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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先生提醒我们，那个曾经被叹息为“挫折”或“错失机会”的近三百年，以及曾经屈辱到无地自容的一百年，或许正是今日得以把握到一些机会，或至少不再那么自觉屈辱的源头 摘要：一个外国人，大学毕业论文以“属于人民文学范畴”的赵树理为题，毕业后在父亲的公司主持家业，半路被拖入本地大学专攻“中国文学”，结果却是以回溯据说是现代新文学源头的晚明文学为契机，走上了研究明清以至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不归路。   一个外国人，大学毕业论文以"属于人民文学范畴”的赵树理为题，毕业后在父亲的公司主持家业，半路被拖入本地大学专攻“中国文学”，结果却是以回溯据说是现代新文学源头的晚明文学为契机，走上了研究明清以至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不归路。你可以介绍他是“中国哲学研究者”，但他也关心细民琐事，包括乡里宗族、公私契约、官民矛盾，乃至匹夫匹妇的小悲小喜;那么作为社会史学者呢，他又总是那样充满想象力，有着连译文都难以掩盖的细腻笔致。或许正是凭着那本行文学者的虚构能力，他空手进入历史的海洋，试图描画那块被国籍、专业、成见束缚者无暇顾及的构图。他是沟口雄三。 沟口先生离开他的读者已经满一年了。三联书店在此时推出《沟口雄三著作集》，与其说是为了纪念，毋宁说是势所必至。三十年来，沟口的思路不断得到中国大陆、台湾一流研究者的介绍与回应。他的中国论述以具体观念为入口，却非操作已定型的概念工具。他运用诸如“天”、“理”、“自然”、“公私”、“封建”等既朴素地存在于本土文本，又足以与普世性问题形成对话的语词，期待摸索出一条自在于中国“基体”的思想脉络。他关注思想史上的关键时刻，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的贯通，中国自发“近代”的生成，尤其是他的心得所在。不同于人们古板印象中的日本学者，沟口具有较强的方法自觉与建构意识，其文字不乏跳跃感和论战性，或可称为“回应型学术”，同样适合学术圈以外的读者涉猎。 中国的冲击 此次《著作集》一共七册，应能体现上述治学风格或立场。已出四册中，《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作为方法的中国》作为学术著作，早已有中译本，新译版理当后出转精;《中国的公与私·公私》原为写给日本读者的一般读物，但主要观点早就介绍到中文知识界。相比之下，2004年原版的《中国的冲击》显得新鲜。该书第一部分为刊载在日本媒体上的短小评论，涉及“自由、民主”、战争责任、历史认识等“现在时的历史”;第二部分，是关于“近代”视角的检讨文字，介乎论文与评论之间;第三部分及附录则包罗三篇严谨的学术论文。如此杂凑的体例，加上“中国的冲击”这一“有可能沦落为廉价煽动性作品”的标题，使该书的主旨看似难以把握。(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中国的冲击”，自然是对“西方冲击”及其背后的“鸦片战争近代观”(指以鸦片战争带来的西方冲击为“近代”开端的观念，在日本则对应有“黑船近代观”)的戏仿。但作为沟口一代的日本中国学者，不断受到“中国的冲击”，却也是事实。先是中国革命的冲击，孕育了同情“人民中国”的战后新一代学者;他们认为中国通过对传统和西方近代的双重舍弃，完成了比日本更彻底的近代化。继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与改革开放的冲击，又使先前倾倒于“人民中国”的人们发生分化;紧接着则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第三次冲击……沟口本人的思考进路，正是从“文化大革命”失败的第二次冲击开始。为了解释毛泽东中国的成立与挫折，他回溯了从明末到清代中叶新型“理”观的形成：朱子学“天理”的一己完成性，被阳明学社会性的理欲观取代;而明末崛起的富民分权论与封建论，到清代则发展为乡里社会的“均”、“平”意识，以及在集权体制内部的地方分权趋向(“乡治”)，并最终养成近代20世纪中国革命及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土壤。 而当写作该书的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日本在东亚经济圈再度边缘化，又一轮“中国的冲击”在日本人的不自觉之间发生了。沟口指出，这种“不自觉”才是产生“冲击”的根本，亦即日本人面临着“近代化”过程中无法绕过的中国“参照”，却总是在重复从“幻想”到“幻灭”的过程。当然，如果跳出作者的逻辑，也可以说正因为这种暂时“不自觉”产生的或好或坏的“幻想”，造成了随后“冲击”感之强大。而这种冲击感，是身在中国现场并亲身经历这一切变化的“我们”所缺乏的。“对方”的少见多怪，或许正能反衬出“我们”司空见惯当中的视而不见。