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才智
    摘要：《琵琶行》词情兼美，声情并茂，诚为绝唱，不仅当时风靡宫廷里巷，千百年来亦传颂不衰，显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许以古今长歌第一，亦不为过。作为与音乐密切相关的叙事诗，《琵琶行》还具有多层次的艺术魅力，不仅限于音乐和文学领域，更延伸至书法、绘画等图像化媒介领域。本文以明代《琵琶行》书迹著录与流传为中心，探讨白居易诗歌传播的图像化途径。图像化的传播途径，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观看与阅读，对文学传播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中书法这一图像化媒介将二者融合为一，是《琵琶行》传播与接受的重要一翼。
    关键词：白居易 《琵琶行》 图像化传播
    今存《琵琶行》书迹的载录，最早出自李清照。[1]宋淳熙间，詹初有《书白乐天〈琵琶行〉后》诗，艾性夫亦有《书〈琵琶行〉后》诗，吕胜己有隶书《琵琶行》石刻，但均未流传。至明代，《琵琶行》作为书法题材，从苏州吴门画派笔下开始广为流传。书《琵琶行》者甚众，或仅有书法，或将书与画结合。书家感知《琵琶行》所蕴含的情思意趣，形诸笔端，各呈其趣，推动《琵琶行》的经典化地位，也促进其由经典文学走向大众化。
    一
    文徵明（1470～1559）与唐寅（1470～1524）同年而生，同列“吴中四才子”，并称画坛“明四家”，唐寅写给文徵明的信里称：“寅与文先生徵仲交三十年。”[2]尽管性格不太一样，文属于保守型，文质彬彬，唐则比较随意，人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但毕竟在艺术上是同道中人。虽然有人曾质疑二人在世时，“彼此之间的酬应，为什么会如此的寂寥？”[3]不过从曾两次合作《琵琶行》书画这件事看，堪称佳话。
    一次是在嘉靖元年壬午（1522）。清陶樑（1772～1857）《红豆树馆书画记》卷八载：“明唐子畏、文衡山《琵琶行》书画合轴。绢本。高五尺二寸一分，宽一尺六寸四分，官舫中主客对饮，二女奴侍后。商妇抱琵琶，侧身隅坐，意尚羞涩鹢首。旁泊小舟，仆从于岸上笼烛系马，夜色微茫，约略可辨。九派浔江与枫叶芦花同此萧瑟。画法工整细润，自是桃花庵本色。衡山书《琵琶行》共三十二行，结体瘦劲，与此图允称双绝。‘正德已卯春正。苏台唐寅。’《琵琶行》诗不录。‘嘉靖壬午修褉日，书于停云馆之南荣。’[4]可见唐寅《琵琶行图》为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正月所画，三年后的嘉靖元年壬午（1522）修褉日，文徵明补书《琵琶行》诗。唐寅“诗似白太傅”[5]，文徵明曾称许“白傅平生最有文”[6]，二人因白傅千古名篇《琵琶行》共鸣而联袂，诚为艺坛佳话。第二年，唐寅即驾鹤而去，但吴门画派众多《琵琶行》诗意画，却由此而发轫。
    另一次在嘉靖二十一年壬寅（1542），此时与文衡山相交三十载的唐寅早已过世。《石渠宝笈初编》卷四十载：“明唐寅《琵琶行图》一轴。上等天一。宣德笺本，淡著色，画款署‘吴趋唐寅’，下有唐伯虎一印，右方下有吴趋一印，左方下有谢湖一印。上幅素笺乌丝阑本。文徵明小楷书《琵琶行》。款识云：‘嘉靖二十一年壬寅秋八月五日书于玉兰堂。徵明，时年七十三。’下有徵明连印，前有‘晤言室’（智按：应为悟言室）一印，画幅高二尺三分，广一尺二寸六分，书幅高九寸三分，广同。”[7]尺寸、题款时间与《红豆树馆书画记》所载不同，当为别本。康熙十六年（1677）成书之吴其贞《书画记》卷五谓：“明画中有唐六如《琵琶行图》小纸画一幅，上有文衡山小楷《琵琶行图》，画法文秀，气韵过人，为六如少有。”[8]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题为唐寅《琵琶行图》轴，本幅65.2×40.6cm，诗塘29.8×40.6cm，全幅59.5cm。[9]
    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文徵明另有《琵琶行诗意》手卷纸本，设色，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嘉德四季第十期拍卖会拍品，25×211cm。题识：壬辰十月，徵明画后并题。钤印：徵明。鉴藏印：吴氏让之、遐庵审定、海昌钱镜塘藏、烟波画桥词客、墨林秘玩、谢稚柳、巨鹿园、梅景书屋、张问陶印、蕉雨松风梧月、长年、吴湖帆印、壮暮翁、稚柳。卷首有吴熙载隶书大字题字“文待诏真迹”，卷末为王国炳行书题跋，附有入境单。
    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文徵明行书《琵琶行》，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1秋季拍卖会及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5仲夏拍卖会拍品。七开，23.5×26.5cm，钤印二：文徵明印、衡山。题识：“嘉靖庚子四月望日书于荆溪道中。徵明。”后纸跋云：“衡山先生书法有型范，人知之。至其整处仍暇，严处仍逸，笔锋之出而能敛，书格之正而能圆，回翔自在，结构安闲，稳密中萧散之致，周致中清润之神，非于笔先墨外得先生之全者，未容拟议。今之效其形似者，谓是衡山体，何异于三村学究深衣高冠而自号尼山夫子乎？戊申八月望后四日腐铁卓跋于洮西竹楼。”鉴藏印：子鉌珍藏之印、铁岭子鉌杨灵（首尾各一）、杨敬宸、心室珍藏之印、剑花楼、浏阳李鸿球字韵清鉴藏（首尾各一）、如是、腐道人、马鸣尾次、畹灵画记。李鸿球（1899-1978后），字韵清，湖南浏阳人，世界书局总经理，又创建大中书局，任董事长。爱好美术，并喜收藏，居欧三年，曾办《寰球画报》，并推介国画至国外展览。有《海棠书屋力学杂录》等。另，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4秋季艺术品拍卖会拍品，有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春二月望，文徵明行书《琵琶行》纸本手卷。此卷27.5×224cm。款识：嘉靖壬子春二月望，徵明。印文：文徵明印（白文）、衡山（朱文）。未见著录，不知真伪。但同年秋八月，曾题仇英《浔阳琵琶图》：“‘一幅面屏秋月圆，荻花枫树满江天。江州自是无司马，多少琵琶上别船。’‘浔阳城畔听啼乌，飒飒江风夜气多。幽咽泉流弦冷涩，青衫湿处意如何。’嘉靖壬子秋八月，书于悟言室，徵明。”[10]所题之诗前首实为张雨（1283～1350）《题画屏》，见顾瑛《草堂雅集》卷五，“上别船”，原诗作“过别船”。《历代题画诗类》卷四十改题《浔阳琵琶图》，“面屏”，改作“山屏”。
