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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在情节的设计方面颇具匠心，通过一系列的矛盾、戏剧性冲突牢牢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小说以炮兵连排长付一笛无意之间遗失了一张与暗恋他的女兵仇小丫穿婚纱的照片，却恰好被仇小丫的丈夫炮兵营营部助理员黎术拾到，这一戏剧性事件作为起始展开后续的矛盾与纷争。士官仇小丫是省拥军模范的女儿，在心中暗恋着炮兵连排长付一笛，但是付一笛却一心想在事业上有所发展和怀恋着家乡的“初恋女友”，只把仇小丫对爱情的流露当成战友情处理。一心想成为军嫂的仇小丫在无奈的情况下选择了为人势利，群众基础较差的营部助理黎术。黎术以前是付一笛的连长，家境不好，但为了获得仇小丫的爱情有些不择手段，他在有效地利用教导员和仇小丫家的关系后娶到了仇小丫。炮兵连的其他干部都看得清黎术与仇小丫这桩婚姻的目的。而当仇小丫看清黎术的真实用心后，两人以分手告终，但是仇小丫依然无悔地走在拥军的路上。指导员俞正调入连队之前曾经有过一段难以启齿的婚姻，由于工作太忙，他的妻子于静宵最后和连队通信员私奔而走，当后来成为寡妇的于静宵带着孩子重新回到俞正身边后，俞正默默承担起了于静宵所有的沉重。在连队，付一笛同样面临一种纠结，和他同乡入伍并比他稍小的仝大志成为了他的连长，而仝大志却时时痛苦在农村妻子与城市的格格不入与无知的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多才多艺的仝大志遇到了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杨絮飞，内心难免出现波澜。很显然，作者以男主人公付一笛为轴心，串联起几对基层干部的家庭与婚恋生活，力图较为全面地反映当前基层军人的婚恋问题和困境。对这些问题和困境，作者显然谙熟于心。我们从小说人物的对话与心理活动中尤其是付一笛的言谈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但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正如付一笛在教导员决定发动官兵捐助俞正后质问教导员，“教导员，我直到现在都不能理解，你为什么不征求俞指导员的意见作出这样的事。可是，你们考虑过没有？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有多么悲哀，整天就盯在捐钱捐物的造势上，这难道就是政治工作吗？如果从这件事上，我们来一次部队婚姻大调查倒还是不错，看一看我们周围，有多少两地分居的，聚而不合的，军属待业的，红杏出墙的，为什么出现这么多问题？有哪个领导认真考虑过。”小说中的人物及其遭遇就是付一笛这段话的活生生的证明。包括教导员自己在内的很多干部都是两地分居。大部分家庭存在聚而不合的现象：黎术和仇小丫是因为两人的婚姻中掺杂了太多爱情以外的考虑，黎术看重了仇小丫的家境，仇小丫则出于成为一个军官家属的虚荣感；仉全生与妻子张晓鸥的问题出在后者对军人职业的不理解；仝大志和妻子楚艳艳则是因为文化的差异与隔阂。同时，楚艳艳的待业问题也是影响他们夫妻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俞正与于静宵之间的感情隔膜导致后者红杏出墙。包括付一笛自己，在爱情与事业之间的徘徊与难以抉择，一拖再拖成了“大龄独身”。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有关，也与相关领导对这些问题的漠视与解决不力有关。 这部作品在叙述时间的设置上以一年为期，从连队准备迎接重大演习开始，到一年后接到命令演习取消结束。在空间上，则以连队以及几个男女主人公的家庭为限。在相对集中的时间与空间里，上演了几对青年男女的婚恋悲喜剧。作为小说中的重大事件，演习在小说中始终只是一个背景，并且在结尾部分宣布了它的最终取消。这就使得作者可以全心全意将叙述重心放在男女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关系上，使得小说所要表达的婚恋问题得以凸显。对这些问题，作者采取的是不回避、不隐讳的态度，通过人物的言行与内心活动将它们一一展示在读者面前。在胥得意以往的创作中，他擅长通过微型小说与报告文学塑造基层普通官兵与军营小人物形象。这部长篇显然承继了作者创作上的这一优势，塑造出的人物都是平实生动、立体可感的。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瑕瑜互见的普通人，带着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小说中职务最高的教导员因为思想工作不力，威望不高。作者不仅是在塑造一个基层常见的干部形象，更是由此暗示军人婚恋问题解决的不易。 在诸多人物中，作者对男主人公付一笛和女主人公仇小丫应该说是比较偏爱的，赋予了两个人物一些理想化的色彩。付一笛对晋职晋衔不上心，但对带兵非常上心，他与士兵安小龙之间的亲密关系就体现了他爱兵如子的情怀。同样，仇小丫敢于主动追寻自己的幸福、意识到自己婚姻的问题后勇敢作出决断以及她在事业上的追求，展现了一个新时代女性的美好形象。付一笛与仇小丫等人物在爱情与事业方面的心路历程，不仅仅折射了部队这一特殊环境中青年人的内心追求，也同时折射了这个时代广大青年对人生幸福的追求、困惑与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