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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青海民族大学《格萨尔》史诗研究所科研人员到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调研普查时，意外搜集到了两部民间流传的《格萨尔》口述藏文手抄本，内容分别为《英雄诞生》和《降魔》，均由当地藏族老艺人在上世纪70年代根据当地民间口述记录所撰写。这一重要发现对研究藏蒙杂居地区《格萨尔》文学类型与传播的多样性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 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诺布旺丹认为，这两部手抄本属于《格萨尔》史诗中较为早期的故事文本，与其他文本相比内容新颖、语言流畅，保留了作品的原汁原味，对于进一步了解《格萨尔》史诗早期故事文本形态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这两部手抄本在藏蒙杂居地区被发现，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格萨尔》史诗在不同地区的流传形式。 《格萨尔》研究已成为一门显学 《格萨尔》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也是当今世界上仍以口头方式流传的活形态史诗之一。《格萨尔》讲述了藏族英雄格萨尔王降临下界降妖除魔、抑强扶弱、统一各部，最后回归天国的业绩，主要流传于我国青藏高原的藏、蒙、土等民族中，以不同的风格从古吟唱至今。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次仁平措对记者表示，《格萨尔》是在藏族古代神话传说、诗歌和谚语等民间文学的丰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是一部形象化的古代藏族历史。 国内学者最早介绍、研究《格萨尔》的是近代藏学研究先驱任乃强先生，他于上世纪30年代在报刊上发表了若干关于《格萨尔》的文章。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出版和研究等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大了民族民间文学的抢救和保护力度，《格萨尔》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等重点科研项目。1984年，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此后又在《格萨尔》流传的各省区相继成立了《格萨尔》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和协调全国《格萨尔》资料的抢救、艺人的保护、学科的建设等工作。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在藏族地区建立了4个“格萨尔口头传统研究基地”，并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跟踪研究，在对当下《格萨尔》艺人、文本和文化语境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仅就文本而言，到目前为止从民间收集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289种;出版135部藏文分部本;搜集到大量的《格萨尔》唐卡及相关文物;等等。 与此同时，《格萨尔》史诗的多角度研究也取得长足发展，格萨尔学成为我国藏学界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一支由藏、蒙、汉、土等民族组成的《格萨尔》研究学者队伍业已成长起来。 现在，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西藏、青海等7个省区的《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以外，一些大学也有专门研究人员和机构，形成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的完整现代教育体系。 西藏大学《格萨尔》研究所所长平措对记者表示，研究所主要以抢救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的口头说唱录音为主。从1979年研究所成立到1986年艺人过世期间，抢救出版了17部《格萨尔》部本。该项工作对抢救和传承不可再生的艺人口头说唱《格萨尔》具有特殊意义，为推动西藏大学乃至全国的格萨尔学全面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下一步研究所打算把这些部本翻译成汉文。 目前，格萨尔学已经成为我国藏学界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的《格萨尔》研究成果，已经出版的专著多达几十部，研究集刊、论文集超过15部;发表于国内外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数量可观;已成功召开多届《格萨尔》史诗国际学术研讨会。近年来的国际藏学研讨会上，均设有相关专题论坛。《格萨尔》学术期刊和《格萨尔》网站也相继创办。 诺布旺丹告诉记者，通过国内学者20多年的努力，《格萨尔》研究已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显学，基本扭转了“《格萨尔》的故乡在中国，研究中心在国外”的局面。 中国史诗研究应着眼于多学科对话 我国史诗研究是从《格萨尔》研究开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尹虎彬提出，民族史诗不仅是认识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也是一座“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我国学界对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对于史诗的学理探讨至今还相当薄弱。今天的史诗研究，应该强调不同文化背景和多学科之间的对话，从文化遗产学、口头传统研究、信息科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对史诗进行跨学科研究，口传史诗田野研究正在成为一个重要学术方向。 青海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吉狄马加表示，未来史诗研究要实现五个转向：从对过去的史诗的关注转向对当下的史诗的关注;从对史诗文本的关注转向对史诗语境的关注;从对普遍性的寻求转向对民族志的研究;从对集体性的关注转向对个人(特别是有创造性的艺人)的关注;从对静态的事项的关注转向对动态的实际表演和交流过程的关注。 关于中国史诗与世界史诗研究的对话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认为，史诗研究的最肥沃土壤在民间、在基层，但不能一味低头搞研究，要善于学习借鉴国外的史诗研究经验和研究方法，通过与世界史诗学者平等对话，促进我国史诗研究不断深入，提升我国史诗研究的话语权。 口传史诗传承环境引起专家忧虑 “每一部史诗的讲述都展现着文明的光芒，但口传史诗的传承环境正在经历变化。”甘肃省藏学研究所所长丹曲对史诗传承环境表现出极大忧虑。 诺布旺丹认为，口传史诗面临两大生存环境冲击，一是史诗内部环境，即说唱形式、说唱内容的佛教化，说唱形式的职业化以及说唱传统的书面化趋势，使《格萨尔》正在背离民间文化，失去民间的集体智慧;二是史诗外部环境，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史诗说唱传统赖以依存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批老艺人相继辞世，操持母语者数量下降，说唱艺人的文化环境和说唱的艺术氛围受到了冲击，口传史诗面临变异和失传。艺人、文本和语境是史诗的全部要素，他建议，应形成以民间为基础、学界为智库、政府为后盾的三方合力，尊重民间习俗和注重保护《格萨尔》赖以依存的文化语境，在本土文化和社会语境中推进格萨尔文化的保护工作。 青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胡芳表示，我国史诗研究存在着专业研究人员人数较少、年龄偏大，队伍结构不合理，说唱艺人年事较高等问题。部分研究者缺乏国际视野，需要借鉴一些西方史诗研究的方法，如将口头诗学、表演理论、比较研究、结构主义、功能研究方法等运用到史诗研究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