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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有时可能需要更多的心力，铺陈也需要能量。尼姑和关露命运的罅隙，《回望》的主体部分，即作者父母自少至老的遭际，铺展了开去。全面抗战爆发，父亲进入中共秘密情报系统，自此惊扰不断，并于1942年被日本宪兵逮捕。虽然审讯中表现机警，无变节行为，可随后的岁月里，仍被自己人审讯，最和缓的结论是“被捕后表现消沉”与“极不负责”。母亲呢，过完自己的青葱岁月，仿佛就一步踏入中年，既在时代的风浪里起伏，又因父亲牵连，生活动荡，担惊受怕，需要极其谨慎地注视着社会的变化。 母亲家境殷实，嫁妆丰厚，待至上世纪50年代，家庭开支困难，却怎么也不动嫁妆的脑筋。后来，好奇的金宇澄问：“为什么不卖掉那箱嫁妆？”母亲睁大眼睛说：“这怎么可以？根本不可能的，是想都不会想的事！”紧接着，作者有节制地发了一点议论：“时代过去了，这种激烈表达，已少人能懂，卖出去金银细软，当年必得提供详尽户籍资料和单位证明……这些特殊细部背景，非常容易风化，非常容易被遗忘。”就像人并非生来是一张白纸，人也永远不可能穿行在无障碍的时空之中。时代的禁忌、空间的悬隔，虽多是人造的森严律令，却也是世间的常态，人要在这残酷与冷峻中辗转腾挪，因此人间原就是崎岖起伏的模样，容不得臆想中那样直线式狼奔豸突。 作者父亲1947年的一封旧信里，讲过自己当时的情绪状况，抱怨了社会现状，忽然笔锋一转，就提到了沈从文——在他本书中常见的平静语气里，足以称得上疾言厉色：“以写文章的人来说，则莫如沈从文之流变得下流而可怜，当他混在穷人堆里的时候，他的文章还有些火药气，可是后来他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没有背脊骨的教授们中，他竟把描写女性来消遣笔信，甚至用了他的脑汁大量描写女人的生殖器，细腻之至。从这件事上看沈从文依然姓沈，写文章依然写文章，似乎没有变，可是他的文章内容变了，人无耻了——为了什么，因为他发挥了人类的‘擅忘’和‘擅醉’的长处，压根儿忘记了他过去是一个什么人，是这一个缘故，他把自己醉在洋房和沙发中，似乎洋房和沙发命令他要沉醉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50年后重见这封信，金父已遗忘了写信的事，惟对“猛烈批评沈从文这一点”，记忆犹新。1997年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写信人会因这“记忆犹新”，想起些什么呢，是被批评者此后在艰难时世里的作为吗？是觉察到知人论世的一言难尽吗？是写信时已经缓缓渗透出来的新时代气息吗？是对自己性格和骨气屡经颠沛仍未丧失的一丝满意吗？ “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看清天空？/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听见人们哭泣？/要死多少人才会知道太多人已死去？/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答案在随风飘荡。”1967年，15岁的作者问48岁的父亲：“当年他为什么不做工，不做码头工人，不到炼钢厂做学徒，或者拉黄包车？如果这样，我家肯定不会多次被抄，就是安稳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成分了……”那天早晨，父亲穿着带补丁的中山装，戴上袖套，准备出门去打扫厕所。听完作者的问话，他定然看看作者，长久沉默后说：“我读的书还是少，爸爸的局限性……”2010年，这个当年觉得自己读书少的老人，写了如下笔记：“如今暮年默想，方知读书的难处，人生短暂，读不完那么多书，何况，书未必有真理。”时间过得真快，眨眼就是四五十年，这个在不同时代里翻滚过的老人，又有对自己的经历寡言的习惯，他内心想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作者看来，父母那一代“祸患踵至，幽明互映，是这代人‘不胜扼腕’运命的寻常……”那些平常或不平常的人间事，那些普通或不普通人的喜怒哀惧如积藓残碑，在漫漶中绵延出命运线索，草蛇灰线，却也不绝如缕，空白间渗透着说者与听者的情意。有了这辗转代际，甚至是更多人能读出来的情义，即便是身历劫难，欲说还休，仍可以有人世的临风起兴，如书中父亲写的那样：“初夏的风，吹进了我的窗子，竹帘洒下淡淡的阳光，我搁笔沉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