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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客观地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生根发芽阶段，二是开花结果阶段，三是成熟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和“文革”结束为时间连结点。也就是说，《讲话》以前是第一阶段，《讲话》直至“文革”结束为第二阶段，“文革”以后为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先是作为一般的西方理论引介进来，后经瞿秋白、鲁迅等人的努力，开始被中国文艺界所接受，并在后来的解放区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在第二阶段，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容，并成为建国后指导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在第三阶段，文艺不再成为政治的附属物，文艺理论研究也从必需的政治模式中解脱了出来，对文艺自身规律的研究受到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从一开始就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直接相关，并始终与这种实践纠缠在一起，受其影响与推动。因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政治的关系，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所接受，并最终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与中国社会对这种理论的需求是分不开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9]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就在寻找这一理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再到“五四运动”，在艰苦探索与寻求中，中国人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旦传入中国，便成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有力工具。以回溯的视角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发展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终形成、巩固与发展是一致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其巩固与发展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这中间也有一些曲折与斗争，但毛泽东文艺思想及其后继者的文艺思想，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无法摇撼。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中国客观的历史与政治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传承的规律使然。以现有资料来看，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大部分著作在中国已基本有了节译或全译本。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最早介绍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艺术作为意识形态部门之一的基本观点，这是已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在中国的最早介绍。[10]而列宁文艺论著的最早译文《托尔斯泰和当代工人运动》（今译《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发表于1925年2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其最著名的《论党的出版物和文学》（今译《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节译文1926年12月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第144期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从日文转译或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到30年代，马恩关于文艺问题的五封著名书信[11]在中国也有了多种公开发表的节译或全译文。[12]另外，郭沫若从马恩《神圣家族》德文本节译过来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于1936年5月在日本东京出版。抗日战争期间，在国统区出现了由欧阳凡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11月在桂林出版）和由苏联马恩列学院文艺研究所编、楼适夷从日文转译、从马恩著作中摘录辑集而成的《科学的艺术论》（上海读书出版社1940年10月出版）。在延安，1940年5月由新华书店出版了由曹葆华、天蓝合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书中有马恩关于艺术的书信和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论文等。除此之外，延安时期，《解放日报》发表了一些马列文论的单篇译文，如《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列宁论文学》等。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对于中国学界，尤其是对于毛泽东这个对文艺高度重视的革命领袖文艺思想的确立与形成，其影响将是历史的不争事实。 当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还与列宁之后苏联共产党的一系列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和文件，以及苏联共产党文艺理论家的文艺思想密切相关。由于当时中国严峻的抗战形势与文艺界存在的思想问题，毛泽东比列宁更加强调文艺的“服从”与“从属”地位，更加强调文艺必须“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必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对后来我党文艺政策具有深刻影响的“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文艺批评标准。[13]在抗战时期，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按照《讲话》精神，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创作出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推动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繁荣与发展。但由于过分强调文艺的政治标准，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不知不觉地渗透进了这种文艺思想与文艺活动中去，从而给我国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些难以弥补的损失，以至于50年代出现了诸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萧也牧等人的创作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胡风集团的批判、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判等。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一些文艺问题都成了“政治问题”，正常的文艺论争也演变成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左”的文艺路线因此得以大行其道。1966年初，“极左”文艺思潮被推向了高潮，由江青等人整理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14]，彻底否定了建国后文艺界的工作，而“文革”中提出的所谓“三突出”原则也最终被钦定为“进行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坚定不移的原则”。[15]“三突出”的原则和方法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典型”理论，导致文艺创作与实践严重的公式化、模式化。“文革”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立场、方法几乎荡然无存，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引领下重新活跃起来。1980年7月，中央作出决定，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给学术研究松了绑，允许学术间“自由展开讨论”，[16]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营造出了良好氛围。新时期之初，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有两次比较大的讨论：一次是关于“手稿”问题的讨论，一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不是“有体系”的讨论。两场讨论从1979年一直持续到1986年，讨论的问题几乎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所有方面，这是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入我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最集中、最广泛、最深入的讨论，讨论使人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面学习，彻底走出了极“左”路线的藩篱，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了马恩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美学问题的基本观点。进入80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十分重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译介工作，翻译出版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方面的研究著作。可以这样说，新时期以后，对“西马”美学的重视与研究，成为这一阶段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补充。 自新时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如陆梅林、程代熙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研究，吴元迈的“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观”研究，钱中文、童庆炳的“审美意识形态论”研究，王元骧的“审美反映论”研究，何国瑞的“艺术生产”论研究，李益荪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学原理研究”，邢煦寰的“艺术掌握论”研究，谭好哲的“文艺与意识形态”研究，董学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形态论”研究，陆贵山的“宏观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冯宪光、马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试图走出过去毛泽东美学相对单一的理论模式，借鉴西方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都有很大突破，研究内容涉及文艺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艺的本质、文艺的审美属性、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以及艺术反映论、艺术本体论、艺术价值论、艺术主体性、艺术功用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根本问题，大大提升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水平与实力。 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国家对理论创新的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探讨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认识到，过去我们试图建构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没有形成，许多过去已经探讨的问题，认为已经说清的东西，现在发现也并没有说清，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主要是一个空架子，缺乏实际的内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研究的兴起、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艺术的娱乐化、网络写作的倍受关注、艺术消费的现代意识、底层写作的重新崛起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系统阐释，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做出准确的判断。人们越来越希望通过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能够走出新的路子，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因此，与以往学者们主要进行“理论”研究的研究范式有所区别，新世纪以来的理论探讨更多地将理论的视角引向当下现实，关注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人们更重视“问题研究”而不是“概念研究”，更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下文艺现象与文艺实践的指导意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化、问题化，要有的放矢，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当然目前，这一认识的理论探讨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无多少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透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的发生发展情况，我们应该得到如下一些启示：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必须处理好与当下政治的关系，保持文艺与政治必要的张力。二，理论家需要走进现实而不是脱离现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必须切实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做纯粹的书宅式研究是没有出路的。三，要多从马克思恩格斯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论思想中汲取营养，以较高的理论素养关注当下的理论问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经典理论的深入阅读与学习，任何研究都将是没有根基的。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思想作为一种可以参照的视角，对做好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是有益处的，我们比须熟悉它了解它。最后，理论家们还要培养具有生命质感的研究激情以及善于反思的理论眼光，只有这样，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能早日走出自身的理论藩篱与困境，恢复它的理论底气和元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