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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之眼，既是回望之眼、正义之眼，又是未来之眼、和平之眼。从它深重的目光里所映射出的，是情感、是信念，是磅礴的力量，是对过去的认同和对未来的承担，是一个民族脊梁的硬度，是一个泱泱大国文化自信的雄浑充沛与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 战争和灾难，两个重似千钧的词语，当它们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正是考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脊梁硬度的时候。 1938年2月18日至1944年12月19日，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零10个月的战略轰炸。一座鲜活的城就此满目疮痍。在那些令人震惊、愤怒的数字和描述里，既堆积着敌人的野蛮、残酷和疯狂，同时也记录了无数重庆同胞的尸骨、血泪和他们殊死抵抗、捍卫家园的信念和力量。 一座城，及至一个民族。 我们不难想象，这仅仅是中华儿女在抵抗外敌入侵时所经历的重大磨难的一部分。但我们却很难想象，在史料所能铭记的沉痛背后作为个体的人的死与生；很难想象，在防空警报连响7日、大火连烧3天的极端恐惧之下，我们的同胞如何用生命描写“愈炸愈勇”的标语，拉开“雾季公演”的帷幕，并向前线输送数以百万计的抗日力量；更难想象，时隔多年后，当受害者和遗属正式起诉日本政府时，踏入的又是怎样一个更加旷日持久的战场。 这些疑问，范稳在新作《重庆之眼》中一一予以作答。 小说开篇写道：“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是历史的证言；我们死去，证言留下。”这一序言，振聋发聩地向世人宣告，这是一部关乎国家民族脊梁硬度的分量之书。 钩沉历史 面向未来 《重庆之眼》由两条并行的线索交汇而成。一条线索是对历史上重庆大轰炸中灾难性事件的回望，包括“五三”“五四”大轰炸、“八一九”大轰炸、“六五”隧道惨案等，三位主人公的命运纠葛沉浮于其中，人生际遇的悲情与豪迈尤其令人唏嘘喟叹。另一条线索则追光于对日索赔原告团的步伐，在多方力量百折不回的尝试与努力中，呈现的是无所畏惧、抗争到底的民族精神的延续，以及正义和正声对于弱化战争暴行、掩盖历史真相的丑陋行径的反思与痛斥。 一面是钩沉历史，另一面是审视现实、面向未来。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最终完成了对抗日战争中重庆大轰炸惨案震荡至今的全景式描写。小说一再提醒我们，尽管距离那样的时空已经过去70余年，硝烟已灭，哀号已寂，但历史并没有断绝，而是沿着苦难和希望栉风沐雨，持续前行着。我们此时此刻所缅怀的并非史书里遥遥相望、无可触及的对岸，我们所缅怀的恰恰是我们的来处，而整个民族的前途与方向，早已深刻地寓于其中。 《重庆之眼》以浓郁的爱国主义为底色。无论是赛龙舟、演话剧，还是大隧道惨案以及最后的审判，在小说中任何一个重要的时间和事件结点上，作者所看重并着力表现的都不是愤懑悲伤，而是一个古老而日新的民族藐视一切苦难，在任何挫折和损毁面前都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硬气与正气。小说里，无数凝结着民族血性和士气的细节，在救亡图存的集结号角下，从不同的角落喷涌而出，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紧咬的牙关和眼眶中因焦灼而近乎干涸的泪水。 敌机刚刚飞走不到半小时，消防队和防护团的人们还在救火、救伤员、拉尸体。有伤亡的家庭还在哭泣，幸存的店铺就已摆出热气腾腾的稀饭、小面、抄手。从防空洞里钻出来的人们，该做啥子还做啥子。街灯炸坏了，临街的住户就将一盏盏煤气灯摆在门口，为行人照路。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齐泽克关于前南斯拉夫时代萨拉热窝被围困时的描述：迪斯科舞厅还在正常营业，尽管可以听到背景中的爆炸声，一位老职员每天照常去上班，但必须在某个十字路口加快脚步，因为狙击手就埋伏在附近的山上。相比之下，小说中的人们无疑走得更远——无论是世代居于山城，还是被密布的战云驱逐至此，在面对漫天的枪林弹雨时，他们的所思所想几乎一致：不仅要生存，更要生活，不仅要活得勇敢，更要活出体面和尊严。于是在龙舟赛上，赵五爷迎着炸弹以旗为枪；剧院被炸没了，演员们就在一旁的简易舞台上继续念唱；敌机轰炸过后，阔太太们从防空洞里袅袅走出，戏哂道：“女人家的牌局也来炸，真是上不了台面的。” 我们深深知道，永远没人能喊得回那些在龙舟上奋力划桨的远去背影，有些幽默的话也只有在当时的情境中才说得出、读得懂。正是在这样的细节里，结结实实地生长出了被战争和灾难包围着的城与人，生长出了生命的坚韧和一个民族的气概与风范。也正是在这样的细节里，我们读出了历史的必然性。这必然，与史实层面的因果链条或内在规律无关，而是被一种牢不可破的信念，一种对于希望必将战胜阴霾的磐石般的信仰所标识。在这里，义无反顾、胸有成竹的，并非结局，而是人心。 “这样的战争，日本是打不赢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