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延明 亘古至今，中国历史上没有一种人事制度，沿续时间之漫长、在国内外影响之巨大，能与科举制度相比。科举取士制度，起源于隋，[1]自隋唐至明清，行用了一千三百年之久，承担起为中国官僚政府源源不断输送管理人才的使命与责任。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2]是科举制持续推行的动力；“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3]是科举制能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唯一不可取代的铨选制度的根本；科举制以儒家“斯文”作为取士标准，应举者慨然以从政、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中国科举制具有塑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治国形象、打造中国大一统和合文化形态、构建东亚儒家文化圈与催生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产生的普世价值。 唯其如此，唐代后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科举试没有中止。五代军阀争斗不息，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考举试没有间断。两宋三百年间，宋辽、宋金、宋蒙战争，未曾打断三年一举的科举考试，南宋高宗在自家性命难保的险境下，宁可下放到地方进行类省试，也未曾中断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度宗咸淳十年，南宋临近灭亡，还进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辽、金、西夏、元朝，少数民族所建政权，无不实行过科举制度。清末，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出逃，次年仍下令补考乡试和会试。科举与国运相联，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皇帝权力的象征之一， 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重要标志，是调节国家政策的杠杆，是士大夫梦想所寄，是凝聚民心的纽带。科举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经济、风俗、人心之影响，无与伦比，至今在海内外犹不绝余响。宋、明、清三朝，科举制三年一次定期举行，每次录取数百人以上进士，其参与科举考试的基数，如从参与童子试、发解试（乡试）算起，动辄在数十万、上百万左右，牵动着从南到北、从繁华城市至穷乡僻壤整个中国，此三朝860多年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是科举社会。科举出身的精英人物，曾经是唐宋以下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活动的主角。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离不开科举研究，否则绝不可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文化。 中国科举不仅在中国。中国科举又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幅射源。日本最先仿行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时间在公元7－8 世纪。《日本诗纪》中载有《贺诸进士及第》，其中《贺野达》诗云：“登科二字值千金，孝养何愁无斗储？”[4]可见日本科举及第即授官，所得俸禄可供养父母。朝鲜是海外实行科举制时间最长的国家。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实行了936年。[5]其制既学习唐宋，又有自己的创造。奉使到过高丽国的宋使者徐兢在其名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说：“若夫其国取士之制，虽规范本朝，而承闻循旧，不能无小异。”[6]科举制在朝鲜影响之大，仿佛中国，至视为“我国公道，唯在科举”。[7]越南推行科举制长达844年（1075－1919）之久，仅次于朝鲜，然其废罢科举时间比中国还要晚14年。科举取士，在越南具有权威性和实用性，视其为“科举抡才，实关盛典。”[8]科举制在东亚的传播，为构建东亚儒学文化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功至伟。 中国科举考试的先进文化，为西方欧美国家所学习、所效仿。西方人把中国科举考试，与中国四大发明相比。英国人罗伯特·英格尔斯评论英国东印度公司采用了中国科举考试的竞争原则时说：“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一次伟大变革。”事实正是如此：英格尔斯当时的预言并没有错，东印度公司实行的文官考选制度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考试选才机制像一桶火药轰开了政党分肥制的大门，科举制最终通过英国对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9]当代美国学者顾立雅明确肯定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在建立现代世界文官制度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10]因此，刘海峰教授顺理成章地提出：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成为一个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科举选拔人才，通过科目考试实现。唐代科目众多，常选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孝廉、明法、明算、三史、开元礼等；制举科目名目更多，如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学宏词科、志烈秋霜科、军谋宏达材任边将科等等达六十三科。[11]北宋初沿唐制文武分举，设常科、制科，科目种类有所減少。