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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通俗小说阅读观念考察

http://www.newdu.com 2017-10-22 文学遗产网络版 佚名 参加讨论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创作出现鼎盛局面,与此同时,小说创作观念也更加丰富,异彩纷呈。联邦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在《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中指出:“阅读不是一种文本在读者心灵中的直接的‘内化’,因为阅读活动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 (而) 是文本与读者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1]
    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明清通俗小说序跋、识语、凡例、评点、正文诸文献,搜集第一手文献材料,分析读者对通俗小说创作观念的理解与作用,重点探讨读者对通俗小说补史说、劝戒说、娱乐说等创作观念的认同与影响。
    一、  读者与补史说
    将小说看成补史之工具,以正史标准衡量小说的成败优劣,这种补史观念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领域源远流长。明清时期,补史说也相当盛行,而读者与这一创作观念关系密切。
    (一)通俗小说创作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丰富读者的历史知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担负对读者进行历史教育的功能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道路上,史学影响留下深深烙印,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传播领域中补史说的盛行即为例证。值得注意的是,读者在这一文学现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小说作者与传播者往往注重读者感受,重视读者的参与。
    清乾隆十七年蔡元放撰《东周列国志序》,从阅读层面就小说与史书的关系加以论述,他指出:“顾人多不能读史,而无人不能读稗官。稗官固亦史之支派,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故古人不废。” 善于阅读小说有助于读史,丰富读者的历史知识,使读者增加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了解。以此观点来看《东周列国志》,东周列国时期前后历经五百余年,事件纷杂,人物繁多,相关史书比较难读,而这部通俗小说更易被接受,读者通过小说也可了解当时历史。蔡元放考虑到读者阅读需要,对此书加以评点,并称“聊以豁读者之心目,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2]清代莼史氏《重校第一才子书叙》云:《三国志演义》“书中演说,有陈史所未发,申之而详者;有陈史所未备,补之而明者。陆离光怪,笔具锋铓,快心悦目,足娱闲遣,足助清谭;人皆称善,则虽谓之大文章可矣。”[3]同样强调《三国志演义》能补陈寿《三国志》之不足。这部通俗小说较之史书更加详细和完整,故事情节曲折,文笔又佳,足令读者在丰富历史知识的同时又能得到赏心悦目的精神满足,所以可以“谓之大文章”。
    清代小琅环主人《五虎平南后传序》指出,小说与正史之义旨相同,都以“阐明大义,导扬盛美”为目的,然正史多简明扼要,阅者心中不免遗憾,例如《宋史》对包公的记载就不全面,对狄青的记载更为简略。狄青战功卓著,事迹众多,但史书往往缺载,《五虎平南后传》正好弥补这一缺憾。小说全方位描述了狄青的忠孝节义,补充正史之不足,既能令读者领略到与史书同样阐明大义的旨意,又能满足好古之士了解历史的阅读需求。[4]
    清代吴沃尧《痛史序》曾就史书与小说做比较,肯定小说在对读者进行历史教育的作用与地位:
    小说家言,兴味浓厚,易于引人入胜也,是故等是魏蜀吴事,而陈寿《三国志》,读之者寡,如《三国演义》,则自士大夫迄于舆台,盖靡不手一篇者矣。惜哉历代史籍,无演义以为之辅翼也。吾于是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使今日读小说者,明天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小说附正史以驰乎?正史借小说为先导乎?请俟后人定论之,而作者固不敢以雕虫小技妄自菲薄也。[5]
    历史教科书内容简单、陈旧,其教育效果有限,而通俗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读者众多,传播途径广泛,可以弥补这一缺憾。读者喜读小说,并通过小说了解历史故事与人物,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通俗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行使着对读者进行历史教育的功能。