    暮年文徵明至少五次专门书写《琵琶行》。（1）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作行书《琵琶行》卷，绢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著录编号：京2-119。启功《跋文徵明书琵琶行卷》云：“右衡山先生草书《琵琶行》真迹，精熟流畅，一若无意于书而明珠走盘，白太傅似预赞先生书境者。自前岁扶观，累萦梦寐，今幸再得寓目，益慰平生眼福。或以名号二印为疑，然沈、文诸老遣兴之笔每不钤印，而由后人补缀者往往而有，固无害于真迹也。后学启功敬识。”[11]虽云草书，实即此卷。（2）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复书《琵琶行》册。[12]潘正炜（1821-1861）《听颿楼书画记》卷二著录云：“文待诏书琵琶行册。纸本十六页，每页四行，高七寸八分，活（阔）四寸四分。（智按：诗略）乙卯春二月望，夜灯下书，老眼眵昏，殊不能工。观者毋哂。徵明。”[13]钤印二“文徵明印”“衡山”。后跋：“此衡山八十六岁书也。王弇州云：‘待诏晚年书直是一束楚耳。’然愚谓此中有精腴在焉，善鉴者自知之。嘉庆丁卯冬十月望北平翁方纲。”钤印一“覃溪鉴定”。[14]翁方纲所引王世贞（1526～1590）语，见《跋文待诏欧体千文》：“文待诏不多作率更体，所见唯《张奉直墓表》石刻及此《千文》手迹耳。石刻小于《皇甫碑》，笔近肥；千文细于《化度铭》，笔稍纵，于整栗遒劲中，不失虚和舒徐意致，佳本也。唯彭孔嘉中岁书有出蓝之美，晚节则一束楚耳。”[15]可见是指彭年（1505～1566，字孔嘉）。（3）嘉靖三十六年丁巳（1557）八月朔旦，作大字《琵琶行》卷，藏存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16]（4）嘉靖三十六年丁巳（1557）冬日，作大字行草《琵琶行》册，纸质，藏存湖南省博物馆，32×280cm，《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著录编号：湘1-006。全篇75行约700字。书后自跋“右乐天作此词，乃自寓其迁谪无聊之意，未必事实也。后人不知，有嘲之曰：‘若见琵琶成大叹，何须涕泣满青衫。’盖失其旨矣。丁巳冬日偶书此，漫为识之，时年八十有八。”[17]钤印三“文徵明印”“悟言室印”“衡山”。吉林文史出版社编《文徵明书〈归去来辞〉〈琵琶行〉》即据此影印。[18]此书体势流利秀劲，神似黄山谷体，行距字距自然流动，笔遒墨酣，挥洒自如。[19]（5）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七月望日，89岁时，再作行书《琵琶行》，以设色画卷相配。画中舟内主客对坐，其旁女子弹奏琵琶；四周山石相间，江岸芦苇丛生，远近林木萧疏，叶色红绿参差，颇感秋意渐浓，正中隔岸山峰之上，一轮明月高悬，一派澹然之态。末署“戊午秋日，徵明”。拖尾自书《琵琶行》，末署“嘉靖戊午秋七月望日，徵明”。钤印二“文徵明印”“衡山”。画幅绢本著色，书幅纸本。画幅29.2×153.6cm、书幅29.2×196.1cm、隔水一12.4cm、隔水二12cm，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题为《明文徵明真迹》。[20]
    文徵明诗文书画皆工，尤擅行书，以上《琵琶行》书迹，各擅胜境，代表着文氏晚年成熟阶段的书风，风流洒脱，自然畅达，恰到好处地传递出白居易原诗婉转流利的气度，是价值不亚于原诗的艺术珍品，显示着诗宗香山的文徵明对《琵琶行》喜爱之深。衡山诗淡雅秀丽，清新自然，风格亦与香山接近，王世贞称其“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苏端明诸公”，[21]可谓的评。同时，白香山是历史上成功而且著名的苏州太守，在那里留下众多遗迹，无疑也熏陶吴门画派对他的锺爱。而文徵明对《琵琶行》的情有独钟，直接影响到吴门画派笔下众多《琵琶行》诗意画和书迹。韩泰华《玉雨堂书画记》卷二所谓“彼时吴下名流，为文酒之会之渊薮，一篇跳出，和者百家。书画好尚，亦犹是也。”[22]
    文徵明长子文彭（1498～1573），字寿承，号三桥，渔阳子，官南京国子监博士，有《博士诗》二卷。其隶书《琵琶行》，人称有自在流行之趣。庞元济（1864～1949）《虚斋名画录》卷四载：“明陆包山《浔阳秋色图》、文三桥隶书《琵琶行》合璧卷。引首点金笺，高八寸八分，长二尺九寸八分。《浔阳秋色》，旧吴彭年。图，纸本设色，山水兼人物。高七寸，长三尺一寸四分。嘉靖甲寅九月包山陆治作。书，纸本，界乌丝格，高八寸八分，长四尺二寸七分。张锡庚题书于拖尾。”陆治（1496－1576），字叔平，因居包山，因号包山。吴县人。倜傥嗜义，以孝友称。好为诗及古文辞，善行、楷，尤通绘事。游祝允明、文徵明门，其于丹青之学，务出其胸中奇，一时好称，几与文埒。山水受吴门派影响，也吸取宋代院体和青绿山水之长，用笔劲峭，景色奇险，意境清朗，自具风格。其《浔阳秋色图》卷，又名《琵琶行图》或《浔阳送客图》，正作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秋天，纸本、水墨、淡设色，30.1×414.1cm，钤“虚斋审定”等印，今藏美国华盛顿弗瑞尔美术馆，题AutumnColorsatXunyang，编号F1939.3。图卷后载文彭题记云：“叔平丈作《琵琶行图》，予为书《歌》于后，书虽拙，附叔平丹青以传，则予有大幸矣。三桥文彭隶古。”咸丰七年丁巳（1857），张锡庚题跋：“叔平山水虽派出衡山，而秀逸清劲，愈简愈远，愈淡愈真，直可入悟言室中抗置一席。此图江天浩森，秋色萧疏，枫叶含愁，荻花带怨，能使乐天抑郁之气毕现褚墨间。此传神之笔，不当作绘事观也。文三桥隶古，亦有自在流行之趣，与画为双璧云。丁巳夏六月，张锡庚题。”[23]锡庚（1801—1861），字星白，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大学士张玉书（1642—1711）六世孙，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文徵明仲子文嘉（1501～1583）字休承，官和州学正，有《和州诗》一卷，诗文精通，兼善书画，受其父影响，亦深爱《琵琶行》，多次画绘《琵琶行》诗意或书写《琵琶行》。[24]嘉靖十九年庚子（1540），文嘉写楷书《琵琶行》。顺治七年庚寅（1650）九月初十，泰州宫伟镠（字紫玄）请王建章为之补画《琵琶行诗意图》合璧。王建章，字仲初，号砚墨居士，福建泉州人。与宫伟镠（1611-1680）、恽向（1586-1655）等友善。善画佛像，自谓不在李公麟之下。山水宗法董源，笔力雄健，意境深幽。摹古功力深厚，善于用墨，枯焦而能华滋，润湿而不漫漶。亦工写生，花卉翎毛颇有生意，为时所重。性耿介，不轻易落笔。顺治六年（1649）赴日本，七年作《琵琶行图》。