至神宗朝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废试诗、赋、帖经，罢明经、诸科，改试“经义”取进士，举子占治《易经》、《诗经》、《尚书》、《周礼》、《礼记》五经中一经，兼试《论语》、《孟子》，常选科目仅保留进士科。[12]宋代是科举制完善期，也是高峰期，两宋共举行118 榜，录取登科人11万之众是历朝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朝。其后，元、明、清三朝，进士科成为科举考试唯一科目（临时开科除外）。元代科举考试行废颇为曲折，元朝开国三十六年后，才于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开进士科科目考试，中间又停开六年，至元惠宗至正二十六年（1366）最后一次廷试，前后共举行会试十六次，共录取进士1139名，[13]是历朝录取人数最少的朝代之一。中国科举制在明代得到复振，并进入成熟、健全、鼎盛时期，可以说继宋之后，科举考试出现第二个高峰期。 明代于洪武四年（1371）首开进士科科举考试，其后罢辍十三年，至洪武十八年（1385）重开，继而三年一大比，没有中止，共举行了89榜科举考试（崇祯十三年赐特用榜不计在内），每榜进士人数平均在270人上下，共录取进士24594人。[14]为明王朝培养了大批治国安邦的人才。 明代科举考试在承继宋、元三级考试、以经义取士基础上，有很大创新，其一，是建立县、州、府、卫所儒学、盐运司儒学、土官学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15]童生经学校选拔试合格，方许入校为生员；凡生员经县考、府考与提督学政主持的岁考，以定奖惩，生员俗称秀才，许着青衫，头戴方巾。宋代三年定期举行一次的科举考试，为明代所继承，明代称三年一大比。大比之年以前，明代生员要参加提学官主持的科考，科考为乡试预备考试，也就是参加乡试的资格考试。科考成绩列入一、二等的生员，就获取了参加乡试的资格。[16]在郡县学之上中央有国学（太学）， 入国学者为国子生，国子生又细分为：府、州、县学生员贡入国学者，称监生，举人入国学者，称举监，品官之弟入国学者，称荫监，捐赀入国学者，称例监。国子生，其待遇比郡县学生员要高，凡入国学者，可以入官，也可直接参加乡试或会试。明代进士国子生比例较高。如《成化二年进士登科录》载：一甲第一名罗伦、二甲第一名季琮、第三甲第一名刘烜，全是国子生出身。可见，“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举”，明代学校与科举考试紧密相衔接，[17]是对唐宋科举考无资格试，许士子“投牒自应”的一大革新。[18]其二，钦定朱熹注《四书》、《五经》为学校教材，形成了科考必由学校始，学校必从读经始的科举培养儒学人才的路径。其三，考试形式的创新，以八股文命题取士，这是科举考试文体的创新，此种文体，以“载道”为基本追求，有起、承、转、合规定程式的约束，用代圣人立言的口气议论时政，有助于熏陶与树立举子儒家学说的治国理念和立身处世的伦理道德规范，适应当朝统治者巩固王朝的需要；同时便于阅卷官有统一的评判试策段劣高下的标准。[19] 明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创新，使明代科举具有承前启后的样板性，明代的科举制度为清代全盘继承。然而，“20世纪的科举研究，总体上看，‘两头’即隋唐与清代科举研究多，中间研究少。其实明代科举的研究更有意义：一则明代是中国科举的成熟期，有典型性与样板性。二则历朝留下的科举名录不多，惟独明代留下大批的科举名录。这也就是说，选择明代科举为考察中心，既有学术视野上的典范性，又能建立在踏实的基础上，从面推进科举制度的研究。”[20] 的确，“历朝留下的科举名录不多，惟独明代留下大批的科举名录。”纵观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史，自唐以下，曾经产生过多少《登科录》！可惜，这些能提供历代登科进士最原始、最基本、最重要的档案资料，出于主观上不重视、客观上因战乱破坏等原因。保存下来很少。唐代没有留下一榜，宋代藉朱熹、文天祥两大名人得以留下《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宝祐四年登科录》两种，元代16榜只留下《元统元年进士录》一榜；清代离现在最近了吧，也只留下《顺治六年进士登科录》、《康熙五十一年进士登科录》、《雍正八年进士登科录》等数种，而明代所保存至今的明代《登科录》数量为最多，据统计，海内外现存于宁波天一阁、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美国国会图书馆等馆藏明代《登科录》，总数为58种，[21]而天一阁独家所藏明代《登科录》就有41种！海内外其余馆藏为天一阁所无之明代《登科录》总数才17种，比天一阁所藏一半还不到。这得益于明代宁波天一阁主人范钦，他在官场任职期间，就特别重视收藏明代科举文献资料，他在世时已收藏51种明代《登科录》，后因被盗卖等客观原因，从天一阁流散于上海、南京等地10种《登科录》。天一阁现存明代科举名录370种，除《登科录》（包括《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履历》、《国朝河南进士名录》、《皇明进士登科录》）44种之外，庋藏《会试录》38种、《乡试录》277种，《武举录》11种，《武乡试录》8种。[22]这是十分可观的珍贵科举文献遗产。 明代科举名录文献，是明代科举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的产物。宋代无乡试之名，初级科举试称发解试。元代始有行省考试，后改称乡试。[23]明代乡试，凡直隶举子，于京府考试；各省于省城承宣布政司考试。乡试之年，称为大比之年。按照洪武十七年“科举成式”，乡试的考试时间为子、午、卯、酉年的八月。[24]农历八月是秋天，乡试别称“秋闱”、“秋榜”、“乡闱”。乡试共三场，考试时间常制：第一场为八月初九日，试《四书》义三道，每道200字以上；五经（《易经》、《尚书》、《诗经》、《春秋》、《礼记》）经义四道，每道300字以上。第二场为十二日，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为十五日，试经、史、时务策一道五道，未能答者可減二道，俱300字以上。应举人自备试卷纸、笔、墨、砚，每场草稿与正卷各十二张；试卷首书姓名、年甲、籍贯、三代、所治本经。布政司印卷。[25]晚末纳卷，给烛三枝。试卷弥封，考试者用墨书写，谓之墨卷；誊录试卷用硃（红色），谓之硃卷。考试场所称贡院，诸生考试所处席舍穭号房。每一考生，派一军人看守称号军，以防作弊。[26]乡试中式者为“举人”，乡试第名称“解元”，此“解”为发解之义，沿袭宋代发解试第一名称解元之例。官府给举人以公据，于次年赴礼部会试。明代乡试录取比例平均约为4%左右，即一百个应举乡试诸生，约录取4人。