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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前辈作家优秀作品中的人民立场，是一种自觉的文学信念，发自他们个体生命的鲜活体验和道德良知，来自于对底层民众的责任感，来自于同人民群众休戚与共的情感，又升华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实践当中，是前置的而非后置的。蒙古族作家纳·赛音朝克图一生坚守文学的人民立场，以完美的人格和优秀的作品感染了民众，赢得“诗人中的牧民，牧民中的诗人”的美誉，成为真正的“人民作家”。 关键词： 社会变革 人民立场 纳·赛音朝克图 引言 前一个时期，一些学者认识到当今文学创作中“人民性”的缺席，提出了诸如“重建文学的人民性”、“人民性与公民性”、“后人民性”等观点，引发一定范围内的讨论。但也有学者坚持“文学是个人的事业，只有深深沉入个人的精神空间，释放自己的精神体验，才能进入文学状态。”[①]当然，片面地强调文学工具性意义是不可取的，但一些学者以反对“历史决定论”为口号，过分强调文学的个人体验，质疑文学中“人民”角色的存在，无疑也过于偏颇。因为，“作家和批评家固然需要不受束缚的标签，但是任何一种书写方式总逃脱不了阶级、族群、性别特征的物质、社会、文化潜意识的结构和牵绊，不能将其与置身于社会、性别、历史的自我割裂开来。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潜意识，最终书写的总是一个综合了各种因素的混合体。”[②] 转型时期的社会现象与文学现象纷繁复杂。社会两级分化严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成为一些人的人生坐标，迷信、金钱、美色与性话题泛滥，低俗与媚俗之风蔓延，物质追求胜过精神追求，导致一些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丧失，一些文学创作远离基层民众，走向商品化和世俗化，一些作家迷失了精神方向和写作立场。这些，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整个社会健康的精神文化氛围，其负面作用不可忽视。 今天的社会固然不是“极左”时期，但是“面对文艺活动中的种种歪曲历史、消解政治、解构经典、蔑视崇高、戏谑正义、调侃人生、凸显情欲的做法”，[③]面对过度物质追求下社会道德的削弱，我们应科学地予以审视，强调文学创作及文学研究必须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要求作家们站在人民立场上向社会提供健康的文学作品，给广大读者以精神的启迪。 何谓“人民立场”？人民立场，就是指作家深深扎根于人民的现实生活，从人民智慧中汲取养分，把自己当作人民中的一员，带着主体内在自发的情感和思想，从鲜活的个体生命体验出发，站在人民角度关注人民疾苦，感同身受地书写人民的艰辛与欢愉，表现人民的奋斗与追求。这里既有作家个体精神世界的出发点，也包涵着在大多数人立场上的责任感。强调人民立场，并不意味着要制造一个羁绊来约束文学，或将文学依附于政治，只是为了突出文学的社会责任与担当。也就是说，“不是为阶级斗争的人民主义招魂，而是……重新唤醒消费社会、权利生活中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唤醒他们内心中的人道主义同情，唤醒他们作为社会精英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④] 较之前辈作家，当前一些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距离明显地加大了，一些作家对民众现实生活中真情实感的捕捉方面也明显地力不从心了，也就渐渐疏远了文学的人民立场。为此，我们很有必要从今天的角度重读并重新感悟那些前辈作家及其作品，以重返我们在文学创作中的人民立场。回想起来，一些前辈作家优秀作品中，始终保持了鲜明的人民立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现实生活，注重表现人民的思想品质，始终关切人民的疾苦，表达人民的心声。中国现当代蒙古族文学史上，被誉为“牧民中的诗人，诗人中的牧民”的纳·赛音朝克图便是这样一位作家。[⑤] 纳·赛音朝克图简介 纳·赛音朝克图（曾用名赛春嘎，1914—1973）是20世纪中国蒙古族文坛大家、蒙古族现当代文学奠基人、著名诗人。自1937年至1973年，他一直引领着中国蒙古族文学的发展。