与此前著作主要针对日本的研究界或一般读者不同，《中国的冲击》虽然意在唤起日本人的“不自觉”，但其所集合的关于“现在时历史”与“近代”的若干文字，显然希望中文知识界能够参与讨论。就在该书初版的前后数年间，沟口参与主持了日中“知识共同体”的知性交流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所见的日、中知识界视野的差异，成为该书结集的动因之一。 理解“近代” 《中国的冲击》的另一特点，在于将长时段视野延伸到我们通常理解的“近代”，并借此解构了这个“近代”。如前所述，沟口为了理解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中国，试图拉出一条从明末清初新理欲观的成立，直至清末平均思想、地方分权主义的“历史本来脉络”。沟口关于明清思想连续性的考察，针对“明末近代挫折论”(即认为“近代萌芽”、“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易代后遭遇挫折)的神话，确实较为成功。但如何勾连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这两个在时空结构、外来冲击程度、文化重组方式截然不同的时刻?此书所收《辛亥革命再思考》、《礼教与中国革命》、《另一个“五四”》三篇文字，正是沟口晚年在这一方面努力的成果。 沟口首先认为中国自有其“内发性”的近代，这一近代不能以欧洲近代主张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标准衡量，而应该回到历史语境中的“天下”与“社会”视角。因此在建设中央集权国家方面表现欠佳的辛亥革命，其“不彻底性”也就不那么成问题了。沟口看重的是，辛亥年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这一奇特的革命方式。他认为，这实际上是明末以降以县为单位的“乡治”主张，到清末向省一级扩张的延续。因此，辛亥革命的意义也就不仅从“鸦片战争近代观”的西化价值来衡量，更应从十六、七世纪“封建”、“郡县”论说的脉络中把握。此种视角，虽然不难挑出论证上的欠缺(比如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对明清地方“乡治”的追溯，不无将他们所倾心的西方市民自治附会于本土原有制度的味道，不能把附会的源头当成历史事实的源头)，却揭示出辛亥以后三十八年瓦解旧式中央集权、构建新式中央集权基础的意义。沟口曾在另一场合将民国时代的三十八年比作五代十国，而认为从帝国秩序到人民共和国，则是堪比“唐宋变革”的千年一遇的大变局。 “三百年单位” 因此回到沟口的跨越式方法论的问题，无论是学科界限、历史阶段、既定成见，都在跨越的范围。沟口曾说“洋务运动”到今日尚未结束，而且究其极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然在中国这片“知性的风土”上，套用丸山真男的“古层”论，“中学”的底层无论如何不会因为任何外来学说、模式在表层的扰动而彻底改变。因此，“可能的话，要以千年为时间的单位，至少也得以三百年为时间范围去俯瞰中国历史的脉络”。“千年单位”似乎指向唐宋变革说，而“三百年单位”则正是沟口主张的，将近现代中国定义在十六、七世纪以降中国的历史脉络里加以认识的思路。在《礼教与中国革命》一文中，沟口考证“礼教”一词“在明朝末期渐渐开始被使用，到了清代则广为普及”，随即注意到五四一代批判的“吃人”礼教，与礼教在明清时代的存在实态不无错位：五四一代实际上是就着从上古经典抽取的“礼教”教条，来批判中古以下乡里社会孕育的“礼教”现实。虽然五四一代面对的仅是数十年前的情形，但其礼教批判却与乡里社会实态发生了重大裂痕。这里显露的，不仅是中西比较这一横断面“近代”观的破绽，更关乎如何在长时段考察时选取合适的单位。 其实我猜想，相对于沟口先生雄心勃勃的“千年单位”，更具操作性的恐怕还是“三百年单位”，因为这是一个长短合度的纵深。其实在海东海西，想要解释“中国冲击”的学者实在不少。姑且不论执著于“西洋近代”者流，即便是采取了纵向视角，提出“儒教资本主义”、“儒教复兴”等命题，如果时间线拉得过长，仍不免会陷入与五四前辈类似的路数：为了求得当下问题的解释，自动忽略近在眼前的历史具体，而宁可乞灵于更遥远、更抽象、也就更容易驰骋想象的“古代”。这其实是一种逃避历史的“历史解释”，却也是时下语境较容易被接受的解释。早在1930年代，章太炎就指出“详远古而略近代”为学界四大弊端之一，而爱好其说者，正所谓“好画鬼魅，恶图犬马”(《救学弊论》)。沟口的贡献之一，就是不无想象地描画了一条“三百年单位”的自在路线，使以往较强调古典的日本中国学界，日益看重“近三百年”社会思想的具体展开。但沟口先生决不是说，这条中国自发的历史脉络，因为其有异于西欧“近代”，就一定值得褒扬。重要的是，他提醒我们，那个曾经被叹息为“挫折”或“错失机会”的近三百年，以及曾经屈辱到无地自容的一百年，或许正是今日得以把握到一些机会，或至少不再那么自觉屈辱的源头。 ●陆胤(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怀念 在“来来回回”中发现中国和日本 2010年9月初，去东京参加了沟口雄三教授的悼念会，我大概是少数的外国人，不懂日文，只能靠朋友小声地解说大致的情况，见识到日本学界肃穆的追思仪式。会去参加这个聚会，除了对沟口先生作为东亚思想界的重要资产表示敬意外，主要是感念于沟口先生的存在本身就是我们参与推动的知识工作的精神支柱。 沟口先生2010年7月13日过世，享年七十八岁。学术界一般的认识是他是中国研究的大家，专精思想史，在日本的印象如此，在中国也一样，除了七本中文翻译的专著在大陆、台湾出版外，大概有超过四十篇论文被译成中文，这次九月八日在北京举办的新书讨论会，三联书店以套书的方式出版了八本中的前四本，显示他该是在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日本 学 者 。同时，他花了很多时间在东亚各地推动知识上的连带，在台湾地区与韩国都能见到他的身影，2001年起他还在城均馆大学东亚研究所 担任 理 事 。而我 个 人 ，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研究的门 外 汉 ，又为什么会受到 沟口先生的感召呢?(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过 去 十多年来，与亚洲不同地区的朋友们合作推动了Inter-A sia Cultural Studies国际刊物的出版，开始搭建不同的学术网络，最主要的动力是在超克当前的知识困境。简单地说，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欧美的历史发展经验及其衍生出来的知识架构，成为亚洲学界几乎唯一参考与学习的对象，但是这条漫长的道路走不下去了，它不仅没法有效解释欧美本身及其之外不同地区的历史经验，而且这个知识体系也在快速地崩解当中，如何扩大参考的对象，建立起多元对照的坐标，创造出新的知识方式，是全球学界所面临共通的问题。也正是在寻找另类出路的道路上，我们发现沟口先生早就上路了，虽然他的能见度很高，但却一直很孤单地走着，能够接上他知识工作的人还不知道在哪儿。 沟口先生1980年代后期提出的名言，“以中国为方法，就是以世界为目的”，是对于当时日本知识状况的批判，在此之前，对于中国的理解是以“世界”为方法，来看待、丈量中国，而这个“世界”其实就是欧美，是在一个单一的体系下俯视各地。以中国作为方法的“世界”，不再是以欧洲为基准去丈量别人，而是一个多元的构成，欧洲、中国，乃至于亚、非、拉，都是这个世界组成的元素;以中国的历史为入口，去眺望拉美，就跟从非洲历史去眺望欧洲一样，都是在通往理解世界史的路上。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多元真理的对话过程中，创造更高层次的世界图像。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知识还极其有限，处于进行式中，任何声称已经达到普遍性真理的讲法，都过于武断，我们对于“知识工作”必须有这样的认识才可能更为谦卑、更为谨慎，也才能避免理论上的“帝国主义”。 沟口先生这个部分的思想，替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原先作为世界学界二等公民的郁闷心情上，建立起“平起平坐”、通往世界的尊严。但是人们忽略的是，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说话者的立足点，沟口先生对于中国的理解是奠基在他对于日本的理解，在方法上具有“比较/参照”的视野，是不断游走在中日漫长的历史之间，形成他对中国与日本的理解，最为清楚地体现在他一生对于“公”与“私”的研究，这一对思想观念在两个不同社会的历史变化中，不同时期意义不同，产生的作用也有很大的差异。沟口先生之所以能够提出具有原创性的解释，正是因为这个“来来回回”的方法，不仅“相对化”了原来固定的理解，也才激荡出新的解释，例如他临终前对于中国革命的研究，以把握中国内在的历史动力为主线，将1911与1949视为连续性的重新解释，提出了超越了民族主义、左右史观的新视野。而能够提出这个命题，与他长期形成比较与参照的视野相关。但是作为中文的读者，我们几乎没有人通过阅读沟口先生的著作开始进入日本的历史与社会，再回过头来理解中国，于是，切断了他的立足点，我们一厢情愿地、单面相地理解我们要的部分，忘掉他其实是在不断“来来回回”中发现的中国、日本。 沟口先生过世后，最为伤心的友人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孙歌教授和贺照田，在跟他们共同相处的十二年中，我目睹他们与沟口这年龄差了二十岁的忘年交，如何跨越了国界、专业，成为知识情感上相知相惜的好友。沟口先生走了，孙歌伤感了好一阵子，透过书写沟口先生思想的文章，才排解了部分难以散去的郁闷。现在看到孙歌主持沟口著作的翻译计划有了具体的推进，感触很深，猜想天上的沟口先生会微笑地说，我很支持你们做的工作，然后带着我们一起去很平民化的中国餐馆，点他最喜欢的炒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