[27]中举，是明代士人举业成功的一个标志，有了举人科名，就获得了相应社会地位，进而赴会试，再搏进士功名；即使会试落第，也取得了入仕做官的资格。《儒林外史》第三回“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范进见捷报因喜极昏倒，此“范进中举”的故事深入人心，这也是明代士人渴望中举以通达仕途的生动写照。[28] 明代乡试制度与乡试科名档案，集中在《乡试录》中。天一阁藏明代《乡试录》，数量众多，居海内外所藏明代《乡试录》之首位，具有重大科举史料和明代历史文化价值。其内容，兹以《永乐十二年（1414）福建乡试录》为例： （一）永乐十二年乡闱乡小录序（考试官左经撰）。 序中提及赴乡试诸生为450余人，而通过乡试三场试中式举人为129人。 （二）乡试考官与执事官： 提调官1人、监试官7人、考试官2人、同考试官3人、收掌试卷官1人、受卷官2人、弥封官2人、誊录官2人、对读官4人、印卷官1人、供给官4人、巡绰搜检怀挟官7人、掌行科举文字4人、誊录文字60人（儒学生员充）。 （三）乡试三场试： 第一场 《四书》义三道（题目从略） 《五经》义各四道： 《易》（题目从略） 《书》（题目从略） 《诗》（题目从略） 《春秋》（题目从略） 《礼记》（题目从略） 第二场 论一道：天下文明 诏、诰、表内科一道： 诏拟：汉章帝诏二千石劝勉农桑 诰拟：唐太宗以戴胄为大理少卿 表㧡：唐孔颖达进《五经》表 判语五条： 擅差职官空引偷军揽纳税粮嘱托公事造作不如法 第三场策五道 一问：伏读《大诰》二十八章而知乡饮酒礼之制……然宾主献酧之顷，果何以见王道之易易乎？幸明陈之。 二问：伏读《大诰续编·明孝篇》，所列孝子事亲之节凡十六条……孝廉之科由是以兴，其即先王之要道欤？…… 三问：《大学》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各有微旨，诸君子于圣贤之心存养之有素，愿陈毋隐。 四问：经史之用世尚矣，说者谓经以载道、史以纪事，然道与事果可岐而二之欤？…… 五问：学校之设其来尚矣，古者天子立四学，四学之中习何业？所讲者何道欤？…… （四）中式举人（129名） 第一名何琼怀安县学生《诗》 第二名朱显宗兴化府学生《书》 第三名洪英福州府学生《礼记》 第四名唐泰长泰县学生《易》 第五名郑瑩闽县学生《春秋》 （以下从略） （五）永乐十二年乡闱中式程文 一、第一场《四书》、《五经》中式程文 第四名唐泰：《夫子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和》按：《四书》义 第三名朱显宗（按：疑为洪英之误）：《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按：《四书》义 第一名何琼：《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久有截》按：《诗经》义 第二名朱显宗：《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按：《尚书》义 第三名洪英：《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收》按：《礼记》义 第八名伍宁：《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按：《易》义 第九名陈景著：《楚屈完来盟于师蟱于召陵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于袁娄》按：《春秋》义 二、第二场论中式程文 第五名郑甇：《天下文明》（程文全文从略） 考官左经批：览笔势之翩翩，实场中之杰作也！ 诏、诰、表中式程文 表第二名朱显宗：《拟唐孔达进<五经>表》（程文全文从略） 考官左经批：文词典雅，可胜诸作。 诰第五十七名陈僖：《拟唐太宗以戴胄为大理少卿》 考官朱批：深得诰体。左批：诰简古， 三、第三场策五问中式程文 第一问第十一名谢复进：答《乡饮之礼》（程文从略） 第二问（付阙） 第三问第三名洪英：答《心性之理而分言》（程文从略） 第四问第一名何琼：答《经史之用》（程文从略） 第五问（付阙） （六）乡闱小录后序 从上引一份《乡试录》可窥见明代某省乡试的总貎与举人档案及其相关考献，乡试具体而微，如能通览数百种乡试，我们也许才能对明代乡试制度的演变、解额分配与录取比例的变化及程文形式与内容所折射的明代知士子的知识趋向等等问题，获得一个较客观、较全面的认识。 乡试中式举人，于次年赴京师礼部贡院会试。因会试时间是农历二月，在春天，因此别称“春闱”、“春榜”，会试由礼部主持，又称“礼闱”。会试中式举人称“贡士”。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会试取士，始分南卷、北卷，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四，其后又设中卷，由南、北卷名额中各退出五卷名额。“自洪熙元年起，会试实行南北取士制度，这是明代会试与乡试区别最大之处。”[29]南、北、中分卷取士，其目的是为了限制南方诸省举人录取比例太高，防止科举取士区域失衡。宣德、正统间，南、北、中分卷地区划分如下： 南卷（十之六）：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应天府直隶松江府苏州府常州府镇江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淮安府扬州府广德州等十六省府、一州 北卷（十之四）：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顺天府直隶保定府真定府河间府顺德府大名府永平府广平府省府，延庆州保安州等十二省府、二州；辽东、大宁、万全三都司。 中卷（南、北各退5名）：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庐州府凤阳府安庆府等七省府；徐州、滁州、和州三州等。[30] 需要注意的是，南、北各退5名，是以录取100人为基数。如南卷占60人，即退出5名，南卷实取55 名；北卷40人，退出5名，即北卷实取35 名；中卷可取10名贡士。若一榜取300名，那么，中卷可取30名，南卷取165 名，北卷取105名。天一阁藏《成化二十三年会试录》中韩林学士尹直所写“会试录序”谓： 惟圣祖起自南服，士得于渐涵者最先且盛。迨宣德丁未（二年，1427），大学士杨士奇乃议会试取士，卷分南北，南十六，北十四。既而，以百乘除，又各退五为中数。[31]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诏礼部会试举人名额不过百人。仁宗此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洪武四年登科录》显示，殿试录取120人。然依明制，殿试不黜落，会试人数与殿试所取进士数是一致的。