他和他的作品是蒙古族现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纳·赛音朝克图生于内蒙古原察哈尔盟正蓝旗第二佐（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扎格斯台苏木）牧民家庭。1929年入小学，1932年小学毕业后任旗衙门秘书和旗办小学教师助理。1936年，入张北察哈尔盟蒙古青年学校。1936年冬，在选拔留日学生的考试中合格，从1937年至1941年末在日本善邻高等商业学校和东京东洋大学专门部教育课学习。1937年7月写了日记体散文《清见寺的生活》，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一篇作品。1941年出版诗集《心侣集》和日记体叙事文集《沙漠故乡》。1942年初回国，直到1945年秋，任苏尼特右旗家政实习女子学校教师。1942年8月编译出版名言录《心灵之光》，10月出版《家政兴旺书》。1944年4月出版文集《蒙古振兴之歌》。当时还付梓了诗歌集《我们前进的杵臼声》，但未及发行便遗失。当时，为教师编印的《教学法》一书也遗失。 1945年9月，纳·赛音朝克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入苏赫巴托高级党校学习，于1947年毕业。这期间出版诗集《乌兰巴托》。1947年11月，回国后在内蒙古日报社工作，将蒙古国近代译本《蒙古秘史》和蒙古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由内蒙古日报社出版，并从汉文版翻译《纪念〈共产党宣言〉一百周年》一文作为《共产党宣言》附录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蒙古文版本。 1951年，纳·赛音朝克图调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工作，参加《毛泽东选集》翻译工作，并审定《蒙古语修辞》等书。1953年秋，调到内蒙古绥远分局宣传部文艺处工作。1955年，调到内蒙古文联工作。1956年2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同年12月，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主席。195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10月，参加在前苏联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当选为亚非作家常务理事会中方联络委员会委员。这是中国蒙古族诗人第一次参加国际性作家会议。1960年春，入内蒙古大学文学研究班学习。1960年12月，被聘为《诗刊》编委，同月当选为内蒙古文联副主席。从此直到去世，一直都在内蒙古文联工作。 上世纪50年代以来，纳·赛音朝克图出版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其中有：1955年出版的散文集《蒙古国艺术团随行记》和诗集《我们雄壮的呼声》；1956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春天的太阳从北京升起》、汉文诗集《幸福和友谊》；1958年出版的诗集《金桥》、调查报告《互助组发展成公社》、中篇小说《春天的太阳从北京升起》汉译本、小说《李有才板话》蒙译本、《阿尔伦高娃》今译本等；1959年发表抒情长诗《狂欢之歌》，1960年出版单行本，同年出版汉译本，在中国文坛引起轰动；1960年10月，出版文集《青年人》；1962年，出版诗集《蓝旗散歌》；1963年出版汉译诗集《红色的瀑布》；1964年出版汉译诗集《笛声与喷泉》。 纳·赛音朝克图最负盛名的作品有《窗口》（诗）、《压在篱笆下的小草》（诗）、《沙漠故乡》（日记体叙事文集）、《蒙古振兴之歌》（文集）、《蓝缎子的袍子》（叙事诗）、《狂欢之歌》（抒情长诗）、《蓝旗散歌》（诗集）等。在其去世后，自上世纪80年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纳·赛音朝克图》、《纳·赛音朝克图诗选》（汉文版）、《纳·赛音朝克图诗集》、《赛春嘎》、《纳·赛音朝克图全集》（8卷本）等文集。 前置的人民立场 2014年正好是纳·赛音朝克图诞辰100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们从新的视角重读纳·赛音朝克图，当别有一番寓意，即，一方面表达对这位人民作家的缅怀与崇敬之情，另一方面从其优秀作品中力图获得一些新的启迪。 在纳·赛音朝克图早期作品中，自发而坚定地站在人民立场上，表达人民心声的作品当属1941年出版的日记体叙事文集《沙漠故乡》了。