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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一月底的一个夜晚，日军轰炸上海，在商务印书馆静候出版的戈公振先生之《世界报业考察记》，恰遭此飞天横祸，顷刻化为灰烬，让人惋惜不已。本以为自此已无再见之可能，讵不料今天重现于天日，且仍由商务印书馆执其事毕其功。惊喜之余，不禁为造化弄人，缘分有定而感叹。 戈公振是一个资深的记者，但因其《中国报学史》一书，在学界的名头似乎更响。他长相“很清秀，戴着一副金丝的眼镜，完全是一个英国式的绅士，态度和说话非常持重”。这似乎更符合我们对于历史学家而不是记者的一般认知，与我阅读《中国报学史》所留下的印象也是十分吻合。他曾用工整的小楷给侄子戈宝权写下：“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想必这也就是他自己的风格。 这本《世界报业考察记》，是戈氏平生第一次出国考察路途中顺访英国《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的记录。在戈公振的眼里，这两家报纸非同小可，“在今日皆具有无上威权，各执一洲舆论界牛耳”。这当然也不能算是戈公振的独家发现，而是得到当时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公认的。即便是近代中国报界和学界，对此也早有认同。从王韬开始，对《泰晤士报》就已“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就像戈公振在《泰晤士报》部分一开篇所说的，“世之言报纸者，必称泰晤士”，“其文字势力，充塞宇宙间”。这也符合他编著考察记的目的，“以供我国报界之参考与勉励”。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两份报纸的状况及其运作，是戈公振考察的重点，也是他组织叙述的主要逻辑。显然，他是想用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展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世界报业”之真实剖面，探究其威权之所在。好比“书是一本一本读”的一样，戈公振的考察也是循规蹈矩，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走。采编自然是必经之地，此外还“遍历排字铸字铙版印刷诸室”，甚至人员福利、广告营销、经费开支，乃至食堂餐厅淋浴室换衣柜等等，都在他的踏访之内。在看似有点乏味的平铺直叙之中，其实还是处处流露出戈公振笔墨运作的匠心。比如《泰晤士报》的“参考室”，就是他特别用意之处。“此室储外间不易觅得之文件与书报”，一个个不同颜色的盒子，按字母排列，检索异常方便。他试着取出有关蒋介石的盒子一观，“几已巨细靡遗”，令其“惊叹无已”。“每遇重要事变”，《泰晤士报》就能立马在新闻中附有地图，其谜底就在于此。他回国第二年创办“申报图书资料参考部”，想必就是考察所带来的启发。不仅如此，像《泰晤士报》采访室“工作人员甚多”，按条块各有所职；访员“均妙选富有学识经验与声望人士。每能不避艰险，务得一事真相”等等，都是他试图特别突出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引出了结论：《泰晤士报》的发行量有逊于《每日邮报》，物质设备不如德美大报，然“在国内及国际间，不失其领袖报纸之地位”，原因无他，就在于其“立论谨严，取材维精”。 对《纽约时报》的察访，除了生产流程、管理运作等面上的情况，戈公振对报馆建筑的不断扩展大有钦佩赞赏之意。在奥克斯所主掌的“七十余年之历史中，徊翔亢进，每岁星十周，馆屋殆必经一度之扩充”。“今之馆屋，已为其第八次所经营。”一九〇四年，《纽约时报》“在派克路四十一号时，其馆址面积为二万二千尺”，“在现已完成之新屋，则为三十一万七千七百八十八尺”。戈公振计较于报馆建筑，不仅因为这是一家报馆的门面，更是其实力的体现，以段一孚的说法，空间甚至会成为一种提供财富和权力的资源。不提时代广场在纽约具有的标志性地位和文化象征，即就《纽约时报》的印刷能力和报纸销量，也是随着馆屋的变化而变化。