经查对，果然，《洪武四年登科录》所载第二甲十七名中最后一名赵旅，浙江乡试第八名、会试第一百二十名。会试第一名、浙江乡试第四名俞友仁，殿试后进士排名为第三甲一百名中的第二十六名。[32]仁宗洪熙元年（1425），定会试取士临时请旨不过百人。其后数榜大体遵依，如《宣德五年（1430）进士登科录》“玉音”载： 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早，行在礼部尚书臣胡濙等官于奉天门奏为科举事：会试天下举人，选中一百名。 此榜取进士确为一百名。 《宣德八年（1433）进士登科录》“玉音”载： 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早，行在礼部尚书臣胡濙等官于奉天门奏为科举事：会试天下举人，选中九十九名。 此二榜中，一榜选中式举人一百名，一榜九十九名。略有不同而已。 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始定会试取士增至150名，《正统七年（1442）进士登科录》显示： 正统七年年三月五日，早，行在礼部尚书臣胡濙等官于奉天门奏为科举事：会试天下举人，选中一百五十名。本年三月十五日殿试…… 第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名单从略） 第二甲五十名赐进十出身（名单从略） 第三甲九十六名赐同进士出身（名单从略） 会试录取人数是150名。其第三甲九十六名最后一名邵进，正好是会试第一百五十名。[33]然而，殿试录取人数为一百四十九名，少一名，疑有中式举人因故未能赴殿试。 正统十三年（1448）又一变，取士名額不拘。故《明会典》称“会试中试无定额”： 大约国初，以百名为率，间有增损，多者，如洪武十八年、永乐三年，俱四百七十二名。永乐十三年，三百五十名。少者，如洪武二十四年，三十一名；三十五年，五十二名。成化而后，以三百名为率。多者，如正德九年、嘉靖二年、三十二年、四十年、隆庆二年，俱四百名；少者，如成化一年、八年，俱二百五十名。各科三百名，或增二十名，或五十名，俱临时钦定。[34] 会试中式者称“贡士”，是准进士，第一名称“会元”。凡会试中式者，取得赴殿试的资格。由于殿试不黜落，会试中式者，已经踏进进士龙门。 会试考试时间，洪武十七年定制，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举行三场考试，其考试内容与试卷准备、书写、弥封、誊录要求等等，与乡试所规定相同。[35]且以天一阁藏《成化二十年会试录》所载为例： 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 一、人能弘道，非能弘人。 二、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闻。 三、物皆然，心为甚。 每道三百字以上。 试《五经》经义各二道： 一、《易》 1、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2、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二、《书》 1、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锂有苖格。 2、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之大臣，咸怀忠良。 三、《诗》 1、王在在镐，有那其居。 2、夙兴夜寐，洒扫廷内，维民之章。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逖蛮方。 四、《春秋》 1、齐人伐山戎。（庄公三十年） 2、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衰公十三年） 五、《礼记》 1、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息。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涌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2、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第二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试判语五道，诏、表、诰内科一道。 一、论 文以载道。 二、表（是榜，试判语科表一道） 拟诏修关里宣圣庙袭封衍圣公谢表 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一、第一问（策题未载） 二、第二问（策题未载） 三、第三问（策题未载） 四、第四问（策题未载） 五、第五问（策题未载）[36] 上引天一阁藏《成化二年会试录》，记载有遗漏之处，即第二场试缺试判语五道题目，且诏、诰、表三题，只有表一题。又，第三场策问五道，均缺策题。明代《会试录》，是否都有省略呢？经与天一阁藏《嘉靖八年会试录》，回答是否定的。现将天一阁藏《嘉靖八年会试录》第二场与第三场考试内容转引如下： 第一场《四书》义与《五经》义（略） 第二场一、论（试论一道，三百字以上） 圣人立人人极。 二、诏、诰、表，内科一道 拟汉课狱吏殿最诏（地节四年） 拟唐以杨绾为中书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历十二年） 拟赐《恩记》、《含春堂诗集》，廷臣谢表。 （龚按：应试者，诏、诰、表中任选一题） 三、判语（五道） 1、磨勘卷宗 2、隐蔽差役 3、禁止迎送 4、擅调官军 5、官吏受财 第三场策五道 第一问《礼经》三百，《曲礼》五千，帝王为之大法。《周官》吉礼十有二……而军礼独之不载，何欤？ 第二问前代继体之君……若汉宣帝、宋神宗，其视汉文帝、宋仁宗何如也？…… 第三问道德一，而后风俗同，士习不正，则道德不一，欲风俗之同难矣……兹欲士类所养者纯而无浮薄之习，所持者正而无奔兢之风，思其术而未得也，愿明者以告。 第四问三代而下，人主能服四夷者，惟汉武帝焉，唐太宗焉……抑守成之君，武事不可废欤？ 第五问成天下之治有几，通天下之变有权……不知今日之几，何以转移而成化？今日之权，何以通变而不穷？其要目安在？请明言以验匡之略。[37] 从上例引的二种天一阁藏《会试录》，可以清楚解读明代会试场次及考试内容，这都是《明史·选举志》及《明会典》等等明代制度典籍关于明代会试记载所不可能细述的宝贵资料。 进士最后一级考试，皇帝亲策于庭，称廷试，亦称殿试。殿试比乡试、会试要简，不需考三场，仅一场试时务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殿试实际是对会试的覆试，定三甲名次。