间其实文化身份与血缘身份之间的差异，认同总是在不自觉间完成；或者说在普通人那里身份问题并不是那么重要，安稳的生活才是第一位的。但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无疑打破了宁静生活的表象，即政治认同被凸现出来，而政治认同显然不仅仅是某种心理机制，而是现实利益乃至生死抉择。吉田一郎先是被开封的日本侨民中的军国主义者鼓动，成为“迎接圣战会”的一员。这里面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迎着圣战会”的倡导者后藤是吉田的舅舅，而这个舅舅在当初他遇难濒危的时候并没有伸出援手，就像他的祖国日本并没有给他这样贫困无计的国民以安谧的生活一样。按照后藤等人的计划，日本开封侨民在日机前来轰炸前，各自秘密在开封的重要车站、工厂、桥梁、要道、学校、商铺、军政机关设立标志。吉田一郎这时候面临着正是关乎切身利益的选择：他家毗邻电话局，如果在自家布置标志，就意味着自己辛辛苦苦建造的家业会连同电话局一同被毁。他在关键时刻通过醉酒回避了血缘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间的冲突，结果是他家和电话局是唯一没有被轰炸毁灭的建筑。他的选择与其说是国家理念的自觉——即对中国的认同、对日本的排斥，毋宁说是出自于市民百姓趋利避害的本能，以至于到最后他被日本人执行死刑的时候，想到的还是他卖的绿豆丸子。吉田一郎的故事表明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联结是如何受到现实的牵掣，而不仅仅是某种理念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中日战争中复杂细部的一面，即个体认同选择中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同样表明国民意识的启蒙在中日两方面都具有未完成性。如何让国民真正热爱国家，国家观念的灌输与宣传固然很重要，但如果要深入内化为个体的主动选择，必然不能停留于词语的抽象层面，而要落实到能够提供实在的美好生活上面。 阿明（回族）《一顶白礼拜帽》中的巴三一开始也是一个处于灰色地带的人物，他本是口外贩羊到北京的回回，落魄京城，幸亏“天下回回是一家”，靠同胞相助才得以继续他的懵懂平淡日子。但1942年秋天，因为一个日本兵的被杀，使他落入了尴尬处境。因为日本特务机关村山队长有意拉拢他加入“回教青年团”，巴三虽然是个有血性的人，却没有家国的自觉，他的意识还停留在回回认同的层面，对汉人颇有排斥，虽然并没有做汉奸，却被其他同胞孤立了。“没有同胞的人，要想活着，就得认主子”，这突出了在特定时期身份与认同的重要。巴三无疑需要同胞的认同，却一再因为彼此的误会，而没有得到澄清。但是这个过程让他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认识到“要是没有国家，哪里来的民族”，同胞的遭遇和日本人的傲慢最终让巴三走上了抗日的道路。这是一个从狭隘的族群认同走向更广阔的国家认同的过程，正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让中华民族的认同得以确立。 寒云（瑶族）《灭瑶关》讲述的也是认同嬗变。怒山上以蓝元凯为首的瑶族与山下牛头镇的壮族土司潘凤岳之间因为争夺神石有族仇，加上夺妻的家恨，原本不共戴天。年青一代蓝火龙与潘小凤的恋爱象征着仇恨的和解，但这种和解并没有演变为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故事，而是因为日本人的入侵抢夺瑶山神石改变了整个族群关系格局。如同蓝火龙所说：“我们（瑶人）和壮人是世仇，但现在形势不同以往了。现在东洋鬼子侵略中国，听说不管什么民族，一律杀光烧光抢光”。瑶山神石是瑶壮共同的精神旨归，在这里成为一种中国认同的象征，因而中国内部族群之间的争斗在共同的敌人面前让位于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蓝元凯与潘凤岳守护在灭瑶关前的神石边与日军同归于尽即是族群的和解，又是另一种身份的生成，即一个唇亡齿寒、共御敌寇的中国人认同。 这些作品并不是全部，但一管窥豹，它们至少体现出三方面的特征：一是注重发掘那些曾经被遮蔽的边缘历史，让不能发声的群体得以浮出历史地表，给予其在历史场域公正的辩论机会；二是不仅仅单方面控诉侵略者、殖民者、帝国主义者的罪恶，同时也进一步反求诸己，反思本土的“国民性”弊病及文化的不足之处，让历史主体在理性的天平上进行博弈；三是在历史叙事中呈现浓郁的现实感，让过去、现在、未来不再是线性进化论链条中的某个节点，而是让它们成为开放性史观中平等对话的对象，即唯有我们在现在做好清理工作，充分认识到历史可能在未来重演，那才有可能避免“历史的诡计”与历史喜剧化的重复。历史依然在前行，对于历史的重塑与反思从来也不会止歇，唯有诗性的书写才能赋予历史以永恒的正义。 原载《民族文学》2015年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