这部日记从1940年7月11日开始写起，到9月2日结束，记录了作者从日本东京启程，经朝鲜、中国东北、北平、张家口回到沙漠故乡，在家乡度过暑假后又原途返回日本东京的55天的生活经历以及在此期间的见闻、感想与思索。 关于这部作品，学界以往的一个权威观点认为它是一部“日记体散文集”。但笔者于2011年出版的学术专著《纳·赛音朝克图研究——人类学民俗学视野中的新阐释与研究词典》中，以人类学视角分类和总结了该作品中“异国与他民族风俗、交通、教育、定居、宗教信仰、政治、社交民俗、自然环境、居家仪式、民众生活、游戏、卫生”等非文学类12项民族志纪录，解析和论证这些记录并非先前所认为的那种普通的日记或散文，而是在作者田野考查和实地研究基础上撰写的社会调查成果，结合了作者的感性认识与客观考察，是蒙古族现代以来第一部较为完整的人类学与民俗学志录，有着多方面多层次学术意义和价值。这样，在该作品叙事深层沉寂几十年的珍贵民族志资料得以激活，被纳入到多维学术研究视野之中。[⑥] 既然是在田野调查和实地研究基础上写就的日记，这部作品中渗透着人类学民族志真实记录的品质。同时，在其为数不多的描写性片段中，凸显着直面社会现实、关注人民大众疾苦、审视民族落后现状、揭露社会黑暗、为底层民众鼓与呼的人民立场，流露着对家乡贫苦牧民的真情实感，表达了改变沙漠故乡面貌的急切愿望与诉求，呼唤了人民大众的觉醒。不仅如此，他还“真诚地解剖着自己的灵魂，自省一个知识分子对蒙古族广大劳苦大众所担负的重任，进而对自己进行了自责与自勉。”[⑦]可以说，从这部作品中不仅能读到纳·赛音朝克图自我解剖的个体精神活动，同时看到他对底层民众生活与心理的真实坦率的描写。在《沙漠故乡》8月1日的日记中写了一个贫苦牧民家庭的生活： 这是一座破旧的蒙古包，歪斜得仿佛要塌了。包顶盖着一张分明是从牧主家讨来的破毡片，外加旅蒙商人遗弃的破炕席。在破毡片和破炕席上压了几块石头和砖。我到蒙古包门前下马，进入蒙古包。蒙古包上座以及西侧铺着几张破烂牛皮。我就坐在破牛皮上，环顾包里的陈设。只见从蒙古包顶盖破孔里射入的阳光斑驳地落在包里。包的东侧摆着破旧的橱柜，上面摆着粗糙的瓦盆。瓦盆里盛着牛奶，这点牛奶大概是从牧主家弄来的，而且里面落了黑压压的一片苍蝇。橱柜前有个满身污泥的孩子,他缩身而坐，他的眼睛却乌黑明亮,像是泥塘里盛开的莲花, 微笑着目不转睛地看我。 女主人——孩子的母亲端一碗奶茶招待我这个不速之客。我把碗接过来，才明白这不算是什么奶茶，而把驼尾草煮沸，加入少许牛奶的饮品，像富人家涮锅水那样混浊不清…… 他（这家男主人——引者）进门来，把手里的那块羊脖子肉交给女人。原来牧主叫他宰了一只羊，把这块不好吃的羊脖子肉给了他，算是宰羊的报酬。母子二人见了这块肉，却喜出望外，像是几天没进食后突然得到食物的饥民一样，高兴得眼睛都发亮了…… 当我亲眼见到沙漠故乡穷人生活如此艰难，如此惨淡，我的眼睛立刻湿润了，实在是心酸不已…… 天上突然刮风，下起倾盆大雨。这座破蒙古包如何挡住这么大的雨呢？雨水从毡包顶盖的破孔直流而下，里面的人像是在野外树荫下避雨一样。全身浸透的女主人抱着孩子缩在蒙古包一角，男主人怕耽误圈羊，光着脚，奔赴主人家里…… 请诸位仔细想一想，像他们这样的穷人，如何度过严寒的冬季啊？！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这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艰难生活，使他们过上好生活呢？[⑧] 这里，纳·赛音朝克图真实地展现了沙漠故乡穷苦牧民的凄惨生活，感同身受地为这家人的生活而焦虑和担忧，表达了由衷的同情，内心的酸楚力透纸背。这样的感受来自于他对底层民众的责任感，来自于他与普通牧民休戚与共的人民立场。文中，他多次强调自己是一位贫苦牧民的儿子，家乡的人民用血汗钱培养他读书，他无论何时都要为家乡的贫苦大众着想、努力。因此，每当写到这样的底层牧民时，他都会做一些自我反省和自我鞭策，力图以自我批评和自我勉励的真心之声，唤醒社会各界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呼唤民众的自我觉醒与改变。 那个时代的蒙古族妇女，无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纳·赛音朝克图关注蒙古族妇女的命运，在其《蒙古振兴之歌》文集中多次为妇女的地位及合法权益呼吁。他揭露和批评一切禁锢和歧视妇女的习俗与观念，主张男女平等，呼吁给妇女们以应有的关怀和尊重，认为蒙古族妇女们不能作为男人的附庸，而要勇敢地争取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为实现自身价值而努力。他在《蒙古振兴之歌》中写下很多这样的段落： 家庭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单位，妇女是一个家庭的主持者，可见妇女对民族和国家发展，以及在抚养教育下一代方面，担负着重任…… 假如她们觉悟不到这一点，反而只是低头做饭缝衣，以及只顾满足丈夫的性要求，那就大错特错了。