皇帝钦点一甲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洪武四年（1371），首次科考，殿试时间定为二月十九日，“御奉天殿策试贡士。二十日，午门外唱名。”[38]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改为三月十五日。 关于殿试的程序、考试内容、考官、唱名张榜及新进士庆祝活动等明代殿试制度、进士档案，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集中在《登科录》中。明代《登科录》，最完善，这也是科举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里有必要追溯其产生的沿革，有助于我们对明代《登科录》学术价值的全面认识。据唐代史籍记载，唐中宗神龙时（705—707）就已出现《进士登科记》，那是好事者逐年记载登进士第的姓名，比较简单，属私家记录。[39]其后私家编《登科记》渐多，在唐穆宗以前已有崔氏显庆登科记》五卷、姚康《科第录》十六卷、等李奕《唐登科记》二卷等十数种之多。[40]直至好尚文学的唐宣宗，于大中十年（856）年索要《登科记》，下敕：“自今放榜后，仰写及第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内，仍付所司，逐年编次。”[41]遂有知贡举官郑颢选祠部员外郎赵璘编《诸家科目记》十三卷，搜罗自唐初武德至宣宗大中十年（618—856）176年逐年进士登科名录。此后即由官府出面编撰《登科记》。遺憾的是，唐人编唐《登科记》已蕩然无存。宋人曾编过若干唐代《登科记》，也已难觅踪影。唯清代学者徐松编《登科记考》，留存至今，成为今人研究唐五代科举的基本文献，傅璇琮先生对该书予高度评价，认为：“可以庆幸的是，在一百多年以前，也就是清朝道光年间，有一位学问面很广的学者徐松，编撰了一部唐代科举史的专著，给这门学科填补了空白，也给后人提供了不少进一步研究的线索。”他由此及彼，鉴于高度发达的的宋代科举，118科举试仅留下两榜《登科录》建议学界“效徐松之书的体例，编撰一部《宋登科记考》”。[42]可见，科举名录之于科举制、科举史及与之相关社会研究的重要性。 唐代是举制开创、兴起时期，每榜录取人数不多，一二十人左右，制度不完善。宋代是科举制兴盛时期，宋太宗太平兴国以后，每榜录取人在数百人以上，非唐代可比拟。科举制度逐步完善、健全。南渡后科举三级试，“概以子、午、卯、酉年，乡贡进士；辰、戊、丑、未年试礼部奏名进士。其乡贡旧无定日，故奔竞者而有一人而试数郡。绍兴中，惩其弊，令诸郡同以八月十五日引试，当是年，则二月一日颁诏旨赇以取士之意，而戒饬之，凡遇此岁，通谓之‘诏岁’。”[43]明代乡试年定为子、午、卯、酉年，沿袭南宋乡贡发解试之制。宋科举取士数量众多，在唐代《登科记》基础上，宋代科名记提升为《登科录》，其所载进士，不止姓名而已，具载家状，已成为个人小传档案，并保存了该榜的相关科举诏令、知举官、考试官、策题、对策卷等。以《绍兴十八年登科录》、《宝祐四年登科录》为例，其《登科录》内容包括： （一）、玉音御笔手诏（科诏·绍兴十七年二月一日）； 门下：……可令有司蒐取茂异，咸与计偕。朕将试之春官，亲策于廷（下略）。 （二）、御试策一道（绍兴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前文略）今子大夫通达国体，咸造于廷，愿闻今日之治道，何兴补可以起晋、唐之陵夷？何驰驟可以接蒌汉之轨迹？（下略） （三）、锁院（绍兴十八年二月十二日礼部试考官锁院） 敕差：知贡举官1人同知贡举官2人参详官8人点检试卷官20人。 （四）、省试（礼部试）考试日期 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三天引试诗、赋、论策三场；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三天引试经义、论策三场。 省试别试二月二十三日引试：考试官1人，点检试卷官4人。 （五）、御试（绍兴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敕差：初考官3人，覆考官3人，详定官3人，编排2人，初考点检试卷官1人，对读官6人（对读毕充初、覆考官） （六）、恩荣次第 绍兴十八年四月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赐第，赐状元王佐以下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三百三十余人。 四月十八日，新进士赴期集所活动，撰编《题名小录》。 四月二十六日依令赐期集所1700贯。 四月二十九日新进士朝谢。 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黄甲，余同年。 五月初五日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邹国公。 五月日立题名石刻于礼部贡院。赐状元王佐等进士 闻喜宴于礼部贡院。 （七）、进士五甲名录（以《宝祐四年登科录》为例） 第一甲文天祥等二十一人。 第二甲谢枋得等四十人。 第三甲郑必复等七十九人。 第四甲杨奇遇等二百四十八人。 第五甲喻用国等二百一十三人。 每一名录之下，具姓名、字、小名、小字婚姻、祖宗三代与兄弟姓名、仕履或出身，籍贯，户籍等家状，《宝祐四年登科录》增加加所治主科（治某经或治诗赋等）。 （八）、状元对策《宝祐四年登科录》录状元文天祥对策，理宗赐进士御制诗及文天祥谢御赐诗、谢赐进士及第。（《绍兴十八年登科录》之状元对策已佚）。[44] 宋代《登科录》格式体例，比较完整、详瞻，为明代所继承，而略有变化，明代《登科录》压缩恩荣次第的活动内容，增加户籍种类，兹以《天一阁藏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为例： （一）、玉音成化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由提调官等于奉天门奏：是榜会试取中351名，三月十五日殿试，聘请读卷官、执事官53名，以及钦定进士出身等第、资格：第一甲例取三名，第一名六品，第二、三名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 继而，列殿试考官以及执事官53员，其配备如下： 读卷官12人，其中万安与刘吉为内阁大学士； 提调官3 人，由礼部尚书、礼部左右侍郎担任； 监试官2人，由监察御史担任； 受卷官4人，皆进士担任； 弥封官10人，京朝官担任，有非进士出身者； 掌卷官4人，皆进士出身京朝官充； 巡绰官8人，皆锦衣卫、金吾卫武官充； 印卷官4人，皆进士出身京朝官担任； 供给官6人，由光禄寺与礼部司务官充，其中五人进士出身，一人贡士出身的。[45] （二）、恩荣次第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早，诸贡士赴内府殿试，上御奉天殿，亲赐策问。 