    (二)通俗小说编刊者、传播者多以正史标准要求小说,强调“传信”于读者,强调小说创作应“归于正”
    首先,在评价标准上,有些通俗小说编刊者以正史标准衡量小说创作的成败优劣。苏州舒载阳所刊《封神演义》识语云:此书“真可羽翼经传,为商周一代信史,非徒宝悦琛瑰而已,识者鉴之。”[6]识语作者以“信史”评价《封神演义》,认为小说的价值在于“羽翼经传”,是经、史之补充,对此识语作者特别提醒读者鉴之。清代张竹坡《金瓶梅读法》也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7]清代蠡庵《女开科传跋》称赞小说《女开科传》是“一部小《史记》。”[8]清人郑开禧在《阅微草堂笔记》序中说:“虽小说,犹正史也。”[9]均以正史标准衡量小说,将“信史” 作为小说创作的目的。
    其次,在引用材料方面,强调材料来源真实可靠。人瑞堂崇祯刊《隋炀帝艳史凡例》云:“今《艳史》一书,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设一语,以滋世人之感。故有源有委,可徵可据,不独脍炙一时,允足传信千古。”[10]作者强调材料来源于正史,“有源有委,可徵可据”,无虚构、夸张、想象之笔,可传信千古。吴沃尧同样注重小说材料的取舍,在《两晋演义序》指出:
    虽坊间已有《东西晋》之刻,然其书不成片段,不合体裁,文人学士见之,则曰“有正史在,吾何必阅此?”略识之无者见之,则曰“吾不解此也,是有小说如无小说也。”吾请为更之,以《通鉴》为线索,以《晋书》、《十六国春秋》为材料,一归于正,而沃以意味,使从此而得一良小说焉,谓为小学历史教科之臂助焉,可;谓为失学者补习历史之南针焉,亦无不可。[11]
    早在吴沃尧编写《两晋演义》之前,已有《东西晋演义》,对于此书,吴沃尧与文人学士、“略识之无者”等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一样不满意,认为这部小说不成片段,不合体裁。所以他重编《东西晋演义》时,非常注重材料来源及取舍标准,希望此书成为历史教科书的辅助材料,补习历史的指南针。
    最后,在写作态度上强调客观记载,创作笔法重视实录。清代黄世仲《洪秀全演义自序》云:而今也文明东渡,民族主义既明,如《太平天国战史》、《杨辅清福州供词》及日人《满清纪事》诸书,相继出现,益知昔之贬洪王曰“匪”曰“逆”者,皆戕同媚异、忘国颂仇之辈,又狃于成王败寇之说,故颠倒其是非,此皆媚上之文章,而非史笔之传记也。爰搜集旧闻,并师诸说及流风馀韵之犹存者,悉记之,经三年而是书乃成。其中近三十万言,皆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吾同胞观之,当知虽无老成,尚有典型,祖宗文物,犹未泯也,亦伟矣乎![12]
    黄世仲不满以往诸书将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称之为“匪” 或 “逆” 的态度,认为那是讨好朝廷的做法,并不符合史家客观记事的态度和原则,于是他利用三年时间编撰《洪秀全演义》,号称“洪氏一朝之实录”,自信此书会给读者带来启迪与教育。
    (三)强调历史题材小说在补史的同时注重娱乐性,主张两者相结合
    上文所引清代莼史氏《重校第一才子书叙》突出《三国志演义》补史功能之际,认为小说创作应做到“快心悦目,足娱闲遣,足助清谭”。明代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指出通俗小说不像“国史正纲”那样庄重、严肃,“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今世所刻通俗列传并梓《西游》、《水浒》等书,皆不过快一时之耳目。”[13]清代澹园主人《三国后传石珠演义序》亦云:“历观古今传奇乐府……皆翰墨游戏,随兴所之,使读者既喜既怜,而欲歌欲哭者,比比然矣。”[14]上述文献均阐明,大量历史题材小说以让读者娱乐作为创作目的,为读者解闷消愁。清正气堂刊《廿一史通俗衍义》凡例云:“是书摘其大要,略其细事,然于战阵、妇女奇异之事,则颇加详,间有从他记补入者,以从时好,无非引人乐观而已。”所谓“时好”,就是当时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欣赏习惯,所以《廿一史通俗衍义》虽为正史之演义,其描述重点却是战阵、妇女等“奇异之事”,以为读者提供娱乐。
    中国是重史的国度,所以补史说将小说与正史相提并论,有助于扩大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提高通俗小说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与影响。明代林瀚《隋唐志传序》云:“后之君子能体予此意,以是编为正史之补,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盖予之至愿也夫。”[15]希望读者将《隋唐志传》看成对正史的补充,而不愿其被视作 “稗官野乘”。正因如此,小说补史说也存在许多局限,它以正史的标准、实录的原则衡量通俗小说,排斥虚构和想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通俗小说的发展步伐。
    二、  读者与劝戒说