假如她们醒悟到自己责任之重大，并努力去担负它，那么她们就如同不竭的泉水那样，使民族国家这个海洋更加丰沛和博大了…… 我们蒙古妇女一生操劳于繁重的劳动。严寒的冬天或酷热的夏季，以及秋后的冷雨中，都必须在野外经营牲畜，有时还饿着肚子在山野里过夜。她们吃的是冷茶凉饭，穿的是既不御寒又不卫生的破旧衣裳，这种生活怎能不让她们落下各种疾病呢？…… 我们应以教育的力量，驱逐人们的愚昧观念，开启他（她）们的理智，使人们改善生活，遗弃生活中不合理的习俗，过上现代文明的生活…… 应该以自己的智慧、双手和体力，以及已具备的物资条件来改变自己的生活……[⑨] 他认为妇女在民族与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妇女的作用绝不亚于男人，而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对妇女地位的直接肯定。他对妇女们的疾苦予以深切同情，同时，呼吁蒙古族妇女不要只顾缝衣做饭，不要逆来顺受地当男人的性奴，而要明确自己的使命，以教育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善自己的生活，以自身的潜能、智慧和双手，为自己开辟出一条人格上走向独立自由的自我解放道路，实现人生理想和价值，为民族和国家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这里，他并没有居高临下地俯瞰妇女，没有以施舍的姿态给妇女以安慰，而是以满怀深情地同情与关爱，站在蒙古族妇女们的立场上为她们代言，为她们呐喊。这无疑就是我们所强调的文学的人民立场。 过去，一碰到文学中的“人民”二字，有人就会马上联想到社会主义革命文艺路线上去，这实际上是一种偏激的惯性思维。其实，一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从事文学创作的少数民族老一代作家的“人民观”，是早在他们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已经初步形成了的。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经他们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感悟之后获得的思想果实。后来，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其前置的“人民观”经历了一次与社会主义文学“人民性”理论的融合及汇流。应当确认，像纳·赛音朝克图这样跨越现当代的老作家作品中的人民立场是前置的而不是后置的，上述《沙漠故乡》、《蒙古振兴之歌》等作品便是很好的例子。由此看出，一些前辈作家的“人民观”并非只有单一源头——阶级斗争学说，所以，有些人在批评17年文学阶级性特征时，也连带指责那些老作家作品中的“人民性”或“人民观”是错误的，不公平的。我们应肯定，那些前辈作家优秀作品中的人民立场，其实是一种自觉的文学信念，既发自他们个体生命的鲜活体验和道德良知，又升华于社会主义文学的实践当中，不仅为他们终生坚守，而且理应得到后辈们的尊重与体认。 坚定的人民立场 1942年初，纳·赛音朝克图从日本回国，直到1945年，在苏尼特右旗家政实习女子学校任教师。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入苏赫巴托党校学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他的世界观的转变带来了文学创作上的转型，作品中的人民立场变得更加坚定了。有人说：“从纳·赛音超克图思想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来看，从他对诗歌的社会功能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对于他是比较容易接受的。”[⑩]这一点在他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年后即写出的作品中便显现了出来。写于1946年6月的《乌兰巴托》一诗中，他赞叹人民的力量带来社会的巨大变革，同时创造着幸福生活： 那红宝石的砖块是解放了的人们制成的 那坚固的大理石地基是胜利的英雄们奠定的 那雕刻着精美花纹的白色石柱是工人们建造的 那一切辉煌的杰作都是幸福的缔造者——人民，亲手创造的 ——这就是人民的首都，光荣的乌兰巴托 高耸入云的大厦的顶端闪射着人民的自由光芒 繁荣的文化园地里，人民的文化正如鲜花一样开放 整洁的房舍里洋溢着新生活的欢乐 宽广的空地上预示着未来的宏伟建设 ——这就是人民的首都，光荣的乌兰巴托 以往的研究中，也有学者从阶级理论角度分析过这首诗。