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文学批评是对于文学的批评，包括对于文学作品、文学活动的批评；在文学活动中，又包括对于文学的创作活动、接受活动与批评活动的批评。文学批评就是对于文学的这些方面的批评，对于文学的这些方面的批评得以历史延续，就有了文学批评史及文学批评史批评。这该就是文学批评的谱系。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批评谱系中，文学批评却被相当一些人指认为无用。文学家们自不必说，几乎没有哪一个获得世界级文学奖的作家肯定地说过自己的创作成就离不开文学批评，相反，他们中的多数都明确地表述，他们的创作不受文学批评的影响。各种文学现象，无论是其发生、发展，还是走向结束或者变体为其他现象，好像也不受文学批评左右，在传媒时代的当下，它们倒可受媒体炒作的左右。至于文学接受，也似乎很少有人是在文学批评的引导下接受文学作品的。于是，文学批评好像真成了批评者的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好像真的没有谁认为它有用，它自己也不以有用而确证自身。
    不过，这不是事实，而只是事实的曲解。文学批评，生发于文学的理性力量，也是对于文学的理性力量。那么，文学需要理性吗？倘若文学不需要理性，作为理性力量的文学批评当然也就不必需要，文学批评无用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固然，在文学想象中，在文学的抒情体验及抒情表现中，确有非理性的成分，不然，柏拉图的迷狂说及中国儒道两家的言意之辨，就不可能有那么长久的传承力量。这里的问题在于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可以有非理性成分，但文学，作为一套社会评价体系，尤其当它须借助于语言文字而得以进行得以体现时，它能绕过理性吗？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本身就是客观现实生活的一般形态或抽象形态，这种一般或抽象的获得及在文学中的运用，是惟有通过理性才能完成的事情，这样说合于普遍认同的理性的本质规定。
    由此可见，理性对于文学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属性，这为作为理性力量的文学批评保留了文学的不可或缺的合法席位。进一步的问题是理性对于文学不可或缺，作为理性力量的文学批评是否也不可或缺？如此提问是因为一般形态的理性需求与文学批评这一特殊形态的理性需求未必就具有等价性或同位性，这就像一般意义的人并不能囊括具体人的个性一样。然而，回答是肯定的，文学批评对于文学不可或缺。文学批评对于文学的有用，在于文学批评的理性力量乃是对于文学的理性力量。就文学批评的功能而言，它说出文学家知道但不能直说的话，它评价出文学家创造出来却不能自我评价的价值，它破译各种文学活动得以发生及变化的密码，它给予文学接受以判断的根据。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专事研究批评的诺思洛普·弗莱说，今天，无论莎士比亚和济慈有怎样名声，都是同等的批评宣传的结果；批评可以讲话，而所有的艺术都是沉默的；进而，他说：“文学一直被认为是可销售的产品，它的生产者是创造性的作家，它的消费者是有教养的读者，以批评家作为他们的向导。”(《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48页)
    文学批评于文学有用，但用从何来呢？就当下而言，在无可回避的全球化进程中，在中国需要自己的文学与文论呼声的时代状况下，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如何才能有用？有用之途当然是多重的，但概括地说，也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其一，贴近时代。时代是历史的现时延伸，又是生活的时段形态，它对于文学构成必然生发于其中的历史及当下时段的规定性，这是文学得以产生的现实普遍性根据，它挖掘出这一时代文学何以会如此生成的普遍性原因。其二，突出民族性。民族性是文学在历史延续中获得的自身属性，她依此获得不可取代的价值，并依此构成不可取代的自身形态，在这一形态的光照下，具体的文学作品便有了灵魂的显像。其三，切入现实。文学谱系的各个构成都是在现实中生成或重新生成的构成，它们在现实中获得意义或获得新的意义，切入现实的批评使批评在现实中发现并开拓文学的价值。
    上述方面，既是文学批评之用，又是现实文学批评不同程度之所缺。所缺，则用而无用，要变无用而有用，就须努力补这所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