    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展过程中,劝戒说是非常流行、影响深远的创作观念之一。唐代就有很多小说模仿史书论赞的形式在结尾发表议论,体现出较强的劝戒意识,例如《虬髯客传》结尾云:“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对谋求叛乱朝廷的言行提出警告,体现出浓烈的封建正统思想。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过程中的劝戒观念更是普遍存在,借助小说创作宣扬社会教化,提倡忠孝节义,成为大多数小说编刊者形成的共识。
    (一)通俗小说劝戒说的形成发展与读者关系紧密,读者是其劝戒的立足点和着眼点
    金陵兼善堂天启四年刊《警世通言》识语云:“兹刻出自平平阁主人手授,非警世劝俗之语,不敢滥入,庶几木铎老人之遗意,或亦士君子所不弃也。”[16]明崇祯年间尚友堂刊《拍案惊奇》凡例云:“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观者自得之,不能一一标出。”[17]清初课花书屋刊《快心编》凡例云:“至于曼倩笑傲、东坡怒骂,则亦寓劝世深衷,知者自不草草略过。”[18]清代醉犀生光绪十七年撰《古今奇闻序》云:“今人见典谟训诰仁义道德之书,辄忽忽思睡;见传奇小说,则津津不忍释手。呜呼!世风日下,至于此极。然而稗官小说亦正有移风易俗之功。”[19]
    上述识语、凡例、序言的作者都非常注重读者的因素,《警世通言》的识语指出小说中的警世劝俗之语“或亦士君子所不弃也”;《拍案惊奇》的凡例认为小说主于劝戒的创作观念“观者自得之”;《快心编》凡例提醒读者不要忽视小说的劝戒之意;醉犀生《古今奇闻序》强调小说具有“移风易俗之功”。以上通俗小说编刊者在强调劝戒的同时,都体现出浓郁的读者意识。
    (二)通俗小说语言贴近生活,情节曲折,形象生动,可以对读者尤其是下层读者起到劝戒效果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因其浅显易懂的文字容易打动人心,受到社会各阶层读者的广泛欢迎,清人钱大昕曾将小说与儒、释、道三教并提,他指出:“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20]通俗小说流传范围广,读者众多,其影响可与儒、释、道三教相提并论,所以小说中的劝戒观念对读者的影响甚至超越经、史书籍所能达到的效果。明代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认为:
    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21]
    此序强调,通俗小说因其传播速度快,传播途径多,传播范围广,传播效果显著,因此可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而《孝经》、《论语》等经书对读者产生的劝戒效果则往往比不上通俗小说的快捷和深入人心。
    入清以后,关于经史著作与通俗小说对读者产生劝戒效果不同的比较论述很多,清代陈奕禧曾为《女仙外史》第一百回撰写回评称:
    古今忠孝节义有编入传奇演义者,儿童妇女皆能记其姓名,何者?以小说与戏文为里巷人所乐观也。若仅出于正史者,则懵然无所见闻,唯读书者能知之,即使日与世人家喻户晓,彼亦不信。故作《外史》者,自贬其才以为小说,自卑其名曰“外史”,而隐寓其大旨焉。俾市井者流,咸能达其文理,解其情事,夫如是而逊国之忠臣义士、孝子烈媛,悉得一一知其姓氏,如日月在天,为世所共仰,山河在地,为人所共由,此固扶植纲常,维持名教之深心,《外史》之功也。虽然,亦《外史》之罪与?[22]
    对于正史记载的忠孝节义事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书人能够熟悉并理解,而文化水平不高、识字不多的下层读者则“懵然无所见闻”,他们主要通过小说、戏文了解忠臣义士、孝子烈媛事迹。从这种意义来看,《女仙外史》虽名为“外史”,却可以产生正史难以达到的劝戒功用。
    通俗小说之所以能产生经、史著作难以达到的劝戒效果,除上文所述语言通俗、人物形象生动、读者易于理解等因素外,还可从读者接受心理的角度分析其原因。清代珠湖渔隐撰《云钟雁全传序》称:“古人著书,以相戒劝,正言之而不能行者,则微言之;微言之而不能行者,则创为传奇小说以告戒于世。庸夫愚妇,无不口谈心讲,以悦耳目,其苦心孤诣,更有功于警迷觉悟耳。”[23]相比之下,经史著作是“正言”,通俗小说是喻言(或称寓言),“正言不足悦耳,喻言之可也。”[24]从读者接受角度对经史著作与小说的劝戒效果进行比较。清末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对此有着精辟论述:
    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故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者也。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25]
    梁启超指出,“惮庄严而喜谐谑”是人之常情,也是读者普遍存在的接受心理。经史著作庄严、简炼,通俗小说则诙谐、生动,其“移人之深”,大于“庄言”的作用。因识字之人有从不读经书的,但“无有不读小说者”,故而利用小说进行道德指引,能产生良好的劝戒效果。
    (三)“善读”观与小说的劝戒效果
