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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异常让他有了警觉，他悄悄地来到他们窗外，一个男人的声音飘进他的耳朵，他顿时惊住了。他屏声静气地把耳朵贴在窗户上，那声音便清晰了，很熟悉。他一时想不起是谁，只听那人说：都收拾好了，叫他们几个起床吧。他终于听清是谁了，“老败子”疯狂地举起铁锹，朝窗户砸去。可是铁锹并没有落在窗户上，而是无声地落在地上。他突然明白这对于他们老柳家来说是一场大变故，单靠他一人的力量不行，不能打草惊蛇。于是，“老败子”拿着铁锹敲开了我家的门。他敲我家的门是让我母亲先看着聋婶和瓦匠，别让他们跑了。 我母亲听他说完，惊诧不已。我家和他们虽然一墙之隔，却不是一个姓。我母亲倒是经常帮他们的忙，可是，这种事儿，对于外姓人家，实在是“狗拿耗子”。再说，天这么黑，我母亲一人怎么能看住他们？我母亲说，你赶紧去找队长，我一个人拉也拉不住。我先在家里候着你们，惊动了他们，跑得更快。我母亲探出门口，往梅家院里望了望，又回屋吹灯和衣躺下。 “老败子”磕磕绊绊地去了队长家，因为天黑，加上气急攻心，不停地摔跤，到了队长家已经摔得不成样子了。他叫醒了队长，队长嘟嘟囔囔穿好衣服，又叫了梅家近门的几个人。因为是冬天，天还没亮，大家都想在热腾腾的被窝多眯一会儿，听到喊声，磨磨蹭蹭，骂骂咧咧地半天才穿好衣服。 “老败子”在外边等得七窍生烟，队长也万分火急，终于把那些懒懒散散的家伙集中在一起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听了队长的话，一扫起床时的慵懒，士气渐高，义愤填膺，人们急急忙忙地朝梅家奔去，路上，“老败子”又被一块小砖头绊倒，磕破了嘴唇。若是在平常，这些人一定会取笑他。可这时的他们，如衔枚疾走的士兵，神秘而肃穆，没有一个出声的。“老败子”迅速爬起，跑步跟上。 当一帮人赶到梅家时，院子里已经人去屋空，整个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一丝活口都没有留下。看来，这绝不是一个仓促的行动，而是早有预谋的。“老败子”对着梅家的压水井，狠狠地踢了一脚，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声娘，转脸问队长：咋办啊？ 队长说，咋办？你早干啥去了？撵去啊！ 队长让“老败子”叫上我母亲，快马加鞭地追了过去。 那时候，交通工具就是架子车。聋婶他们的衣服、被褥、粮食、瓶瓶罐罐、一只羊、三只鸡、四个孩子都在架子车上。车子的前后用木棍摽着，比原本车身长了一倍，明显超载，所以走得很慢。队长领着一班子人火速赶上他们时，才走了两里多路。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老败子”见了瓦匠就打，而我母亲则苦苦地劝聋婶留下。队长明着劝架，实际是帮着”老败子”打瓦匠，虽然队长跟瓦匠关系不错，虽然队长也不太喜欢“老败子”，但是，瓦匠毕竟是外人，把本村的妇女拐走了，队长还是立场坚定地站在 “老败子”一边。其他的人也都帮着“老败子”打瓦匠。眼看要出人命，聋婶便扑在瓦匠身上，替瓦匠遮挡拳脚。孩子们看着打成一团的大人，傻愣着站在一旁，见母亲挨打，才都扑上去哭做一团。孩子们一哭，大人们便住了手。 接下来就是谈判，最后的结果是家当和男孩子留下，聋婶和瓦匠带着梅走。“老败子”不愿留梅，因为梅是个女孩，而且是瓦匠的女儿。 那会儿，这种事儿在我们村里算是件大事，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全村人都在说他们家的事儿，说那女人(聋婶)又怀孕了，瓦匠才把他们接走的。还有的说，瓦匠想接他们回去分地。大多数人说，这女人真不要脸，孩子都恁大了，还走那一步。走那一步就走吧，还把孩子都带走，想让姓柳的根儿改姓啊？ 梅和她母亲走了，相当一段时间，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在自家门口玩儿。梅的三个哥哥过着没爹没娘的日子，整天不着家。偶尔，我母亲做些好吃的，会送他们一些或者喊他们一起来吃。村里人对他们母亲的谴责和对他们的同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依旧麻木地生活在遗弃里。“老败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们夺回来，却对他们不管不问，他自顾不暇。 梅和她妈离开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家的很多事儿都是我母亲帮着料理，比如相媳妇、定媒、娶亲之类的。我懵懵懂懂，自顾自地疯玩，觉得一切都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只是不明白，村里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翻来倒去地说他们家的事儿。 毕竟梅的哥哥们还在，这是聋婶和我们村永远无法割断的联系。因为对孩子的牵挂，聋婶带着梅，偶尔会回来住上一阵子。梅的哥哥们对母亲和妹妹并没有什么期盼，来与去都随她们，只是她们回来，有人做饭洗衣而已，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家的感觉。 可是，她们每次回来，就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在村里激起不断的涟漪。梅一回来，我也很兴奋，主要是有了玩伴。因为梅的关系，渐渐地，我对村里那些议论多少有些关注，似乎能拼凑起关于聋婶的一个故事轮廓。 聋婶早年丧夫，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和她的瞎婆婆、一个大伯子哥和大伯子哥惟一的女儿住在一起。她婆婆、大伯子哥及女儿住在西边的两间屋子里，一个锅吃饭；聋婶和三个儿子住在东边的两间屋子里，一个锅吃饭。这样，等于一个院里住着他们两家人。我家住在他们大院的西边，小时候，我常觉得隔壁的院子很大很神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