此图117.5×29cm，图上款识有“嘉靖庚子，茂苑文嘉”及“文休承印”“三教弟子”两方钤印。画上鉴藏印：宫本昂（1821-1874）：宫子行玉父共欣赏；廉泉（1868-1923）、吴芝瑛（廉泉妻，1868-1933）：廉吴审定、金匮廉泉桐城吴芝瑛夫妇共欣赏之印；陈宝丰守昌父记。另有鉴藏印四方：“泰州宫氏珍藏”“玉父宝之”“守昌鉴赏”“顽公”。裱边鉴藏印六方：“研田庄”“方柳夫人”“家住苏堤第一桥”“桐城吴芝瑛印”“南湖居士”“浮生半日闲”。题识云：“紫玄社兄得文休承《琵琶行》字册于吾村溪和，予怀渺渺，为补斯图，时庚寅重阳后一日也，建章。”钤印：王建章印。2005年香港佳士得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拍品。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文嘉作《琶琶行图》轴，王谷祥书小楷于其上。[25]清陆时化（1724～1779）《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载：“文休承《琵琶行》图立轴。纸高三尺九寸四分，阔一尺一寸六分，即于本身画乌丝格。王禄之书小楷。《琵琶行》文不录。嘉靖己未十月望，文嘉写意。（休承）嘉靖己未冬十月十又七日，酉室王谷祥书。”[26]谷祥（1501～1568），字禄之，号酉室，长洲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吏部员外郎。师从文徵明学画，书画皆工。中年后绝少落笔，民间流传多赝本。书法仿晋人，不坠羲之、献之之风。文嘉、王谷祥二人之书画合作，有珠联璧合之妙。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1563）七月，文嘉复绘《琵琶行图轴》，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著录编号：京1-1685，纸质，设色，130.8×43.7cm。款署“癸亥七月晦，文嘉。”下钤“文嘉印”“文休承印”二方。构图取“一水两山”式，一河两岸遥遥相对，疏简虚静的气氛，引发悠悠的诗意。一妇人正在弹奏琵琶于舟中，二人著官服以静听。远景笔墨疏简清秀，近景勾描笔法缜密。[27]一泓江水，微波荡漾；二舟静泊，近处岸旁；枫树挺立，枝繁叶长；树下二童子持灯侍立，芦荻随著秋风在水中摇荡；远山疏林，在水一方；隔江对岸，层层叠嶂；意境幽寂萧疏，深远空旷。抬眼而望，行书《琵琶行》全诗，跃然于画作上方，由兄长文彭题写，雅洁秀逸，意态彼此呼应，诗画相得益彰。下署“嘉靖癸亥秋日三桥文彭书”款。[28]韩泰华《玉雨堂书画记》卷二著录：“二文合作《琵琶行》立轴。纸本。休承画上截，乌丝阑。寿承小行书《琵琶行》。画极简古，岸口泊舟，一主一客一妓。岸上略缀骑从，而夜月芦花，丹枫萧瑟，江波浩渺。愁对遥山，无声之诗，有声之画。惟其取境清超，故耐人寻味也。是帧机云合璧，甲乙难分，洵湛珍袭相传。复有休承画、王酉室书。想彼时吴下名流，为文酒之会之渊薮，一篇跳出，和者百家。书画好尚，亦犹是也。”[29]有人云：“从文字校勘看，此本与董其昌行书底本颇相似，当与马元调《白氏长庆集》刊本同源。”[30]其实，董书、马刊均在文彭书之后。
    隆庆三年（1569）己巳四月望日，文嘉再作《琵琶行图》立轴，纸质、淡设色水墨，149.8×29.8cm。款署：“隆庆三年岁在己巳四月望日，文江草堂画并书，茂苑文嘉识。”今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31]2012年11月30日至2013年1月9日，曾在香港艺术馆展出。[32]上半轴为《琵琶行》诗，下半部分景物分为三段：远山、江面、近岸。三层景物构成完整画面。远山呈三角式，近岸在画面中亦是三角式，二者之间的边线构成斜形状的平行线，使浩瀚的江面绵延不绝，延伸至远方，意境顿显开阔清远，笔致简疏秀润。全幅书画并胜，简洁的用笔和纯古的设色，配合纤丽的题诗，尽显吴派文人画的优雅风姿。[33]日本流传之文嘉《琵琶行图》，还有北野家藏《琵琶行图》轴，130.6×44.1cm，纸质、淡设色。隆庆六年壬申（1572），文嘉还有《琵琶行》诗扇面，水墨金笺，17.8×53cm。题识：“壬申秋杪，书似怡亭道丈正。茂苑文嘉。”钤印“文嘉”，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春季拍卖会拍品。
    文徵明之侄文伯仁（1502-1575），字德承，号五峰、摄山长、葆生、摄山老农、五峰山人、五峰樵客，少年时曾与叔徵明相讼，一度系狱。工画山水，效王蒙，学“三赵”（令穰、伯驹、孟頫），笔力清劲，岩峦郁茂，布景奇兀，时以巧思发之。今存其《浔阳送客图》，纸本设色，画幅20.7×59.2cm，全卷20.7×196cm，横轴长卷，题签“文伯仁浔阳送客图卷”，今藏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题为TheLuteSong：SayingFarewellatXunyang（琵琶行：浔阳送别），画面水波涟涟，丘山漫漫，芦苇随风倾斜，轻勾淡染，浔阳送别，有荒远寂寥之感。画幅左上端署“五峰文伯仁写于停云馆。”钤“文伯仁”、“五峰”二朱文方印。画幅右下端钤“竹垞审定”印。画幅外左下角钤“吴氏审定”“丰年玉”二朱文印，盖吴荣光（1773～1843）之印。次幅为朱彝尊（1629～1709）楷书《琵琶行》。左下角钤“竹”“垞”二朱文小方印，及“茝林审定”印。茝林，梁章钜（1775-1849）字。末幅为道光六年（1826）丙戍，吴锡嘉跋：“文五峰《浔阳送客图》，为吴荷屋（智按：吴荣光，号荷屋）所赠，闻在商丘宋氏所得，此卷后有竹垞手书白香山《琵琶行》一篇，本身有审定之印，其为朱竹垞心赏之物无疑矣。五峰画笔淡远，不失古意，是文氏千里驹也。当时已为世所重。阅今三百年观之，秀劲发于笔端，超逸出于天性。信可宝诸。丙戍夏六月廿四日，避暑广陵之夕阳红半楼书。同观者曲阜桂未谷馥、扬州罗两峰聘、李耳山志熊暨吾家山尊鼒。可舟吴锡嘉并记。”钤“可舟”等三印。据载，隆庆四年（1570）秋，文伯仁又有仿赵孟頫笔作《浔阳送客图卷》，藏存美国纳尔逊-艾金斯艺术博物馆[34]。
    二
    文氏家族并非明代最早书写《琵琶行》者，之前，正德二年丁卯（1507），祝允明（1460～1526）有楷书《琵琶行》卷，纸质，天津艺术博物馆藏，18.5×53.7cm，《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著录编号：津7-0086。[35]正德七年（1512）九月，唐寅有《琵琶行》书画册。据翁方纲（1733～1818）《唐子畏琵琶行书画册限尖吟字二首（凡八幅自署正德七年九月）》诗云：“居士香山梦又拈，沙洲如镜月开奁。依然岸曲回镫影，那记樽前露指尖。缘黛已非商妇怨，青衫别是客愁淹。江南暮雨潇潇意，重为濡毫绛蜡添。”“阻风中酒事□□，沦落江湖绪不禁。枫渚几番秋叶换，荻湾终古暮猿吟。十年破砚铅华涤，一夕停舟怅望心。谁识玉琴桃坞里，月明浑作四弦音。”[36]石韫玉（1756～1837）《唐六如琵琶行画册跋》：“吾乡画家莫不尊文、沈、唐、仇，石田苍老，十洲精致，子畏介乎二者之间，而兼有其妙。此册李生觉夫所遗，摹写白傅《琵琶行》诗意分作八段，段系以诗。树石秀润，人物都雅，非庸手所能仿佛万一，后有王雅宜、王敬美二跋，亦佳。唯末幅款印不甚可信，似原无题署，而后人附益之者。书画名迹，往往为愚人簸弄如此，不必因此致疑也。”[37]