    通俗小说能否取得编刊者所期望的劝戒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是否“善读”。所谓“善读”,主要是指读者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正确理解作品的语言文字、章法结构、创作倾向与创作主旨,体会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意图。清代鸳湖紫髯狂客《豆棚闲话评》第十二则《陈斋长论地谈天总评》指出,不善读《水浒传》者,“误豪侠而为盗趣”,萌生为盗之心;不善读《金瓶梅》者,“误风流而为淫”,不能领悟小说的劝戒之旨。他认为,小说作者的深意体现在其作品中,俟人“善读”之,所以自己帮助读者“随读随解”,从而达到教化目的。[26]清代爱日老人《续金瓶梅序》云:
    不善读《金瓶梅》者,戒痴导痴,戒淫导淫……续编六十四章(按:即《续金瓶梅》),忽惊忽疑,如骂如谑,读之可以瞿然而悲,粲然而笑矣。……善读是书,檀郎只要闻声;不善读是书,反怪丰干饶舌尔。[27]
    《金瓶梅》被许多读者视为淫书,一些小说编刊者提出不同意见,强调唯因“不善读”才会产生不良后果,希望读者“善读”此书以领会其“戒痴”、“戒淫”的创作主旨。序言作者认为阅读《续金瓶梅》也是如此,应善于从中体会劝戒之旨。清代刘廷玑于《在园杂志》卷二《历朝小说》也提醒人们要善读:
    嗟乎!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然亦在乎人之善读与不善读耳。不善读《水浒》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读《三国》者,权谋狙诈之心生矣。不善读《西游》者,诡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然今读者多肯读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读七十九回以后,岂非禽兽哉![28]
    对于当时流传的才子佳人小说与色情小说,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也予以评价,主张读者要善于阅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领悟作者劝惩寓意。
    对小说的理解通常取决于读者自身的道德文化修养与领悟能力,所以每位读者对同一部小说的理解也都不尽相同。就如同样阅读《红楼梦》,一百位读者心目中自有一百位林黛玉。然而明清时期的小说作者与编刊者仍愿对读者有所指引,时时提醒读者善读小说,期待自己的作品能起到劝戒教化的作用,甚至情色小说作者也认为其书寓含劝惩,希望读者善于读书以领会其中深意。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衡量标准,同时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通俗小说的创作、传播与读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三、  读者与娱乐说
    明清时期,随着通俗小说创作的兴盛以及小说文体的发展,小说观念出现多元化的倾向,娱乐说的流行就是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如果说劝戒说、补史说给小说创作背负了沉重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负担的话,那么,娱乐说可谓是对小说创作的一种解放。关于小说娱乐说的提出及其研究,学术界多从作者层面予以较多关注,而很少涉及读者角度,实际上,读者与小说娱乐说的关系非常密切。
    (一)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读者与通俗小说娱乐说之间关系紧密
    作为小说,首先引起读者兴趣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明代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指出:“好事者或取予书(按:指《西汉通俗演义》)而读之,始而爱乐以遣兴。”[29]读者可以借助小说阅读消除疲劳,缓解紧张的情绪。实际上,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读者都有着自己的精神需求,明代谢友可《刻公馀胜览国色天香序》云:“今夫辞写幽思寄离情,毋论江湖散逸,需之笑谭;即缙绅家辄藉为悦耳目。”[30]所谓 “江湖散逸”,主要指处于社会下层的读者群体;而“缙绅家”,则主要指社会中上层人士,虽然他们社会地位不同,经济状况、审美趣味各异,但在通过阅读《国色天香》之类的小说以“悦耳目”这一点上是有相通之处的。清代冰玉主人《平山冷燕序》也认为小说创作是文人游戏笔墨,适合于不同阶层、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夫文人游戏之笔,最宜雅俗共赏。阳春白雪,虽称高调,要之举国无随而和之者,求其拭目而观,与倾耳听,又乌可得哉?庚申夏月,小监于肆中购得《平山冷燕》一书……虽游戏笔墨,要何可废。[31]
