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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老师中，令我难忘的是张敬斋老师。 张老师是我初小的老师，即一年级至四年级的老师，教我们语文、音乐、美术和体育。 难忘张老师的微笑。1947年，张老师刚到我们山东省莱阳县徐家夼初级小学时，不过十八九岁。瘦高挑儿，大眼睛，尖下颏，留着大分头，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他目光敏锐、亲切、热情，总是笑着和我们说话。四年中，我只见他发过一次脾气。升入四年级时，班长“执法过度”，上自习课时推搡了一位同学，张老师批评时，班长涨红了脸，犟了一句，张老师斥责道：“你身为班长，怎么可以这样呢？”班长没再吭声，张老师也就没再说什么。片刻后，张老师叹了口气，拍拍班长的肩，转身走了。四年，我只见张老师发过这一次短暂的脾气；四年，微笑只离开过他的脸五分钟。 难忘张老师教我们写字。张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柳体字，还能写美术字。升入三年级，我们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是写字课。先是“仿”——张老师给每个人写一张字，每张12个，让我们把纸蒙在上面描。也不过描三四次吧，老师写的字就被洇模糊了。张老师就再给我们写一张。张老师不厌其烦地写，我们不厌其烦地描，一描描了一年。升入四年级，开始“临帖”——每天照着字帖写12个字。张老师喜欢柳体，我们临的都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帖》。一临又是一年。 写得好的字，张老师则画个红圈，特别好的，画双圈。我们每天为“红圈”而奋斗。作为孩子，学习动力就是这么简单。我的写字兴趣是被张老师的“红圈”激发出来的。张老师的“红圈”吸引我步入书法艺术的殿堂。至今，我还能回味出儿时研墨散发出来的墨香，“非人磨墨磨墨人”。且不说写字的过程让我获得的其他养分，在我的生活里，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我至少多了一方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无论是欣赏古今书法家的作品，还是自己挥毫泼墨，都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这种感觉不可言喻。这也是我当了老师后，之所以重视写字、希望学生能写一手好字的原因。 说到红圈圈，又想起了张老师在我作文簿上画的一条条红色波浪线。那醒目的波浪线，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张老师很重视作文教学，每周一篇，我们用小楷笔竖写。张老师用朱笔批改，有眉批，有总批。老师用毛笔画的竖波浪线一顿一顿的，非常好看。有时几乎画满了全篇。如果说，我的写字兴趣是被张老师的红圈圈激发出来的，那么，我的作文兴趣则是被张老师的红波浪线激发出来的。我当了老师后，深知波浪线的作用，也就从不吝啬红墨水了。 一年放寒假前，张老师为考试成绩好的同学画奖状（给多少同学画，记不清了），我的奖状上画了一只蹲在树枝上展翅欲飞的小鸟，然后写了一句勉励的话。我回到家就临摹那只小鸟，居然画得很像。没想到，从此竟喜欢画画了。那时的美术课没有教材，张老师叫大家“随便画”。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越画越爱画。那时没有家庭作业，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用来画画和拉京胡了。而今，我们的学生有多少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有选择地学习？没有兴趣的学习叫“应付”。被动学习很难出天才。 没有艺术的教育，是残缺的教育。艺术教育也不只是教唱歌，教画画儿。 那时农村条件差，学校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操场。张老师亲自为我们挖了一个大沙坑。体育课上，张老师教我们跳高、跳远。至今，张老师那“剪式跳高”的身影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课间，沙坑成了男生的摔跤场。张老师常常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有时还教我们一手。我的摔跤本领就是在沙坑里、在富水河畔的沙滩里练出来的。“文革”时，有个到小学“造反”的大块头儿中学生，挥着拳头向我冲来，被我撂倒在校门口。那男生像《水浒传》里的“洪教头”似的爬起来，头也不抬，悻悻地走了。 就我所知，那时农村小学没有体育课，张老师是凭着他的直觉和爱好，自己“开发”的。 我和同学津津乐道的，还有张老师带领我们游泳、给梨树掐花、慰问军属、拾粪等活动。 说到“拾粪”，现在还脸红。“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升入四年级，张老师要求我们每天早晨背着粪箕拾粪（即牲畜的粪便），然后背到学校，在校门口一字儿摆开“展览”。晨读后，再把粪背回家（那时我们每天先到校晨读，晨读后回家吃早饭，饭后再回校上课）。一年中，我只拾到过一次牛粪，其余的，都是挖河里的淤泥充数。张老师说：“淤泥也是好肥！” 什么是教育？教育不是“叫育”，也不只是教书；课堂也不只是在学校里。 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就是教师素质的教育。即教师有什么样的素质，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张老师是凭着他的品格、热情、认识、直觉和悟性来从事教育的。我断定张老师那时没有系统学习过教育学、心理学，更不知何谓“素质教育”，他是凭着他出众的才华、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爱好从事教育并影响着他的学生的。 非常庆幸，在我刚跨进校门的时候，遇到了张敬斋老师。张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本文选自《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我的为师之道》，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 《中国教育报》2016年9月9日第8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