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辞世。2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怀念他。他的一生，没有大起大落，更多的是细水长流，随遇而安。近年来，我埋头于新版《汪曾祺全集》的编辑工作，终日流连于他那充满抒情气息的美文之中，颇有获益。
    汪曾祺的1980年
    对汪曾祺而言，1980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的年份。较之“文革”结束之后的最初那几年，汪曾祺那年的心境要好得多。生活又一次归于平静，于是他也有了重新拿起笔来的冲动。
    当年1月，他创作短篇小说《塞下人物记》，后发表在《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1980年第9期。3月，他的60岁生日，当月创作小说《黄油烙饼》。5月，重写小说《异秉》，文末写着“一九四八年旧稿，一九八零年五月二十日重写”。除此之外，汪曾祺还写了《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与友人谈沈从文》《果园杂记》《裘盛戎二三事》等散文作品。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似乎都为《受戒》的“横空出世”做着铺垫。
    《受戒》完成于1980年8月12日。一开始，只是在北京京剧团内部传阅，汪曾祺的同事杨毓珉读了之后感觉“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在北京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杨毓珉说起最近他们单位有人写了一篇“味道十分迷人”的小说。这番话恰巧被当时《北京文学》的负责人李清泉听到，于是李清泉委托杨毓珉请作者把稿子寄到编辑部。散会后， 回到单位的李清泉还不放心，特意叮嘱了《北京文学》小说组的同事。过了一段时间，汪曾祺把《受戒》寄到《北京文学》，并随附了一纸短笺，其中写道：发表它是要胆量的。面对这样一部“味道十分迷人”的作品，李清泉“手里拿着《受戒》也不是不认真端详，无奈正面看，反面看，斜侧着看，怎么也产生不出政治联想，看不出政治冒犯，反而觉得这回鼓足了胆量也白扯”（《关于〈受戒〉种种》，《北京文学》1987年第9期）。凭着“艺术的胆量”，李清泉毫不犹豫地签发了《受戒》。作为《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小说专号”之一篇，《受戒》甫一面世，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正如汪曾祺所言“《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80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这样一部独特的作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绝对让人眼前一亮。于是，《受戒》的成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最终，《受戒》荣获《北京文学》当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奖，汪曾祺也开始被广大读者所熟知。
    正如李清泉所言：“《受戒》又有点像投石问路，心地踏实了，才好照着他认定的路子继续翱翔。”《受戒》发表之后的种种赞誉进一步激励了汪曾祺，“老夫聊发少年狂”，汪曾祺的创作才能喷薄而出，《岁寒三友》《大淖记事》《故里三陈》等脍炙人口的名篇接连问世，一个被埋没了多年的作家最终浮出了历史的地表。
    西南联大的“肄业生”
    《受戒》的发表，离不开李清泉的慧眼与胆识。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杨毓珉的功劳。正是他的“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的那番话引起了李清泉的极大兴趣，间接促成了《受戒》的面世。
    杨毓珉是汪曾祺西南联大的同学，两人一生交好。汪曾祺曾替杨毓珉写过一篇读书报告《黑罂粟花——李贺诗歌编读后》，对唐朝诗人李贺有极其精彩的分析，文中写道：“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百花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当时，汪曾祺才20多岁，但透过这篇短文便可见其文学才华。据云，闻一多读了这篇读书报告，大为赞赏，直呼：比汪曾祺写得好。殊不知，这其实就是出自汪曾祺之手。
    1939年，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自此在这所著名大学待了五年，直到1944年“肄业”。后又在昆明教书两年，正如汪曾祺所言“七载云烟”。谈及西南联大，汪曾祺是充满感情的，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他写道：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因此，西南联大在汪曾祺的文学生涯乃至生命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当年，去昆明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一条是海路。闻一多就是从北平经陆路到的昆明。与闻一多不同，汪曾祺是走海路经上海、香港、越南入昆明的。西南联大校风清明，提倡自由民主，中文系比别的系更自由，这给汪曾祺提供了丰厚的文学土壤。大学五年，除了沈从文的课，汪曾祺没怎么认真上过课，大把的时间用来泡图书馆、茶馆。看翻译小说，读纪德、萨特、伍尔夫、阿索林、普鲁斯特，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创作了《复仇》《小学校的钟声》等，但是并不很成功。除了泡图书馆，汪曾祺的另一乐事就是泡茶馆。写于1984年的《泡茶馆》一文，详细描述了汪曾祺在昆明泡茶馆的经历。文章结尾写到：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答曰：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学生上茶馆，并不是穷泡，除了瞎聊，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读书的；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我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发生兴趣，都想了解了解，跟泡茶馆有一定关系。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当时的汪曾祺正值青年，洒脱不羁，除了泡茶馆、图书馆，以及迫不得已地“跑警报”之外，更喜欢漫无目的地散步聊天。昆明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都入过他的眼，昆明的风、昆明的雨都令他动情。多年以后他曾写过“昆明忆旧”系列散文，共8篇，写尽了昆明的美。《昆明的雨》中，他写道：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翠湖公园是汪曾祺经常去“遛”的地方。对翠湖，汪曾祺是饱含真情的。翠湖是昆明的眼睛，那里流淌着他的青春记忆：“除了到昆明图书馆看书，喝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到翠湖去‘穷遛’。这‘穷遛’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名一钱地遛，一是无穷无尽地遛。‘园日涉以成趣’，我们遛翠湖没有个够的时候。尤其是晚上，踏着斑驳的月光树影，可以在湖边一遛遛好几圈。一面走，一面海阔天空，高谈阔论。我们那时都是二十岁上下的人，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可说，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呢？我现在一句都记不得了！”
