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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顾祖钊（1941— ）。安徽太和人。安徽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理事，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研究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组成员。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对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长期从事文艺学基础理论和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及教学工作。著有《艺术至境论》、《文学原理新释》、《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诗魂的追寻》、《中国文化诗学的建构》等，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 中国文论建设，存在着一个必要的、总体系性的新思维、新眼光、新方法的问题，即新理性主义的光照的问题。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但却没有引起理论界应有的关注。因此，许多人空怀建设中国文艺理论的雄心，而不知从何入手；许多人高谈综合却不知用什么方去法综合；许多人高谈创新，却不知从何去创新。这是因为，中国文论建设本身就是一个难度极高，极富智慧，而又必须极为清醒、极为理性的工作。可以这样说，如果离开新理性主义的方法和原则[1]，中国文论建设将一事无成。用新理性主义眼光关照中国文论建设，主要从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用新理性主义的态度看待各种理论资源的问题；二是如何用新理性主义的方法对现有的理论进行综合创新的问题；三是如何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贯彻新理性的精神即新人文精神的问题。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探讨一下新理性主义在具体的论文建设中的理论建设意义。 一、要用新理性的态度对待各种理论资源 21世纪的中国，正处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文论工作者可以说笑迎八面来风：西方传统的文论不用说了，20世纪以来的西方主要的文艺思想和著述，可以说都已翻译介绍进来；同时，中国人对自己的古代文论宝库，也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同样，带着实践中的教训，带着反思的眼光，还着手对马克思主义原著及文艺论著，重新进行了翻译和研究。三个方面的成果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了。可以说，中国的文论家所占有的理论资源，比谁都丰富。如果仅从拥有的数量上看，我们无疑是世界上的文艺理论大国。但是，如果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创新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仍然是一个穷国：一个在无比丰富面前或束手无策，或无所适从，或失去自我的十分可怜的脚色！一个无比“富有”的文艺理论家，同时又是一个创造无多的、或者说没有多少理论观点属于自己的“中国文艺理论家”。由于这种尴尬的处境，所以目前理论创新的呼声甚高。那么，怎样创新呢？我以为先要有一种新理性主义的态度。 何谓新理性主义的态度，即应当用马克思的“世界文学”眼光，站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立场上，从中国具体的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的产生的问题意识出发，尽量科学地、审慎地对待和研究上述文论资源，从中挑选或剥离出在今天仍具有真理性的论点或要素，以备我们的理论建设之用。 例如，在对待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的态度上，大约有两类人不够理性，不够清醒。一类人按照过去接受西方文艺思潮的惯例，西方人主张什么，我们也主张什么，西方人怎样“转向”，我们也怎样转向。既然西方出现了后现代和解构主义，中国人当然也要跟着学，所以他们力主中国文论建设要走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的道路，有人还为此写了后现代模式的文学理论。结果这种的努力，被评价为仅是“一种理论虚构”，“一种解构虚无的文艺学，庞杂碎片的文艺学”和“脱离了当下语境和中国经验的空洞无物的文艺学”[2]。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局，恐怕是因为这些人对西方理论思潮失去应有的理性态度而盲目崇拜。关于这一点，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也说：“后现代主义因其建设性的薄弱，在美国并未占据主流地位，而中国却将后现代主义奉为圭臬，这是有问题的”。[3]这说明中国一部分学者对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缺乏应有理性态度。 与上一类人相反，当前还有不少人对于后现代和解构主义抱着完全抵制和简单否定的态度，这也缺乏应有的理性。一方面，20世纪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的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在西方全球化的语境中出现，是有其思想根源和积极现实意义的。例如，后现代主义激烈地反对一元化，主张多元文化，反对“中心主义”，“关切身处边缘的弱势群体”等，都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的。[4]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搞的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全球化，其实就是以“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政治一元化、经济一体化和文化霸权主义，后现代派站在关切弱势群体的立场上顶风而上，这显然是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合乎天地良心的义举，我们岂能连他们的这一点好心也看不到？其次，就哲学本身的发展而言，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的出现，也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列宁在对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的摘要里，明显已经关注到理性哲学的缺点，他这样摘录道： （一）为什么不能提起个别的东西呢？某一类东西（桌子）中的一个与其余的各个就是有某些区别的。 （二）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因此，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黑格尔按语：“这”是“谁”？是“我”。一切人都是“我”。感性的东西？……“这个”？？不论什么都是“这个”。 （三）总之，在研究哲理时，普遍的东西获得意义，而且只有普遍的东西才能被表述出来，而且‘这个’，即所指的东西，却完全不能被表述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些知识还没有达到的一种意识和思想。[5] 列宁摘录的这几段话：有的被连画了三条线，有的甚至画了五条线，可见他对这些话的等何重视。这里有对事物差异性研究的呼唤；有对逻辑语言和理性哲学遮蔽事物“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的无奈，因为这也是“人们所想的东西”，但却“完全不能被表达”；有对18-19世纪理性哲学缺点的反思；还有对未来时代哲学的期许，希望人类的未来哲学在一个新高度上，能够自由地表达这种“意识和思想”。显然，德里达和解构主义的理论家们，在某种程度上正朝着这样的期许做出他们的努力。所以，后现代和解构主义出现在20世纪，绝非偶然。他们的理论也并非全是胡说八道，而是在解构过分的言说中，包含着诸多真理的因素。因此，完全可以将他们的某些理论创新点，化为我们的建设新文论的理论资源，且不可以非理性的态度，简单粗暴地拒之门外。那样，我们的理论建设将会失去一份重要的理论资源，并将严格制约我们理论创新的时代高度。 再如，我国虽说是拥有马列文论资源的国度，但是对马列文论遗产，也需要清醒的新理性态度。马列文论与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于受到实践的严格检验，早就开始一步步的中国化了。而马列文论本是马列原著中没有的形态，我们现在拥有的理论形态，还主要是前苏联的理论成果。由于俄罗斯民族现实主义传统的制约，因此，当他们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时，就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理解为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他们仅以五封信为依据，就有意无意地把马恩附会成了狭隘的现实主义者，把“历史的和美学的”这个“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的历史哲学范畴，混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的范畴；完全忽略了马恩还有讨论狄德罗的哲理小说《拉摩的侄儿》的“第6封信”；完全忽略了马恩对古希腊神话、对但丁的象征性的诗篇的赞美，对歌德《浮士德》这种哲学诗的赞美；忘记了马克思一家对浪漫主义作家特别是霍夫曼的喜爱；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自觉的“世界文学”论者。即使列宁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者，他生前喜爱的艾伦·坡的小说《生命的爱》，也不是现实主义作品，而是一个象征性的寓言。因此，前苏联理论界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理解为狭隘的现实主义文论，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的偏见性的误读。而我们中国接受的马列文论，就是这种误读性的文论。再加上前苏联极左政治和教条主义的影响，鼓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鼓吹党性、阶级性典型论，搞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花独放，结果都是百花凋零。当然也限制了对马克思的文艺思想研究，搞得就连卢卡奇那样的理论大家，都不敢突破现实主义的樊篱，而正看现代派文学一眼。最后，还是毛泽东发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政策不大对劲，而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提倡“百花齐放”，这明显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苏联式现实主义一元论的怀疑。但是，我国的马列文论界，却至今抱着苏联式现实主义的误读不放。目前在后现代多元论的冲击下，马列文论研究者再也不能龟缩在旧日的格局里自绝于时代了，我们同样需要以最清醒的理性眼光反思过去，总结教训，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由于时空的限制，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并没有机会吸收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更没有可能参考和吸收20世纪西方文论的某些合理因素。所以，当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时，能脱离西方文论的当代语境和中国古代文论的参照系统吗？忘掉这些，当然也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 再看如何对待我国的古代文论资源。在对待我国古代文论资源的问题上，也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一种人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在今天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实践针对性，是一种完全失去现代意义的理论形态，已经完全无用。记得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在沈阳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大声说：“请问意境何用？风骨何用？”这种将中国人几千年来关于文学艺术的思考完全视为无用的论调，实在不合事实。这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显然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与此相反，还有一种人对古代文论特别钟爱，有的主张要“把中国传统文论作为当代文艺学的母体和根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6]有的认为应当用中国文论话语建构文艺学，甚至不惜恢复文言文品评；有的认为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只能井水不犯河水，不能转入现代语境，等等，都是用绝对化的思维看待古代文论。看来在对待古代文论资源态度上，同样需要新理性主义的光照。 同理，我们对西方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论，也要报以新理性主义的态度。新理性从西方非理性文论、语言学转向的文论和后现代对理性主义的颠覆中，已经看到旧理性主义文论的缺陷，但新理性主义并不对旧理性主义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是认为人类的智慧成果是一个逐步积淀和扬弃的过程。因此它决不放弃理性主义文论的精华，而仍然会对它有所继承。当然，新理性主义之所以新，主要是因为它能以比较开放和兼容的态度，尽量吸收诸如心理分析批评文论、语言本体论文论、西马和后现代文论等等的优长之处，从而走向建设和超越，而且，也决不会放弃理性的态度和理性方法本身。 新理性主义既然是由现代中国学者提出，自然它对祖国的古代文论和马列文论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但是，即使是这样，它仍然要在新理性主义的光照下沟通古今、融合中西。建设有中国特色现代文论是它的目的，由当下文论语境产生的问题意识是它进行“沟通”和“融合”的动力。所以，新理性主义的态度是中国文论建设的必要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