三月十七日早，文武百官朝服侍班；是日，锦衣卫鹵簿于丹陛丹墀内，上御奉天殿，鸿胪寺官传制唱名，礼部官捧黄榜，鼓乐导引，出长安左门外，张挂毕，顺天府官用伞盖仪从送状元归第。 三月十八日，赐宴于礼部，宴毕，（新进士）赴鸿胪寺习仪。 三月十九日，赐状元朝服、冠带及进士宝钞。 三月二十日，状元率进士上表谢恩。 三月二十一日，元率进士诣先师孔子庙，行释菜礼；礼部奏请命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46] （三）、登科名录（依三甲名次排列353名进士之姓名及其家状） 第一甲三名费宏刘春凃瑞赐进士及第 第二甲一百一十名赐进士出身（名单从略） 第三甲二百三十八名赐同进士出身（名单从略） （四）、皇帝策问一道 皇帝制曰：自昔帝王创造丕图，必有贻谋，以为长治久安之计。夏、商、周、之迹见于经，汉、唐、宋之事具于史。朕欲闻其纪纲统体、制度得失之详……尔诸生皆学古通经，有志于用世者，其各直述以对，毋有所隐，朕将亲览焉。成化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 （五）、一甲三名臣费宏、刘春、凃瑞对策（对策全文从略）。[47] 明《登科录》格式体例与宋相比，大同小异，明显的是恩荣次第的亲进士活动项目压缩，进士家状内容，也有所变化，现特将《登科录》核心内容进士名录，宋、明对比如下： 宋以《宝祐四年（1256）登科录》为例： 第一甲第一人文天祥 字宋瑞，小名云孙，小字从龙。第千一。偏侍下。年二十，五月二日生。外氏曾。治赋，一举。弟璧，同奏名于天麟。娶。曾祖安世。祖时用。父仪。本贯吉州庐陵县。父为户。 明以《成化二年（1427）进士登科录》为例： 第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 罗伦贯江西吉安府永丰县，民籍。国子生。治《书经》。字应魁，行三，年三十六，正月十一日生。曾祖叔彦。祖永仁。父修大。母李氏。，继母严氏。永感下。兄侃、倍，弟俨、杰。娶梁氏。江西乡试第六十八名，会试第三名。 两者相比较，家状相同的信息为：姓名，进士名次，字，排行几。治某经（宋除治某经外，尚有治词赋之目）。籍贯。年龄，出生月日。父、祖、曾祖三代姓名（有无科名仕宦）。父母、祖父母存亡情况，宋、明《登科录》家状中亲属存亡的表述均有特殊称谓： 重庆下（祖父母、父母俱在）， 具庆下（父母俱在）， 严侍下（母亡故、父在） 慈侍下（父亡故、母在）， 偏侍下（继母在） 永感下（祖父母、父母俱亡故）等。[48] 如宋代状元文天祥家状“偏侍下”，指继母尚健在，而父亲（称严侍）以上三代亲属皆已故；明代状元罗伦“永感下”，指父母以上亲属皆已故。 继父母三代之后，列兄弟姓名（有无科名仕宦）。娶妻否，妻姓氏。 宋、明《登科录》家状不同之处：明代《登科录》增加：1、应举前出身是何种学生，如国子生或府学生、府学增广生、州学生、州学增广生、县学生、县学增广生、卫学军生、医生之类等；2、乡试和会试名次。3、何种户籍，明代户籍划分较细、较严，有民籍、军籍、官籍、匠籍、富户籍、医籍、太医院籍、、南京钦天监籍、灶籍、盐籍等。 此外，宋《登科录》家状记载进士登第历经举数，如文天祥二十岁一举中第，十分了得！同榜一甲第三名杨起莘，“治《春秋》三举”，第七名周焱“治诗赋四举”等，科场并不顺利。明代删去了进士登第经历的举数。 比较之下，明代家状信息量增加了：从何种学校出身与乡试、会试名次，反映了明代科举与学校的紧密结合，及对进士三级考试成绩的重视。削去举数不提，这说明在明代进士登第更为艰难，举数多，在家状中列出，没有积极意义。 更可贵的是，明代出现会试录、乡试录，这构成明代科名录一大特色，此为唐宋科举时代所无。本《明代科名汇编》收录天一阁藏《明代会试录》38种、《明代乡试录》277种。 然而，如何能让稀世珍藏的明代殿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通过修复、整理，面向社会，流动起来，为广大读者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宝贵的学术价值，这是学术界的呼声和期待，也是文物图书馆业界的使命与担当。 首先是，台湾于1969年影印了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66种明刊本，以《明代登科录汇编》为名，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给研究明代科举和明史带来极大方便。继其后，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将业经修复一新的明代登科录41种（附《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履历》、《国朝河南进士名录》、《皇明进士登科录》）影印，以《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为名，2006年由宁波出版社出版。2009年（？），又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38 种。2010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了《中国科举汇编》、《中国科举录续编》，收录了宋、元、明、清《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112种。 以上科名录汇编出版，是中国图书馆的一大业绩，打开了珍贵的科举史资源向社会开放的大门。这里有一个名称的问题值得商榷。即所谓“科举录”的命名，似嫌对象太广、太泛，科举范围何其大！科目、考试机构、科举诏令、科举制度、科举文献、登科名录等等都可列入科举录范畴，然《殿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均属于各级登科名录，是一种特殊的专门科举文献，完全可以独立自主用专称“科名录”，以总括《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台湾齐如山先生专门撰写过一部名为《中国科名》的书，他说：“中国自行科举制度以来，一千余年工夫，造成了一项科名的阶级，由秀才到状元，共有十几种名词，既非官衔，又非功名，特别起了一个名词曰‘科名’……比方举人、进士等名词，彷佛很像洋博士，但西洋博士，除特别表示有学问外，其余一切与平民毫无别致，而中国这介科名阶级，既非官员，又非平民，乃特殊的一种性质。”[49]说得很对，科名已成了中国各级科举考试中选者，如秀才、举人、贡士、进士等等的总名，在科举社会，“科名”一词本已通用流行。为此，凡登科录（包括同年录、同年序齿履历便览）、会试录、乡试录之汇编，宜命名为《科名录汇编》。 