    巧的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1980年入藏有唐寅《浔阳八景图》卷，亦为八幅，绢本设色，画幅32.4×413.7cm，编号1980.81，题为TheLandscape，钤印有清同治光绪间狄学耕“溧阳狄学耕字曼农一字稼生”印，王季迁（C.C.Wang,1907–2003）“宝武堂”“震泽王氏季迁珍藏印”“震泽王氏宝武堂图书记”印，盖王季迁1980年捐赠。卷首有徵明隶书题署“六如墨妙”。每幅均有唐寅题诗及署名，第一幅题诗云：“浔阳未必是天涯，两岸风轻芦荻花。谁是舟中白司马？满江明月听琵琶。”八幅中第三、第六两幅有文徵明和韵诗。卷末文徵明跋云：“右唐子畏笔。子畏意高笔奇，每有所作，自创一家；余曾未见其摹本。此册独不出己意，全师古人；而又非绳趋尺步，如彼效颦者摹古而不化者也。胜国诸君，信无能出其右矣。时嘉靖戊子四月。文徵明书于玉磬山房。”然检清陈焯《湘管斋寓赏编》所载文徵明题唐子畏《溪亭山色图》，[38]二则题跋基本相同，若非文徵明自我重复，则当为伪作耳。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还藏有明末画家丁云鹏（1547—1628）《浔阳送别图》卷，万历十三年（1585）乙酉冬日绘，画幅141.3×46cm，编号13.100.22，题为TheLute-song：FarewellatXunyang（琵琶行：浔阳送别），也有人称为“明丁云鹏山水图轴”或“浔阳饯别图”。画上端题：“乙酉冬日写于扬子侯成趣园。丁云鹏。”钤印二：丁云鹏印、南羽。左下角钤印一：逸趣堂书画记。画幅之上为楷书《琵琶行》，末署：“万历丙戍花朝书于十笏斋。刘然。”丙戍为万历十四年（1586）。丁云鹏，字南羽，别字文举，号圣华居士、黄山老樵，休宁人。名医瓒子，宫廷画家，长于白描人物、道释佛像，宗吴道子、李公麟，“丝髪之间，而眉睫意态毕具”。山水取法文徵明，花卉、杂画皆精；设色学钱选，时比之李龙眠、赵松雪。能诗，供奉内廷十余年。董其昌赠印章“毫生馆”，尝用于得意之作。曾为名墨工程君房、方于鲁画墨模，《程氏墨苑》《方氏墨谱》中之图绘大半出其手笔。刘然，字季然，歙县人。善行楷书。[39]然今存书迹仅见此一幅，弥足珍贵。
    吉林省博物馆藏有王宠（1494～1533）楷书《琵琶行》扇页，金笺，《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著录编号：吉1-046。不过有人认为是伪作。[40]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彭年（1505～1566）楷书《琵琶行》扇面，为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9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拍品。水墨金笺，16.5×51cm。款识：“右白司马《琵琶行》。甲子新秋，漫录图次，隆池山樵彭年。”钤印“彭年”。彭年（1505～1566），字孔嘉，号隆池山樵，长洲人。少与文徵明游，以词翰名，时称长者。有《隆池山樵集》二卷。明人书扇《琵琶行》见于著录者还有一幅。清陆绍曾《古今名扇录》载：“养心殿贮明人书扇一册。次等寒一。凡十五幅。第八幅素笺本，余俱金笺本。第十幅小楷书《琵琶行》，款署隐鸥汃三字。”[41]《石渠宝笈初编》卷十一亦载：“明人扇头书一册（次等来一）。凡十幅。第四幅素笺本，余俱金笺本。第十幅小楷书《琵琶行》，款署隐鸥汃三字。”
    嘉靖八年（1529），郭诩（1456-1532）所画《琵琶行图》上方，有其自书之《琵琶行》。立轴、中长幅，纸本、墨笔，154×46.6cm，款署：“清狂画并书。”下钤“仁弘”印，又一印模糊不辨。今藏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著录编号：京1-1162。[42]郭诩，字仁弘，号清狂、清狂道人、疏狂散人，江西泰和人。少弃制科业，肆力于诗画，擅长画山水、人物，风格豪放，笔法率略，清细柔和，墨气滃然，尤其是绘古人清士，题署隽逸，缙绅无不重之。与吴伟齐名，为吴伟、沈周、杜堇等所推重。其《琵琶行图》轴，是今存最早的《琵琶行》诗意画。占画幅三分之二篇幅的《琵琶行》诗为行草体书写，纵向取势，参差布白，极具宽窄长短之变化；结字笔划纵横奔放，酣畅淋漓，似断实连，一气呵成，枯润纤秾皆在章法之中。笔法秀美，不作狂态，与其下画面的挺秀简约对比鲜明。[43]
    画面削尽繁冗，构图一反故事型绘画注重渲染烘托的传统，不设背景，毫无晕染，仅以简约明了的圆熟线条，勾画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诗人和歌女，可谓新颖奇特。有学者认为，画面正是“白居易和商妇刚刚相逢的一刻，因为商妇的琵琶还包裹在布中，白居易的眼神也正落在琵琶上，似乎对于即将要聆赏的琵琶乐音有着期待。”[44]另有分析云，画面正是白居易“聚精会神地倾听著歌妓诉说身世。他双目注视歌妓，神态隐隐流露出凄楚、同情之意。歌妓头梳发髻，身著拖地长裙，怀抱琵琶半遮面，略低着头，神情凄切悲苦，缓缓地讲述着自己的不幸身世，仿佛完全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45]前者其实未必。一方面，画面中商妇并未“犹抱琵琶半遮面”，另一方面，诗人已然落坐于木椅之上，应该已经互致寒暄，将要进入倾听之态。后者实属过度阐释。从画面看，故事也尚未进展到“凄楚”“痛苦”的境地；“听”与“说”还正在互动中，琵琶女神情拘谨多过悲苦，诗人则好奇强于凄楚，画家所取正是富有悬念的箭在弦上这一刻。神态的凝定，形象的提炼，笔墨的精减，使得这一刻静谧的画面中诗意勃发。在这种背景之下，大片的诗作之书迹便被凸显了出来，不仅在画幅中起到令画面充实、平衡、布局更完美的作用——犹如人物活动的衬景，填补了人物上方大片的空白，更重要的是，通过字距、字体结构的诸多变化扩展了画面的纵深空间，奔流直下、一泻千里的磅礴气势，令画面清逸儒雅的意境增添了气魄与力度。