    诚如冰玉主人所言,阳春白雪类的文字虽然高雅,但知音难觅,相比之下,像《平山冷燕》这样作为文人游戏笔墨、通俗易懂的小说更适宜雅俗共赏。在通俗小说读者群体中,下层读者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他们的阅读活动鲜明地体现出通俗小说的娱乐功能。清代卧读生撰《才子如意缘序》云:
    有市中之好学者过访,坐既定,曰:“吾辈日长无事,袖手凭栏,冀得一可消长昼,而增文学、广见识以助谈柄者,得毋以阅闲书小说为最得乎?……”言次,袖出《如意缘》一集……能使阅者掩卷而思,开卷而笑。[32]
    序言指出,普通的下层读者阅读闲书小说是打发无聊时光、消遣娱乐、增长见闻的最佳方式。而他给卧读生带来的小说《如意缘》可以使读者“掩卷而思,开卷而笑”,既有一定内涵,又具备很好的娱乐功能。透过这段序言不难看出,下层读者以阅读小说来娱乐的现象是比较常见的。
    (二)读者与不同类型通俗小说娱乐说之间关系密切
    通俗小说新奇曲折的情节设置、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等因素,使小说作品呈现出很强的娱乐功能,读者通过阅读可以获得精神的愉悦与满足。但不同类型的小说会起不同的功用。
    第一,写情类小说。包括世情小说、情色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等写情类小说,与历史小说一样,亦以娱乐读者为己任。明末清初合义堂刊《风流悟》识语云:“是集也……聊作新谭,摇扇比窗,拥炉南阁,可使闷怀忍畅,亦令倦睫顿开,敢云艺苑之罕珍,庶几墨林之幽赏,识者辨之。”[33]清代锺斐《题女才子序》云:“倘遇不芳不韵、岑寂无聊之际,足以解颐而破恨,则惟秋涛子之《女才子集》在。”[34]都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清代雍正年间写刻本《快士传》识语云:
    古今妙文所传,写恨者居多。太史公曰:《诗》三百篇,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然但观写恨之文,而不举文之快者以宕漾而开发之,则恨□(按:原字模糊)中结何以得解必也,运扫愁之思,挥得意之笔,翻恨事为快事,转恨人为快人,然后□□ (按:原字模糊)破涕为欢。[35]
    识语作者指出这部小说与以往写恨之作不同,让人阅后能破涕为欢,去除心中怨恨、烦闷之情。另外,《快士传》娱乐读者的创作目的,从此书的命名也可窥见一斑。
    清代嫏嬛斋所刊《红楼复梦》凡例云:“读此书不独醒困,可以消愁,可以解闷,可以释忿,并可以医病。”[36]清代三江钓叟《铁花仙史序》云:“传奇家摹绘才子佳人之悲离欢合,以供人娱耳悦目也旧矣。”[37]《红楼梦》第一回也强调其娱乐功能:“(此书)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以上几则小说识语、凡例、序言、正文中的文献,均阐明小说的娱乐功能,阅读小说令人赏心悦目,《红楼复梦》凡例更是声称小说可以让读者醒困、消愁、解闷、释忿,甚至可以医病。在这一点上,小说没有承担社会教化的重负,也无需用作补史,而是让读者在烦恼、疲劳的状态下得以放松和消遣,是文人抒发个人情怀、既以自娱,亦可娱人的工具。
    第二,神魔小说。追求热闹好看,追求娱乐性,是读者比较普遍的心理状态,也是促成明代神魔小说创作、刊刻的原因之一,朝鲜人边暹等所编《朴通事谚解》即云:“《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38]褚人穫康熙三十四年撰《封神演义序》云:“此书直与《水浒》、《西游》、《平妖》、《逸史》一般诡异,但觉新奇可喜,怪变不穷,以之消长夏,祛睡魔而已。”[39]
    与其他类型通俗小说相比,神魔小说虚构成分更多,想象奇特,神怪色彩浓厚,可满足读者追求新奇怪异的心理,所以《封神演义》与《西游记》等神魔小说往往成为读者“消长夏,祛睡魔”的重要工具。清代李汝珍《镜花缘》第一百回云:
    有个老子的后裔,略略有点文名……心有余闲,涉笔成趣,每于长夏余冬,灯前月夕,以文为戏,年复一年,编出这《镜花缘》一百回,而仅得其事之半。其友方抱幽忧之疾,读之而解颐,而喷饭,宿疾顿愈。因说道:“子之性既懒而笔又迟,欲脱全稿,不卜何时;何不以此一百回先付梨枣,再撰续编,使四海知音以先睹其半为快耶?”[40]
    李汝珍自称他创作的《镜花缘》是 “以文为戏”,他在《镜花缘》中通过描写唐敖游历海外的经历,以辛辣、幽默的笔法讽刺那些冒牌儒生,揭露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丑态,文章中充满嬉笑怒骂,正因如此,所以才完稿一半便令朋友读后 “解颐”、“喷饭”,甚至治好抑郁的 “疾病”,其娱乐效果非常显著。
    第三,话本小说。早在明代嘉靖年间,杭州书坊主洪楩编刊话本小说集《六十家小说》,由其命名《雨窗集》、《长灯集》、《随航集》、《欹枕集》、《解闲集》、《醒梦集》,不难看出这些小说的编刊目的。清代烟水散人《珍珠舶自序》云:
    客有远方来者,其舶中所载,凡珊瑚玳瑁夜光木难之珍,璀璨陆离,靡不毕备。故以宝之多者称为上客。至于小说家搜罗闾巷异闻,一切可惊可愕可欣可怖之事,罔不曲描细叙,点缀成帙,俾观者娱目,闻者快心,则与远客贩宝何异?此予《珍珠舶》之所以作也。[41]
    烟水散人将小说创作比作远方贩宝,认为小说创作的目的就在于为读者提供娱乐,所以自己的小说就像装满珍珠的船舶一样,能够给读者带来很多惊奇与快乐。
    (三)通俗小说往往将娱乐与劝戒相结合,希望对读者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