但从今天的角度再次品读这首诗时，我们还是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深情歌唱，而这样一种情感绝不是被强迫而来的，更不是装腔作势的，却是发自内心的。诗人真正感受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曾那样关切、同情和担忧过的底层民众确实得到了解放，他所深深热爱着的人民真正赢得了自由，那受苦受难的牧民同胞们如愿获得了社会地位，而他因见证了这个伟大的变革而兴奋异常。诗人这种难以抑制的澎湃之情，是发自肺腑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归拢到革命文学阶级论维度中加以评判，从而将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作家那份站在人民立场上的真情实感的表达充耳不闻。 人民立场，还体现于诗人在文学语言的创新方面。在蒙古族现当代母语文学史上，纳·赛音朝克图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语言先锋。在创作初期，他力图摈弃蒙古半文言文，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民间语言，开创了蒙古族白话文新诗的时代，其第一部诗集《心侣集》便是一个例证。而他在留学日本时期创作的《沙漠故乡》等叙事作品中曾一度浸染了日语影响，整体上虽然属于蒙古白话文，但尚未摆脱出当时在日本留学的蒙古族知识分子精英白话文气息，与普通牧民及蒙古族大众的接受习惯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后来，他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学习期间以及回国后创作的作品中，充分汲取了清晰、丰富、流畅的蒙古民间语言，完成了文学语言上新一轮革新。那些大众化的文学语言确实很适合于表达人民的思想情感，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成为他坚定的人民立场的又一个生动体现。 纳·赛音朝克图于1947年底回国，回到刚刚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走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开始挥笔书写起祖国大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回国后写就的著名诗篇《沙原，我的故乡》里描写了家乡人民为争取自由和解放而不惜流血牺牲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发出了保卫家乡、捍卫人民新政权的呼号，其人民立场越发变得坚定： 为了抗击凶恶的敌人—— 不让它蹂躏我们这摇篮般的家乡， 坚贞无畏的林丹汗， 曾把宝贵的鲜血洒在战场。 为了摆脱奴役和黑暗—— 不让灾难降临到我们的故乡， 多少爱国志士， 曾用自己的胸膛把敌人阻挡。” 风暴吹动着柳枝， 震荡着我愤怒的心脏， 绝不让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 掠走我们肥美的牛羊！ 坚守人民立场 回国后的第二年，即1948年开始，纳·赛音朝克图便服从当时革命文艺路线，遵循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创作要求，与中国许许多多从旧时代走来的作家那样，做着“遗弃旧我、重塑新身”的努力。 社会观察途径的转变是纳·赛音朝克图文学创作发生转折的前提。众所周知，上世纪50年代以后，全国文艺工作者社会观察的统一途径，便是“深入生活”。而“深入生活”的实质是让文艺工作者“向工农兵学习”，成为工农兵中的一员，思想上服从政治号召，作品取材上服务于上级下达的任务。在这一趋势下，纳·赛音朝克图也写过不少应景之作。 但他并没有完全摒弃自己文学人民立场的一些最珍贵的信条，反而一直在心中默默地坚守着。他在一次非官方场合的一段谈话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次谈话中，他说：“深入生活时不应只考虑找题材，而要去想怎么才能让自己在习性上变成当地人”；“从家乡的传说到树木的名称都应去了解”；“作家应注重文化的综合素养”，等等。[11]这段谈话表明，不管时局如何动荡不安，他都没有把人民当作文学的工具，而是把民众当作自己来体会和理解，认真对待底层民众，力图把握他们真实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境遇，投入真诚的感情，坚守着文学的人民立场。 