    兼有“颜骨赵姿”之美的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1555～1636）曾多次书写《琵琶行》。其《画禅室随笔》卷一“书《琵琶行》题后”一则云：“白香山深于禅理，以无心道人作此有情痴语，几所谓木人见花鸟者耶？山谷为小词，而秀铁诃之，谓不止落驴胎马腹，则慧业绮语，犹当忏悔耳。余书此歌，用米襄阳楷法，兼拨镫意，欲与艳词相称，乃安得大珠小珠落研池也。”[46]《容台集》别集卷二“题跋·书品”又进一步申说云：“白香山《琵琶行》以自写羁臣怨士之绪，以彼旷怀深悟惮悦，岂为沦落摩登伽女湿青衫之泪也。山谷故是白太傅后身，所作艳词，与《琵琶行》同致，犹为禅德所诃，谓不止堕驴胎马腹，此书殆是未见秀铁面时所作耶？原是吾乡朱司成所藏，山谷他书学醉素，独此规摹章草，以行书意写流艳语，正似香山以无情人落有情痴也。”[47]两段文字不仅论及无情与有情之辩，还点出山谷与香山在这一点上的一脉相承，可相互参证。此外，还一段文字应参看，即《容台集》别集卷一“题跋·杂纪”所云：“白香山得法于鸟窠，有《六渐偈》，深入禅悦，不知何以多为情语。‘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盖千古壮夫惜时之感，魏武老骥伏枥之句，堪令人击碎唾壶，岂关铜雀台伎者耶！知此，可与读《琵琶行》矣。又乐天有诗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素一时归。’此亦所谓‘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刺当时党人行径。所云‘又抱琵琶过别船’，亦可为《琵琶行》解也。”[48]首先分析“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有“千古壮夫惜时”之感，然后将《琵琶行》联系起后世党人与时事政治的说辞，这两个见解皆堪称独到老辣。
    天启元年（1621）辛酉八月，董其昌有行书《琵琶行》，与文嘉嘉靖三十七年戊午（1558）《琵琶行》诗意画合璧。《石渠宝笈三编》“乾清宫藏十三”著录：“文嘉画白居易《琵琶行》董其昌书合璧一卷。纸本。纵六寸三分，横三尺八寸。设色画。白居易《琵琶行》诗意。款：‘嘉靖戊午八月廿又二日，吴郡文嘉写。’钤印一‘休承’。后幅纵同前，横四尺八寸五分。行书《琵琶行》（诗不录）。款：‘辛酉八月，董其昌书吴门舟次。’钤印一‘董其昌印’。卷内分钤‘高宗纯皇帝宝玺’‘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49]文嘉画21×126.54cm，董其昌书21×159.84cm。《校理中秘书画录》和《清宫旧藏历代法书名画总目》亦有著录，[50]但未见流传。天启二年（1622）《世春堂帖》行世，[51]其中收录有“天启春正月”“董其昌书”，共六卷，第五卷为《琵琶行》、《女史箴》、《虎丘山诗》。[52]
    天启七年丁卯（1627）仲夏，董其昌73岁作楷书《琵琶行》。《石渠宝笈初编》卷三著录：“明董其昌书《琵琶行》一册（次等洪八）。素笺乌丝阑本。楷书。款识云：‘丁卯仲夏，娄江道中书。其昌。’后有陈继儒跋。一册。计十五幅。”[53]胡敬（1769～1845）《西清札记》卷一著录：“董其昌书《琵琶行》（册），茧纸本，界朱丝栏，行书。○后幅自题：‘白香山深于禅理，以无心道人作此有情痴语，几所谓木人见花鸟者耶？山谷为小词而禅德诃之，谓不止落驴胎马腹，则慧业绮语，犹当忏悔。在余书此歌，用米襄阳楷法，兼拨镫意，欲与艳词相称，乃安得大珠小珠落研池也。’谨案，此册今刻小玉烟堂帖中，墨迹苍劲，刊本但饶姿媚，苍劲处全失之，是知书以墨迹为贵也。”[54]虽一楷一行，但行书亦“用米襄阳楷法”，又皆为丝阑本册页，不知是否即同一版本。
    《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二十六”著录：“明董其昌书白居易《琵琶行》一册。纸本六对幅，皆纵八寸四分，横三寸八分。行书《琵琶行》（诗不录）。自识：‘白香山深于禅理，以无心道人作此有情痴语，几火中莲花染而不染者耶？黄山谷为小词，秀铁诃之，谓不止堕驴胎马腹。香山此歌，定是未见鸟窠和尚时游戏笔墨，文人习气耳。它日著六观，便足当忏悔。余书此一过，亦写《心经》一卷。董其昌。’钤印二‘玄宰’‘董其昌印’。幅末题：‘休为琵琶泪湿衣。横江秋月，白夜何其。一生难得是闲时。枫林外，应遣醉如泥。人误是，蛾眉回灯频细语，各依依。我如相遇在天涯，当狂笑，重与谱新词。宋夏英公《琵琶亭》诗云：‘流光过眼同车毂，薄宦羁人似马衔。若遇琵琶应大笑，何须收泪湿青衫。’康熙辛未夏五月，题《小重山令》于后。高士奇。’钤印二‘高士奇’‘澹人’。[后副叶]题跋：余辛未暮春卧疾，五月初愈。足尚不能履地，日坐楼头，拈弄笔研，山荆往往劝余收摄精神，然展轴拂纸，伴余岑寂，恭谨无倦。壬申夏五，山荆谢世。忽又两年，今日雨窗阅此，兴怀畴昔，因赋小诗：‘莺语间关绿树枝，闲居无侣昼长时。红蔷花袅蒙松雨，不听琵琶也合悲。’甲戌四月十八日，跋于柘西简静斋。江村高士奇。钤印一‘竹窗’。“慢捻轻拢总不须，开函流泪眼模糊。蛮笺难写江（江字改萧）郎恨，添酒回灯叹影孤。”是日再题。此册虽携入都，绝塞遄行，徒在箧笥。去秋养南还，谢客杜门。今日微雨初歇，暑退凉生，再阅一过，如澄江秋月，照人襟袖也。戊寅六月廿五日。钤印二‘士奇’‘高澹人’。近又得文敏大字《琵琶行》一卷，在绢素上，与此各有佳处。是岁九月廿日对菊晓晴，霜降节尚无霜。江村。乾隆四十年春二月旬又九日，丹徒王文治观。钤印一‘梦楼’。[前副叶]董文敏行书《琵琶行》，五十六行。文敏自跋一。高文恪跋五。无款印。”[55]
    高士奇（1645～1703）《江村书画目》曾著录：“明董文敏真迹。文恪公跋。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拣定。……书白太傅《琵琶行》一册自跋。真迹。永藏。”[56]《清宫旧藏历代法书名画总目》、《清宫搜藏法书题名》、《故宫书画录》均著录有“明董其昌书白居易《琵琶行》”，不知是否即此本。[57]此本30×12.65cm，所载董其昌书《琵琶行》后跋与上引均有不同，足堪参证。《石渠宝笈三编》所录高士奇跋亦与其诗词别集不同，应为底稿或初稿，价值自不待言。这一《琵琶行》书册竟然寄托著高士奇与发妻的畴昔兴怀与悲欢离合，堪与千载之前的浔阳旧事同湿衣衫。
    邵松年（1849～1924）《澄兰室古缘萃录》卷五著录：“董香光书《桃花源》《琵琶行》诗册。纸本十二开。廿四页。高六寸，阔三寸四分。四行。字数不等。《琵琶行》八开。末款‘董其昌’，‘董玄宰’‘太史氏’二印。《桃花源》四开，末款‘思翁’，有‘董玄宰’一印，馀纸书《池上篇》一首，小行书，八行，末款‘董其昌’联珠小印。首页印首‘戏鸿堂’，中有‘怡府世宝’印，下角有‘韵华主人珍赏’印，末有‘韵华斋印’、‘韵华主人珍玩’、‘永玉主人珍玩’、‘琳圃珍赏’四印。”[58]高六寸，阔三寸四分，折合20×11.32cm。