《殿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是研究科举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这三类名录，相应于明代科举三级考试乡试、会试、殿试。继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会试录》影印出版后，读者期待天一阁藏明代《乡试录》的面世。 值得高兴的是，宁波出版社继影印《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之《登科录》和《会试录》之后，又新推出点校本41种明代《登科录》（附《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履历》、《国朝河南进士名录》、《皇明进士登科录》）和38种明代《会试录》，同时，首次整理出版277种《乡试录》（705万字），这大大便利了读者利用天一阁藏三种科名录的使用，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文化盛事。如久旱逢甘霖，尘封多年的明代三种科举名录，终于配套齐全、全部向社会开放，成为学术界可以享用的公共学术资源，此壮举，必得到学术界欢迎和欢呼。 注释： [1]祖慧、龚延明《科举制起源再商榷》，刊《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31～44页。 [2]《邓广铭全集》第5册、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附录《建康军判官陈亮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418页. [3]（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第4册卷112《奏议》十七《论逐路取人劄子》，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第1716页。 [4]萧瑞峰《日本有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文史知识》1995年第7 期。 [5]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四《科举文化的影响》之二《朝鲜科举的模仿与创造》，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368页。 [6]（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四十《同文•儒学》。 [7]（韩国）《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七《选举考•科制》。 [8]（越南）《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卷一八九，明命十九年二月。 [9]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四《科举文化的影响》之一《科举制有如四大发明》，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409页。 [10]H.G.Grell，The Begging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The Origin of the hsien，Journal of Asia Studies，Vol.23，Feb，1964，pp.183. [11]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六章《制举》，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8页。 [12]龚延明《宋代科举总论》第一章《宋代科举科目》第一节《宋代常科科目》，见龚延明祖慧《宋代登科总录》第1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633页；第四章《宋代科举考试内容与试卷格式》第一节《常科考试内容》，第7668页。 [13]萧启庆《元代进士辑考》之《导论：元代的科举制度及文献》，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第19、20页。 [14]龚延明、邱进春《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69～78页，人大料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2006年第8期第35～43页。 [15]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总论》，中华书局2006年，第9页。 [16]《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国子学》第1676～1677页；《郡县之学》，第1687页。 [17]《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选举之法》，第1675页。 [18]《全唐文》卷三三一，杨绾《条奏贡举疏》称“投牒自应”，第3357页上栏。《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引礼部坐郎杨绾上疏，称“投牒自举”。 [19]参龚延明、高明扬《清代科举八股文衡文标准》，刊《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四期，第180页；龚篤清《明代科举图鉴》第八章《八股文的功过是非评说》，长沙：岳辳书社，2007年，第736页。 [20]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之《导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9页。 [21]据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上编《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之《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流通与庋藏》附现存明代进士登科录（含会试录、进士同年录、进士履历便览）版本及庋藏情况一览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47页。 [22]骆兆平《天一阁丛谈》，中华书局1993年，第106页。 [23]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卷5《学令•科举》：“一、乡试中选者，各给公据，录连取中科文，行省所辖去处，移咨都省送礼部。”中华书局2001年，第220页。 [24]明《太祖实录》卷一六0洪武二眶年三月戊戌朔条，第2467页。 [25]（明）申时行等修，万历朝重修本《明会典》卷七七《科举通例•洪武十七年定制》，中华书局1989年第448页上栏。 [26]《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科目》，第1694页。 [27]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77页。 [28]（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闹捷报》，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年第31页。 [29]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第五章《科举制度的鼎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第290页。 [30]《明史》卷七○《选举志》二《科目》，第1697页。（明）申时行等修，万历朝重修本《明会典》卷七七《会试》，中华书局1989年第450页下栏。 [31]《天一阁藏明代科名录汇编•会试录》之《成化二十三年会试录•序》，宁波出版社2016 年。 [32]《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汇编》上册《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16 年。 [33]《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汇编》上册《正统七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16 年。 [34]（明）申时行等修，万历朝重修本《明会典》卷七七《会试》，中华书局1989年第451页下栏。 [35]（明）申时行等修万历朝重修本《明会典》卷七七《科举通例•洪武十七年定制》：“十七年定：一、三年一大比……一、举人试卷试卷及笔、墨、砚自备，每场草卷、正卷各十二幅；首书姓名、年甲、籍贯、三代、本经。会试、殿试并同。”中华书局1989年第448页上栏。 [36]《天一阁藏明代科名录汇编•会试录》之《成化二年会试录》，宁波出版社2016年出版。 [37]《天一阁藏明代科名录汇编•会试录》之《嘉靖八年会试录》，宁波出版社2016年出版。 [38]《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之《正统八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07年,第1页。 [39]（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三《贡举》，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 [40]（宋）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五《选举•科举》二《唐进士举•科目记•科第录》，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第2126页。 [41]（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缘举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40页。 [42]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一章《材料叙说：唐登科记考索》，第1、19页。龚按：傅先生编撰《宋登科记考》的愿景已经实现，傅璇琮主编龚延明、祖慧撰编的《宋登科记考）》（上、下，411.7万字），已于2009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龚延明主编龚延明、祖慧撰编的《宋代登科总录》（14册，1080万字），201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43]元刘壎《隐居通议》卷三十一《前朝科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宝祐四年进士登科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中国科举录汇编》（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出版。 [45]《天一阁藏明代科名录汇编•登科录》之《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录》“玉音”，宁波出版社2016年。 [46]《天一阁藏明代科名录汇编•登科录》之《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恩荣次第”，宁波出版社2016年出版。 [47]《天一阁藏明代科名录选刊•登科录》之《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06所出版。 [48]明陆容撰佚之点校《菽园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庆，下父母俱存曰具庆，下父存母故曰严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曰永感，下兄弟……。”龚按：点校者断句有误，“重庆下”、“具庆下”、“严侍下”、“慈侍下”、“永感下”应连读，不当将“下”字断开。现订正如下：祖父母父母俱存曰重庆下，父母俱存曰具庆下，父存母故曰严侍下，父故母存曰慈侍下，父母俱故曰永感，下兄弟……。” [49]齐如山《中国的科名•序》。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页。 作者简介：龚延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兼浙大宋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职官科举史与宋史。 原载《文献》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