    晚清的觉我《余之小说观》认为:“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42]小说娱乐说不是脱离现实社会而孤立存在的创作观念,而是以不同时期特定的社会现实作为其存在土壤的,通过娱乐的形态讽谕社会和人生,促进社会的改革与进步。关于小说娱乐与劝戒的结合,清代文献中有大量相关论述,例如,蠡庵《女开科传跋》云:“读《万斛泉》竟,不觉拍案大叫曰:游戏三昧,已成劝惩。全书愤世绝俗,半多诙谐笑话……若仅以小说视之,亦可谓不善读是说矣。”[43]庆森宝书氏撰《小五义序》云:“稿中凡有忠义者存之,淫邪者汰之,间附己说,不尽原稿也。盖于醒心悦目之中,而寓劝人励俗之意,岂仅为利哉?”[44]这些文献表达出的观念都较接近,即提倡通俗小说创作应于醒心悦目之中寓劝人励俗之意,提醒读者要善读小说以体悟作者的劝戒用心。
    包括一些情色小说也表现出这种创作观念,例如,明代观海道人《金瓶梅序》认为:“展此卷而毕读一过,匪仅使人知所戒惧,抑亦可使人怡悦心性焉。”[45]情色小说以大量篇幅津津乐道于色情描写,以满足部分读者追求感官刺激的阅读心理,这类小说也被冠之以劝戒之名,既要使人“怡悦心性”,也要使人“知所戒惧”。当然劝百而讽一,其劝戒效果非常有限。
    有些小说直接在书名体现出娱乐与劝戒结合的倾向,如清代自怡轩主人《娱目醒心编序》云:
    (《娱目醒心编》)能使悲者流涕,喜者起舞,无一迂拘尘腐之辞,而无不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途。既可娱目,即以醒心,而因果报应之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俾阅者渐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风俗,不无有补焉。余故急为梓之以问世。世之君子,幸勿以稗史而忽之也。[46]
    此序就小说书名中“娱目”与“醒心”进行阐释,交代本书创作主旨是在“娱目”的同时宣扬教化,希望读者不要视之为稗史而轻视它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明清通俗小说创作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读者的参与和影响不容忽视。本文选取读者这一视角关注明清通俗小说创作观念,试图全面考察通俗小说创作观念的具体内涵与演变历程,并由此探寻明清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内在推动力。
    参考文献:
    [1][德]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金元浦、周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27-128页。
    [2][清]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868-869页。
    [3][清]莼史氏:《重校第一才子书叙》,《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868-869页。 
    [4][清]小琅环主人:《五虎平南后传序》,《古本小说集成》据清代启元堂刊本影印。 
    [5][清]吴沃尧:《痛史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001-1002页。 
    [6]《封神演义》识语,《古本小说集成》据苏州舒载阳万历末刊本影印。 
    [7][清]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见《金瓶梅》会评会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8][清]蠡庵:《女开科传跋》,《古本小说集成》据清名山聚刊本影印。
    [9][清]郑开禧:《阅微草堂笔记序》,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
    [10]《隋炀帝艳史凡例》,《隋炀帝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39页。
    [11][清]吴沃尧:《两晋演义序》,据《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点校光绪年间《月月小说》连载本。 
    [12][清]黄世仲:《洪秀全演义自序》,《洪秀全演义》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13][明]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引》,《古本小说集成》据万历三十七年本影印。 
    [14][清]澹园主人:《三国后传石珠演义序》,《古本小说集成》据清刊大字本影印。 
    [15][明]林瀚:《隋唐志传序》,《古本小说集成》据明万历四十七年龚绍山刊本影印。 
    [16]《警世通言》识语,《古本小说集成》据金陵兼善堂天启四年刊本影印。 
    [17]《拍案惊奇》凡例,《古本小说集成》据明崇祯尚友堂刊本影印。 