    北平故宫博物院旧藏“董其昌书《琵琶行》真迹一卷”。[59]金梁（1878～？）《盛京故宫书画录》亦著录有八开之董书《琵琶行》，中云：“明董其昌书白居易《琵琶行》册。素笺本。行书。八页。第七、八页自识云：‘白香山深于禅理，以无心道人作此有情痴语，几所谓木人见花鸟者耶？山谷为小词而秀铁诃之，不止落驴胎马腹。慧业绮语，犹当忏悔。在余书此歌，用米襄阳楷法，兼拨镫意，欲与艳词相称，乃安得大珠小珠落研池也。董其昌。’首末页均有‘乾隆御览之宝’一玺。高八寸一分，广八寸。”[60]民国古物陈列所《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著录：“明董其昌书《琵琶行》册。纸本。纵八寸，横七寸九分。行书。计八页。款‘董其昌’。无印。首末页褾绫。上方。钤缝‘乾隆御览之宝’。”[61]“纵八寸，横七寸九分”折合26.64×26.33cm。与《盛京故宫书画录》著录信息基本相同，尺寸接近，二者应为同一本。
    董其昌所书行楷《琵琶行》今存数种：（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董其昌行书《琵琶行》册，七开，纸质金笺，26.7×12cm，《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著录编号：京1-2207。[62]实即台湾“中央”研究院数位文化中心数位典藏与学习联合目录（1885093）所载之“明董其昌书白居易《琵琶行》册”，本幅26.7×12cm、后副叶32.6×33cm、全幅32.7×33.1cm。[63]（2）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董其昌行书《琵琶行》册，共64行，五开，金笺墨笔，《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著录编号：津2-036。（3）首都博物馆藏董其昌《琵琶行图并书》一卷，纸质墨笔，30×144.2cm，《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著录编号：京5-014。董其昌自识：“琵琶行图，董玄宰画。”自题：“因画琵琶行图……”钤白文“董其昌印”，卷末有壬申（康熙三十一年，1692）查升（1650～1707）跋。“举酒欲饮”作“举酒不饮”，与集本不同。徐邦达认为：“树干用笔扁而妄生圭角，其画法略似释常莹。接纸行书《琵琶行》全篇，笔法肥拙，但少生秀之致，仍非真迹。”[64]潘深亮也认为：“此图用笔肥拙，做作，水平低下，无生秀之致可言。更有甚者卷中绘有游船舟子，这是董氏不画之物，实为硬伤。故此画必伪无疑。”[65]而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劳继雄均不同意。谢稚柳：“款真的，船也画得不错。”杨仁恺、刘九庵：“也好。”徐邦达：“此件我当它代笔，作为反面教材。后面长跋《琵琶行》记全文真，越写越好。”劳继雄按云：“然董其昌最后就题及‘因画此图’之句，如若是代笔是不合如此写的，可见代笔之说是绝对不存在的。”[66]
    吴永观复斋藏本董其昌行楷书《琵琶行》手卷，被认为是其晚年所作。本幅22×195.5cm，题跋22×20cm。款识：“董其昌”。钤印：“宗伯学士”“董氏玄宰”。鉴藏印：“吴永”“观复斋”“吴氏盘庵所藏”。题签“董思翁书《琵琶行》行楷卷。纸本精品，甲子二月老渔题。”甲子为1924年，老渔指樊增祥（1846～1931）。题跋：“此高丽笺书，香光晚年笔也。姿态秀逸中极沉郁顿挫之致。所谓百岁老梅，嫣然一笑，视漫山桃李不足多矣。丙寅嘉平十一日大雪中，窗明几净，展卷书此。苕溪吴永题于宣南观复斋。”钤印：“吴永之印”“盘公”“江湖满地一渔翁”。丙寅为1926年。吴永（1865-1936），字渔川，一字盘公，盘庵，室名观复斋，吴兴人，曾国藩孙婿。早年从师郭绍先、郭嵩焘，曾官直隶怀来知县，辛亥革命后任山东提法使，1927年任国务院秘书。有口述《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学董书三十年，对董书体会颇深。吴永观复斋藏本董其昌行楷书《琵琶行》有独立成册本，32×17cm，民国间上海艺苑真赏社珂罗版刊印，题为《明董文敏行楷琵琶行真迹》。[67]
    董其昌另有大字草书《琵琶行》，尾跋云：“恨不逢张伯高书之，余以醉素笔意，仿佛当时清狂之状，得相似否？昆山道中舟次，同观者陈征君仲醇及夏文学、庄山人、孙太学也。”[68]民国间神州国光社曾影印出版。此卷文字与行书本略同，但与白居易集诸本多有不同。历来书家所书诗词文赋，往往与原作不尽相同，或出自版本之异，或由于书家凭借记忆，有时记忆短路，乃以自己的理解即兴发挥。而书写草书，最重气势连贯，名家亦难免笔误。以此本为例，“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即属漏书；“间关莺语花底滑”，“关”后误衍一“欲”字。不计衍漏，将其与万历三十四年（1606）松江马元调（1576～1645）鱼乐轩刻本《白氏长庆集》（简称马本）比勘，可见董其昌书在字句上与同乡马元调刻本颇同，侧面说明其时马元调本之流行度。
    三
    今存明人《琵琶行》书迹还有三种。
    （一）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秋，邢侗有行草书《琵琶行卷》（残），为中国嘉德2003春季拍卖会拍品，水墨纸本，35×473.5cm。钤印：邢侗之印、邢氏子愿、邢侗之印、子愿父。题识云：“元羽先生殊嗜拙书，犹嗜痂然。秋日枉慰庄居，遂为书八纸，平生胆肝，庶几倾写什九矣。七夕再夕，济南邢侗漫书。”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邢侗复观此卷，又题识曰：“此丁亥秋在五里庄为元羽兄作，更五年而展转观之，殊自愧悚。随然放去，都无复绳墨结构。人不可以无年，事不可以自量。信矣。辛卯嘉平重题。”本幅有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王涛题跋：“此与韩景圭家藏临仿《种果帖》同一笔意，而劲拔夭矫，彼或逊之，当是子愿生平得意书也。己亥仲夏望日王涛题。”钤印：“王山民氏。”韩景圭，生平不详，仅知永嘉刘康祉有《为同舍韩景圭赋》。[69]《种果帖》为王羲之《十七帖》之一。[70]邢侗（1551～1612），字子愿，济南临邑(今山东德州)人。万历二年(1574)进士，除南宫知县，征授御史，出为湖广参议，迁陕西行太仆少卿。晚明著名书法家，与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合称“明末四家”，又有“北邢南董”之称。《明史·文苑传》附载《董其昌传》中。倾慕王羲之，毕生学之不倦。因羲之《十七帖·囊盛帖》有“来禽”二字，乃筑来禽馆于古犁丘，读书其中，有《来禽馆集》。此《琵琶行卷》题识未见于《来禽馆集》。王南屏（1924-1985）收藏有邢侗万历十五年丁亥秋为元羽行草诗卷，[71]应即此卷。题识所云“元羽先生”为张元羽。[72]此幅草法娴熟，满纸烟云飞走，率真随意，确属漫书。故用笔使转过于浮滑，往往一转而过，缺少必要提顿。很多线条貌似劲拔夭矫，实则殊乏精严。[73]邢侗“殊自愧悚”的感受，当非自作谦虚。但两番题识，亦可见其自珍。