“一九〇四年时印刷之能力，每小时为十六版之纸五万四千页”；“而在完成之新屋中，则为六十五万二千尺”；“其销数第一年仅有二万六千份，今已日销五十余万份。星期日且增至七十余万份矣”。如此庞大的体量，运作起来却是井井有条，戈公振不得不感慨，“观于纽约泰晤士内部工作之复杂与宏大，较其建筑，似尤为动人”。对于“未身历其境之读者”，绝对想象不出几乎“无奇于晨间之一杯香茗与面包”的一份报纸，“其原料及工作”，竟是如此“广泛而复杂”。 《世界报业考察记》的体例，似也有别出心裁之处。这个所谓的“考察记”，实际上是由实地考察和报纸历史两部分构成的。如所周知，“考察”是现时的，以考察者视线为视线；“历史”是过去的，来自观察者的“第三只眼”。戈公振将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部分内容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其主体内容，恐怕不是为满足他本人既是资深记者又是报刊史家的身份和趣味，而是另有所图。 稍微注意即可发现，戈公振不是将两家报社的历史，穿插在考察内容之中，犹如一般新闻报道中的背景交代，而是与考察内容前后相接。在《泰晤士报》部分，他为自己的处理做了如下的说明：《泰晤士报》的领袖报纸地位，固然与“近世纪来，英国国运昌隆”有关，“但苟读关于泰晤士之记述，则自创始以迄今兹继续不断之努力”分不开，故“爰不惮觏缕，再从历史上加以介绍，俾世之治报学者，知所考镜”。《纽约时报》的交代比较简略，但意思也差不多，即该报的“声威鼎盛”，来自于历代发行人奋力拼搏的结果，体现出美国国民独有的品性。乔瑟夫氏所著的“纽约泰晤士之精神与发育一文”，恰为此做了展示，可“供历史上之研求”。于此而见，戈公振是把现实和历史，视为一个无法断开的整体：现状不能不导引到历史原因，历史则为现状的形成做了证明，贯穿其间的正是其始终如一的努力精神。这两家报纸之所以“具有无上权威”，就是来自这样的代代相继。 说来或许是巧合，戈公振的这番出国考察，是在其《中国报学史》完成之后。如把这二者联系起来，或许更能读出其“世界报业”之深意。戈公振对于民国以后中国报业有这样一个评价，记者“非进而为官，即退而为营业所化”。这与当时正在北大任教的徐宝璜之观感类同，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正是因此，戈公振迫切希望报业有“彻底之觉悟”，“迎合世界之新潮，发皇吾侪之美质”，以不负自身之天职。他走访《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并不顾路途劳顿，在国外途中就开始着手编撰，怕就是要以著名报纸之作为，为中国报业提供学习榜样，“知所考镜”。他参观“世界报业”，他更向往这样的“世界报业”。“吾不能不希望我国报纸之觉悟，吾更不能不希望我国报界之努力”！在这个意义上说，书名冠之以“世界报业”，不只在于这两份报纸的影响，同样是它们所代表和预示的报业之世界潮流。 回国之后的第二年，戈公振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新闻学的主要目的，不是使人学得实用的职业，是给他一种精神上的立脚点，指明他能够站而应该站的地方。”这不仅是《世界报业考察记》的指向，也是他自己考察的基点和标准。他是以自己所认可的“世界报业”的精神立脚点来考察“世界报业”，并又转而借助自己的考察，力图将这样的一个精神立脚点传达给中国报业。在他心目中，中国报业和世界报业是一体的、前后相承并最终融合的，关键是踏踏实实百折不挠。他在只有寥寥几句的考察记自序中就袒露了这一番心迹：该考察记“以供我国报界之参考与勉励，使其深信一事之成功在长期奋斗以后，且非纯粹营利而为对于公众之一种贡献”。 《世界报业考察记》的内容于今似无足道，因为今人的眼界和对世界报业的了解，已超出其不知多少。然而，“深信一事之成功在长期奋斗以后”的期待和“对于公众之一种贡献”的“立脚点”，不仅让我们对这一位记者型学者或学者型记者的执着和坚毅，有了更为深刻的体察，同时也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思考和回应：在新传播技术崛起，传播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今天，什么该是新闻实践的精神立脚点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