    [18]《快心编》凡例,《古本小说集成》据清初课花书屋刊本影印。 
    [19][清]醉犀生:《古今奇闻序》,据清光绪十七年铅印本。 
    [20][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2页。 
    [21][明]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古今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22]《女仙外史》第一百回回末总评,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钓璜轩本。 
    [23][清]珠湖渔隐:《云钟雁序》,《云钟雁三闹太平庄全传》卷首,《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本,上海:百花州文艺出版社,1990年。 
    [24][清]谐道人:《照世杯序》,《古本小说集成》据《佐伯文库丛刊》本影印。 
    [25][清]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第1册,《饮冰室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6][清]鸳湖紫髯狂客:《豆棚闲话评》,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3-114页。 
    [27][清]爱日老人:《续金瓶梅序》,顺治十七年原刊《续金瓶梅》卷首。 
    [28][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历朝小说》,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4-85页。 
    [29][明]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据万历四十年金陵大业堂刊本。 
    [30][明]谢友可:《刻公馀胜览国色天香序》,《古本小说集成》据周氏万卷楼万历刊本影印。 
    [31][清]冰玉主人:《平山冷燕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246页。 
    [32][清]卧读生撰:《才子如意缘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330页。 
    [33]《风流悟》识语,《古本小说集成》据明末清初合义堂刊本影印。 
    [34][清]锺斐:《题女才子序》,《古本小说集成》据清大德堂刊本。 
    [35]《快士传》识语,《古本小说集成》据清刊本影印。 
    [36]《红楼复梦》凡例,《红楼复梦》卷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37][清]三江钓叟:《铁花仙史序》,《铁花仙史》卷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 
    [38][朝鲜]边暹等:《朴通事谚解》,收入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0页。 
    [39][清]褚人穫:《封神演义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404页。 
    [40][清]李汝珍:《镜花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760页。 
    [41][清]烟水散人:《珍珠舶自序》,《古本小说集成》据日本抄本影印。 
    [42]觉我:《余之小说观》,收入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7-298页。 
    [43][清]蠡庵:《女开科传跋》,《古本小说集成》据清代清名山聚刊本影印。 
    [44][清]庆森宝书氏:《小五义序》,见《小五义》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5][明]观海道人:《金瓶梅序》,《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110页。 
    [46][清]自怡轩主人:《娱目醒心编序》,见《娱目醒心编》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作者简介]蔡亚平,暨南大学中文系讲师、博士;程国赋,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广州,510632)。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12YJA751009)、广东省社科规划2012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广东省教育厅育苗工程项目(2012WYM_0028)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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