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处理好现有文论资源的正确途径 2014年3月29日，习近平在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时说，“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他所强调的就是要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地看待世界，对不同的文化要包容友善相处。在此前两天，即3月27日，他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说，“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起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的确如此，历史上西方从我们这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向西方学到了很多东西。一个懂得向他人学习的民族，一定是强大的民族，是受人尊重的民族。弘扬自己的文化并不是要与他者文化相冲突与对立，中华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学习西方，了解西方，取人之长补己所短，这也是提高我们文化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向别国学习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当然学习他者文化并不能丢掉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优势，学习别人要有自己的文化底蕴在里边，否则我们就会慢慢变成历史上那个到“邯郸”学步的人。随着全球交往的日益频繁，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明白，学习别国的前提是保存好自己的传统，保持自身文化的丰富多样才是对世界文化的真正贡献。欧美不是中心，每一个民族都可以以自己独特的艺术与文化成为世界的中心。盲目排外是错误的，盲目媚外也是错误的。由于历史原因，新时期之后，我们在文论方面过于重视对西方文论，尤其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学习与研究，对西方文论的狂热追求与崇拜已经到了令人痛心的地步。由于对西方文化的盲目追求，我们几乎完全丢开了两千多年来所形成的我国古代文论传统，丧失了对自身文论的自信力，而且对百年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建设文艺实践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态度暧昧，甚至有抵触情绪，在研究上不温不火，提不起兴致，这一现象对我国文论的正常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今天要发展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论新体系，就必须在实践中摆正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我国马克思主义主义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论在今后我国文论发展中的位置与关系。笔者认为：对中国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研究，使其重获生命力，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论新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我国文论发展的主要目标；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境界，努力使其在与中国社会实践、文艺实践紧密结合中实现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和具体化，加强其对文艺领域一切工作的指导能力与指导意义，是我国文论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汲取西方文论的最新成果，根据我国文艺实践与理论的现实需要，交往互鉴，有取有舍，使西方文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论的有益补充，是我国文论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古代文论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文论新体系的根基与基础，我们不能丢弃它，也不可能丢弃它。我们必须改变过去对它视而不见的态度，研究它，发掘它，使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为今所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为实现民族复兴与进步，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与经济建设中，根据我国文艺的发展变化实践而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发展当代文艺，实现中华文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文艺理论领域，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面旗帜，保证我国文艺建设事业始终走在为人民服务这条正确的道路之上。我国古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今后我国文艺理论发展的主体与根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两种理论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它们早已深入人心，并且在我国文论总体构成中同等重要，不可偏废。至于西方文论，由于它是对西方文艺实践或文艺思潮的理论总结，它主要针对的是西方的文艺现实，具有西方的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因此，我们决不能过高估计西方文论在我国文艺理论建设中的价值与效用。另外，在东西意识形态斗争日益严重的今天，西方文论往往又会成为欧美等西方国家推行其社会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一种政治工具，因此，我们更应该对于西方文论保持一份警惕，尤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其盲目崇信，唯命是从。实现我国古代文论的创新与转化，开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新境界，对西方文论营养的有鉴别吸收，这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体系的正确选择。只要我们牢牢把握我国文论建设的这一大方向，就能确保社会主义文论建设的主体地位，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人类的优秀作品，就能更好地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设工程。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