    （二）首都博物馆藏杨嘉祚草书《琵琶行》，《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著录编号京5-300。杨嘉祚，字邦隆，号寨云，江西泰和人。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进士，官至广西左江道副使。其先任维扬，正值辽左之变，征兵措饷，颇有棱声。书法清古，与王宠笔法相类。墨竹尤工。《续书史会要》评为“有风寒暑雨之致”。有《广陵涛》《诸经论解》《人物志》。
    （三）上海博物馆藏冯玄鉴行书《琵琶行》册，十四开，金笺，绢，设色，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作，《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著录编号沪1-1755。冯玄鉴，字三峨，一字鉴之，浙江平湖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授合肥教谕，升涪州知州。乞归结庐双溪之滨。闭户读书，人罕其面。高雅善文，尤工书法。行草及署匾擅绝一时。[74]
    明人所书《琵琶行》还有虽见著录但未见流传者，如黄姬水（1509～1574）有草书《琵琶行》。明李日华（1565～1635）《味水轩日记》卷五载：“（万历四十一年癸丑八月）七日，歙人胡长卿来……长卿出前在武林所示鲜于伯机书《归去来辞》、袁清容诗稿、赵子昂手札、余忠宣致危太朴书，共装一卷，再一展阅。又唐子畏《浔阳江商女琵琶》一图后，黄姬水草书乐天《琵琶行》，颇豪壮淋漓。”[75]黄姬水，初名道中，字致甫，又字淳父。长洲人。五岳山人黄省曾之子。生而幼敏，山人出入，携之俱，有所占属，每令同赋。曾学书于祝允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避倭寇，徙家南京。嘉靖三十九年返里。有《白下集》等。嘉靖四十一年壬戌（1562），黄姬水有书跋云：“白江州与元微之论文书曰：‘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闲适，辞质而迂。宜人之不爱也。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琵琶行》即《长恨歌》之流也。其在人口，岂独江州时哉？至今江州诗具在，殆不若此篇之传诵也。何欤？观微之序江州诗曰：‘讽咏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岂诗本人情而发乎情者易感人哉？此卷图其翰墨之妙，殆臻三昧地，而长公转语，又足破江州千古之梦也。壬戌上元日获观，因题其后归之。天室外史黄姬水。”[76]可见其对《琵琶行》独到之见。
    明人华之方曾书写《琵琶行》。之方，字幼图，号玄守，寿安堂，无锡人。[77]王世贞《古隶风雅》曾称许其古隶，中云：“华茂才之方、周茂才之冕过余九友斋，偶与谈古隶自文待诏父子殁，几遂绝弦，而二君子颇抉许昌、孔庙之秘。”[78]王世贞《墨迹跋·有明三吴楷法二十四册》载：“第二十三册庄子《逍遥游》，王履吉之从孙慎修书也。《逍遥游》横肆奇诡，超轶象外，而以圉圉未舒之笔纪之，殊不相当也。华茂才之方书《连昌宫辞》、《琵琶行》，精密可爱。吾从子士骃甫脱涂鸦，而亦写骆宾王歌行，颇有致，将来不妨箕裘。”[79]可惜华之方书《琵琶行》未见流传。
    明张凤翼（1527～1613）亦曾书写《琵琶行》。其《跋书琵琶行后》云：“予读《琵琶行》，而重有感焉。夫在迁谪中送饯，正毁誉易生之日，乃因闻琵琶声，召商人妇弹之座上，且为作《琵琶行》传播之。见者不以为骇闻者，不以为非，乐而不淫，有若国人不称其乱者，其风流率真可想也。自宋季讲学以来，动欲绳趋尺步，此事遂罕闻见。即有之，则谤议滋起矣。古今悬绝如是哉？叔宝写得是图，自谓逼古，属予为书此行。予时适有计偕之役，未遑及也。迄今廿年，画再易主，偶得重阅，忽忆宿诺，漫为书一过，并志所感云。”[80]叔宝即钱谷，钱谷（1508～1578？），字叔宝，长洲人。《明史·文苑传》附见《文徵明传》中，但称其能画。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四则称：“叔宝贫无典籍，游文徵仲之门，日取插架书读之。以其馀力，点染水墨，超入逸品……手钞异书最多，至老不倦。仿郑虎臣《吴都文粹》，缉成续编，闻有三百卷。其子功甫继之，吴中文献，藉以不坠。”可惜这幅钱谷画、张凤翼书《琵琶行图》亦未见流传，好在其恰切中肯的评论流传至今，可以振醒曾经弥漫在浔阳江畔的迂腐之气。
    浔阳夜泊送客船，琵琶歌行白乐天。词情兼美称绝唱，声情并茂千载传。以上所述明代书家《琵琶行》书迹著录与流传，远非全貌。市面所见还有万历间许光祚楷书《琵琶行》立轴凌本（135.5×25.5cm）及行草《琵琶行》手卷水墨纸本（27×269cm），陶成楷书《琵琶行》纸本册页十开（19×21cm×10），但多未见之于著录，真伪难以详考。
    作为《琵琶行》接受史研究之重要一途，形态各异的明代《琵琶行》书迹（包括题跋）丰富了原作的内涵，扩大了其艺术表现，跨越时空，不断生发出新的魅力。仕路坎坷的感触，天涯沦落的愁绪，使得那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艺术种子，自彼时开始发酵，一千多年来，从未停止生长。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有两处胜迹受到文人锺爱，一处赤壁，一处琵琶亭，留下大量诗词文赋流播文坛，洞箫赤壁漫呜咽，琵琶浔水空啾嘈。即使别处风光，他地分别，亦宛如后游赤壁，浔阳送客。影响之下，《赤壁赋》《琵琶行》乃成为书画题写的热门主题。正如前引《玉雨堂书画记》所云：“一篇跳出，和者百家。书画好尚，亦犹是也。”
    书画同源，亲如姊妹。《琵琶行》走入绘画，最迟是在元代，元人张雨（1283～1350）有《浔阳琵琶图》诗，张渥（？～约1356前）绘有《琵琶仕女》图，熊梦祥（1299-1390）、郑东、宗本先（1308～1381）均有题诗，元末明初人平显、洪武间钱逊及祝允明（1460～1526）亦有《琵琶士女》诗。刘因（1249～1293）有《白乐天琵琶行图》诗，释善住（1278～1330？）有《琵琶行图》诗，叶颙（1300～1374后）有《题浔阳商妇琵琶图》诗，高启（1336～1374）则有《白傅湓浦图》、《湓浦琵琶图》诗，高得旸（1352～1420）有《题浔阳琵琶图》诗，可知，《琵琶行》诗意画创作自元代初见端倪。至明代，更蔚为大观，或以书配画，或以画补书，诗书画相得并彰。
