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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是杨黎光写作报告文学《大国商帮》——连同较前的两部作品《中山路》和《横琴》——的明确宗旨，这就赋予了这部作品一种远大的抱负，一幅宏阔的视野。以2000年时间跨度为背景，作品对作为一个群体的广东商人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命运的关系，尤其是粤商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进行了详尽的铺陈，深入的揭示，观点的表达颇具说服力。 丰富而扎实的文献价值，当是这部30多万字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也奠定了作者建构自己的理念大厦的基础。从秦始皇平定天下统一六国后南征百越开始，作者清晰扼要地梳理了岭南地区的历史沿革，以大量生动的资料介绍了其开放精神、重商传统的形成。受崇山峻岭的阻隔，据山海之险、得山海之利的地理环境，秦汉时代海外贸易的兴起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但使岭南大地经济社会生活的形态与内地相异，更孕育了一种有别于中原内陆的精神气质。粤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和发育，他们不仅是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流的结果。作为最早“睁眼看世界”的群体，他们得风气之先，具有强烈的开拓、创新、进取意识，“乐于面对蓝色海洋、勇于改变陈旧世界的文化血脉”。 这些描述，仿佛是一张油画浓重的底色，映衬出了其后2000年间的历史舞台上粤商活跃的身影，以及他们的商业贸易活动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作为中西方贸易交流的桥梁，粤商群体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每个关节点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在一个有着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传统的古老社会，他们的活动空间又是有限的，行动明显受到官方政策的掣肘，社会政治形态决定了他们的生存面貌。特别是全球化浪潮肇始之时，欧洲人向海外大力扩张，而清朝统治者却实施闭关锁国，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粤商作为当时跨越政商、沟通中外的特殊角色，小心翼翼地游走于官府和洋人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艰难中生长。 《大国商帮》有一个副标题：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从商人境遇，看大国兴衰”，是贯穿整部作品的叙事主线，而在鸦片战争前后，两者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表现得尤其突出。鸦片战争是中国以惨痛的方式步入近代史的标志，不同角度的研究文章早已是车载斗量，但对一个重要的方面却仍嫌关注不够，即当时两国经济形态和商业观念的悬殊，以及商人境遇的截然不同，是导致这场战争爆发和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因素。本书从中英两国政府如何对待商人、商业的角度来加以阐释，自有其独出机杼之处，这样得出的结论也容易令人服膺：“一边是近代商业文明的杰出代表，以贸易扩张为立国之本，为保护商人的财产不惜劳师远征；一边是失去了社会活力的老旧帝国，视贸易为对蛮夷外邦的恩赐和皇家的专享财源，把商人当作可以肆意欺凌的贱民。中英两国商人的不同境遇，标记了两种文明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运的兴衰。”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结束了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原来的广州十三行行商变身为广东买办，粤商新时代在上海开启。天朝衰败、虎狼环伺的严酷现实，直接促成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的兴起。粤商凭借其专长、资金和才干，在洋务运动中实际起到了主导作用。同时，他们在思想启蒙、国民教育、文化更新等方面都多有拓展和建树。深度参与社会变革，这正是他们与传统的晋商、徽商等商人群体的不同之处。他们由逐利商人变为社会改革的推动者，致力于将传统中国融入世界潮流，追求在这块古老土地上实现现代化，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