他和牧民的确有着深厚的感情。纳·赛音朝克图研究专家建磊、特·莫尔根毕力格曾写道：“咱们的‘纳•赛’，家乡的牧民父老兄弟们这样称呼他。这称呼传达了一种鱼水之情的亲密无间的情谊。家乡的人民都知道，他们的纳•赛是个额尔德木泰（有学识的）人，见过北京的天安门，和毛主席握过手。真是了不起的人啊。他们要游逛一趟呼和浩特，或者是因为有病求医到呼和浩特，总要到他们的纳•赛家中住去。尤其来看病的牧民，住在纳•赛家中，可以随时煎药、熬茶，好像在牧区的家中一样方便。他们的纳•赛和他的额木根（妻子）对待他们热情、体贴。那么了不起的人，却一点也不高傲威严。所以，他们安心随便地住下来，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个月两个月。纳•赛家中的牧区客人总是来往不绝，从他那里得到慷慨无私的帮助……家乡的人民都说，咱们的纳•赛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咱们牧民啊！”[12]今天的作家也许很难想象，像他这样德高望重的著名作家竟还能与底层民众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而事实上，这样的感情才是他能够在社会变革中始终坚守文学人民立场的重要的支撑力。这也是他完美人格的体现。“真正的底层文学，必定出自那些将底层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来理解，并投入强烈情感的作家。”[13]纳·赛音朝克图便是这样一位作家。 1973年5月13日，纳·赛音朝克图因病去世。他在弥留之际写下了最后的诗篇，主题依然是“人民”： 人民 哺育我成长的母亲。 我多么想， 为您多做一些贡献， 我多么想， 为您再写一点诗篇； 但愿，我这瘦弱的病体， 早日恢复到原来那样康健。 正因为他一生坚守文学的人民立场，与底层牧民建立了血肉深情，以完美的人格和优秀的作品感染了民众，最终才赢得“诗人中的牧民，牧民中的诗人”的美誉，成为永远活在蒙古族百姓心中的真正的“人民作家”。 （乌·纳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本文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6期 [①]王学谦：“人民性与公民性：两种语言一种心态——对人民性与公民性文学论争的分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2期。 [②]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第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③]杨杰：“文艺研究要坚持美学与史学观点的统一”，《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30日，评论版。 [④]方维保：“人民、人民性与文学良知——对王晓华先生批评的回复”，《文艺争鸣》，2005年5期。 [⑤]玛拉沁夫：“序”，《纳·赛音朝克图诗选》，第5页，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⑥]乌·纳钦：《纳·赛音朝克图研究——人类学民俗学视野中的新阐释与研究词典》，第5页—第57页，民族出版社，2011年。 [⑦]建磊、特·莫尔根毕力格：《纳·赛音朝克图评传》，第5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⑧]引自建磊、特·莫尔根毕力格：《纳·赛音朝克图评传》，第56—57页的汉译文，略作改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⑨]引自建磊、特·莫尔根毕力格：《纳·赛音朝克图评传》，第90—96页的汉译文，略作改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⑩]建磊、特·莫尔根毕力格：《纳·赛音朝克图评传》，第15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11]乌·纳钦：《纳·赛音朝克图研究——人类学民俗学视野中的新阐释与研究词典》，第213—214页，民族出版社，2011年。 [12]建磊、特·莫尔根毕力格：《纳·赛音朝克图评传》，第176—177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 [13]王学谦：“人民性与公民性：两种语言一种心态——对人民性与公民性文学论证的分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