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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知识分子与士大夫精神 小说中还有另一条线索，就是房国春的抗争之路。他先是被村民哄抬出来挑战村支书一家，而后演变成为自己的诉求上访，又被别的上访户鼓动，他的后半生都是在不断的上访和抗争中度过的。从历史的渊源来看，上访现象中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带有中国古代权力结构的历史痕迹，反映的是民众对公平世界的一种愿望：寄希望于包公式的青天大老爷或上达天听以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和不公正现象。小说中房国春的上访就带有这样的想象。但最终问题的解决却必须依靠低一级的权力机构(如县乡政府)。房国春看不到这点，他的失败不可避免。另外，房国春的悲剧性处境还在于，他的反抗和上访这一“能指”缺乏一个明确而稳定的“所指”，其对象不断变化，“上告的对象越来越多，告状的雪球越滚越大。同时，他从反面获得了继续上访的新的动力，下面的官僚们这么不讲理，不上访真不行啊，不上访真的对不起党啊！”至此，他的上访就不再仅仅是为了现实诉求或利益，而逐渐演变为一种姿态和仪式。这与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和贾平凹《带灯》等小说中主人公的上访截然不同，而带有一种“后寓言写作”的倾向。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房国春身上存在着的古代士大夫的思想。在古代，士大夫阶层是国家权力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兼济天下的思想是内在于他们群体存在的抽象，其天下并不指向具体的个人：天下并非天下人的天下，而只是儒家构想中的天下。房国春则不同。他作为一名教师，是现代社会分工中的专业知识分子。就现代性的社会分工而言，人们往往只能各司其职，各务其本。他的悲剧正在于时代的错位及其身份认同的混乱。他以古代士大夫的人生信条加之于现代社会分工下的庞大而严密的技术社会，其悲剧不可避免。但问题是，房国春为什么这样固执？显然，他的固执背后是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传统在起作用：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孤傲、自命不凡和精神上的优越感使他挺身而出，以身对抗现实。他自认为可以为村民代言、为苍生立命，但其实是充当了村民权力斗争的工具而不自知。他被一种虚妄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支配，既不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也缺少真正认识现实的勇气。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失败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也是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困境，是知识分子传统面对现实失去阐释、分析、判断能力的表现。小说以房国春的悲剧告诉我们，面对现实，知识分子首要做的不是批判或批判的姿态，更需要分析、阐释并提出自己的真正的问题。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针对现实提问题的能力，其存在的合法性其实是很可疑的。小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向我们提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现实位置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