    何兆武回忆当时的“小青年”汪曾祺：“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上学记》增订版第126页）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在经过五年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淬炼之后才得以脱胎换骨、展翅高飞，没有西南联大的滋养，就没有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汪曾祺。
    此处，需要提及汪曾祺的“肄业”之事。西南联大学制四年，汪曾祺却读了五年，而且最终也只是肄业。原因何在？细究起来，原因有二：英语和体育不合格、拒服兵役。汪曾祺原本1943年毕业，但是因为英语和体育不合格无法毕业。汪曾祺“大一英文是连滚带爬，凑合着及格的”。大二英文期末考试，睡过了头，缺考，因此成绩零分。体育，则是汪曾祺的另一心病。他没有遗传父亲强健的体魄，体育一直不好。这两项导致汪曾祺只能又读一年，补修课程。1944年，国民政府征调西南联大毕业生到美军担任随军翻译员，否则不予毕业。汪曾祺未参加应征体检，因此最终只得以“肄业生”身份离开西南联大。这一身份，或许对汪曾祺后来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困扰，但不妨碍汪曾祺最终成为一代文学大家。试想，当年汪曾祺应征入伍，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还会是现在的汪曾祺吗？
    与沈从文一生的“师生情”
    高二时，汪曾祺曾跟随祖父、父亲在一个小庵里避难，一住就是半年。当时，汪曾祺已着手准备考大学，当时他随身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足见沈从文对汪曾祺有多大的吸引力。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上课上得比较勤的就数沈从文的课，其次是闻一多和朱自清的课。沈从文其实不太会讲课，声音很小，而且带湘西口音，别人大多听不懂。更重要的是，沈从文讲课没有讲义，不系统，全是即兴漫谈。不过，沈从文有小说创作的丰富经验，他交给汪曾祺的最重要的一条：要贴着人物来写。而且，他讲授的写作课，更注重实际写作，并身体力行地帮着学生修改，并积极推荐到报刊发表。对汪曾祺，沈从文是极其赞许，不吝溢美之词，直言汪曾祺“比我写得好”。1941年2月3日，沈从文在写给施蛰存的信中提及汪曾祺，有着极大的期许：“……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好的几个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汪曾祺早期的很多作品，都是经沈从文之手才得以面世的，如《卦摊》《膝行的人引》等。汪曾祺曾写过一篇《葡萄上的轻粉》，通篇对话，一看便是模仿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习作。沈从文读了，认为是“两个聪明的脑袋在打架”，建议汪曾祺修改并加以举荐，最终此文发表在1944年5月18日《民国日报》。
    西南联大结束后，沈从文对汪曾祺也是多有照顾。1946年秋汪曾祺离昆赴沪，一时没有着落，沈从文请李健吾帮忙，给汪曾祺在一个私立中学谋得一教职。后来，汪曾祺过得不如意，有段时间很消极，沈从文写信鼓励他，说：你怕什么，你手中不是还有一支笔嘛。1947年2月初，沈从文致函李霖灿、李晨岚等朋友，积极推介汪曾祺：“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他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至于汪曾祺初到北平，失业半年，也是沈从文的引荐才得以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在北京京剧团工作，沈从文还是为汪曾祺抱不平，1962年10月15日，沈从文在给朋友程应镠的信中写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想想当时沈从文自己的处境，可见沈从文对汪曾祺是用心良苦。
    汪曾祺与沈从文之间是亦师亦友，汪曾祺十分感念沈从文对他的赏识与提携。据目前可见史料，汪曾祺散文中写沈从文的篇什是最多的。1980年，除了创作了《受戒》等小说之外，汪曾祺还写了《与友人谈沈从文》《沈从文和他的〈边城〉》两篇文章向读者介绍自己的恩师。后来，他写了大量的评介沈从文的散文。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第二天，汪曾祺应《中国时报》之邀写了一篇短文《淡泊的消逝——悼吾师沈从文先生》，文笔素朴，但从中仍能读出不平之气。文末写道：“他的作品在海内外已经产生越来越卓著，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我们能够无视于这样的事实？‘盖棺事则已’，什么时候能够给沈从文一个公正的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正确的位置！”16天后，汪曾祺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悼念文章《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文中写自己送别沈从文时的一幕：“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汪曾祺去世的前一个月，梦见了沈从文：“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着。”（《梦见沈从文先生》）一个月后，同样在5月，汪曾祺追随沈从文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共续师生情谊。
    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在文坛走红之后，在鲁迅文学院的一次演讲中他回答别人的提问，认为自己在文学史处于什么位置。他答道：自己不是文学的主流，只是一个文体家。多么谦逊的答案。这就是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