    在明代书法家笔下，《琵琶行》转化为与诗画并胜的艺术形式，展现出别样的魅力。通过明代《琵琶行》书迹的探研，不仅可以比勘不同书家不同版本文字流传之异同，更可加深《琵琶行》经典化问题的认知。各色书迹，或隶或楷或行或草，或洒脱或凝重或飘逸或朴拙，各擅胜场，但均围绕《琵琶行》这一不朽之作，以己之心感受，入笔之意阐释，与不幸贬谪的诗人相共鸣，予飘泊浔阳的歌女以同情。正是这一过程，推动《琵琶行》逐渐确立其经典地位，同时也促进其由经典走向大众。
    注释：
    [1]见宋濂《题李易安所书琵琶行后》，《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刊本《宋学士集·芝园续集》卷十；《四库全书》本《文宪集》卷三十二。本文所论限于域内。
    [2] 唐寅：《又与文徵仲书》，《唐伯虎先生集》外编续刻卷十，明万历刻本。
    [3]江兆申《关于唐寅的研究》，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丛刊”，1987年5月，第26页。
    [4]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卷八，《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光绪刻本，第1082册，第400-401页。参见裴景福（1854-1926）《壮陶阁书画录》卷八“唐子畏、文衡山《琵琶行》书画合轴”，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20页；江兆申《文徵明与苏州画坛》，台北故宫博物院，1977年版，第122页。
    [5]明朱谋垔《续书史会要》，《四库全书》本。
    [6]《书画题跋记》卷十二《文衡山主文恪公燕集图著色人物山水》，《四库全书》本。
    [7]《四库全书》本《石渠宝笈初编》卷四十，第50页。
    [8]明吴其贞《书画记》卷五，清乾隆写四库全书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9月，第450页。
    [9]参见《故宫书画录》卷八，第四册，第79页；《故宫书画图录》第七册，1991年11月，29-30页。
    [10]见大风堂门人编《大风堂书画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7月。
    [11]《启功丛稿：艺论卷》，中华书局，2004年7月，第240-241页。
    [12]参见周道振、张月尊纂《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1998年8月，第654页。
    [13] 潘正炜《听颿楼书画记》卷二，《美术丛书·四集》第七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6年排印本，第133页。
    [14]徐邦达《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10月，第83页）据《听颿楼书画记》著录嘉靖三十四年乙卯（1555）文徵明《书琵琶行册》（16页，直）。
    [15]《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百六十三文部，《四库全书》本。
    [16]据刘九庵编著、茅子良校订《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1月，第218页。
    [17]书迹见陈建明主编《湖南省博物馆文物精粹》，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月，第145页。
    [18]《文徵明书归去来辞 琵琶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9月。
    [19]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二十八卷文物志，湖南出版社，1995年9月，第587页。
    [20]参见《故宫书画录》卷四，第四册，第44页；《故宫书画图录》第19册，第119-122页。分析可参看江兆申《文待诏先生真迹卷》，收入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吴派画九十年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75年初版，1976年再版，1981年三版），第318页；林莉娜《明文徵明真迹》，收入林莉娜编《秋景山水画特展图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9年10月初版），第75页；许郭璜《明文徵明真迹（画白居易〈琵琶行〉诗意图）》，收入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文学名著与美术特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1年初版），第127-128页。
    [21]王世贞《文先生传》，《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三。
    [22]韩泰华《玉雨堂书画记》卷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第95册，第758页。
    [23]《虚斋名画录》卷四，《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宣统元年及民国十三年乌程庞氏上海刻本，第1090册，第384页。
    [24]参见［日］人见少华《文嘉笔琵琶行図解》，《国华》442，国华社，1927年9月；布施知足《図版解说 文嘉笔琵琶行図》，《美术研究》106，美术研究所，1940年10月；小川裕充《中国山水画百选》86《文嘉·琵琶行図》，东方书店，1997年2月，“东方”191；中川《文嘉笔琵琶行図》，《美をつくし》149，大阪市立美术馆，1997年9月。
    [25]参见徐邦达《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10月，第92页。
    [26]《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068册，第149页；《中国书画全书》第8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第1059页。
    [27]参见高美庆《盛茂烨研究》，收入故宫博物院编《吴门画派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原载: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