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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作家谷运龙的长篇小说《灿若桃花》，是一部描写只有30多万人口的本民族现当代生活的作品，在当下茂密的长篇小说之林中，有其引人注目的独特风姿。 《灿若桃花》的叙事自新中国成立前夕起始，一直到新世纪的当下，时间跨度大半个世纪。这个时段的中国，发生过多少历史性的大事件，真是难以计数。即使是僻远的川西羌族地区，也定然上演过许多重大的人间悲喜剧。但《灿若桃花》对民国时期只用一章(第一章)来交代，在选材上主要紧扣“文革”及新时期改革开放在羌族地区引发的震荡、碰撞和剧变，展现羌族当代生活画卷，演绎川西羌族同胞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更抒发着作者对当代历史和现实的批判与忧思。 作为一位羌族作家，谷运龙在这部小说里满足了读者对羌族这个人口不多的民族风情习俗了解更多的愿望。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作为民族的代言人有着自觉的责任和意识。小说头章第一节，桃花寨老地主娶三姨太阿姝，婚礼场面的描写极富民族特色，表现的是羌族特有的民间风俗。在随后展开的故事情节中，羌族的生活习惯、语言特点、谚语民谣、丧葬仪式等等，都有生动的呈现。在人物塑造方面，既有普通的村民百姓，也有党政干部、企业家、银行家、商人等等，较为全面地表现了当代羌族生活和生活中的各色人物，这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读者的阅读都是一种极强的吸引力。 但这部小说又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叙事，它的主题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本民族的囿限，而是具有更普遍的社会与人性的蕴涵和意义。首先是对“文革”和极左路线的批判。应该说，批判“文革”和极左的文学作品已经不少，《灿若桃花》不是开风气之先，然而，这部小说批判的视角与所达到的深度，却是十分罕见的。作者并不从理论上、政治上对“文革”和极左进行正面的批判，它是从人性的视角，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来揭示“文革”和极左的罪孽，尤其是揭示心灵创伤。曾经当过老地主长工和保镖的天宝与妻子巧珍生的儿子地宝，看上了老地主和三姨太阿姝的女儿小姝，但小姝实际上是天宝和阿姝偷情所生，所以两人都极力反对地宝向小姝求婚，但又不好明言真正的原因。而求婚不成的地宝，因爱生恨，在“文革”中受到造反派重用的地宝，恨意充分释放，兽性大发，变成了以拷打和折磨包括阿姝母女在内的“革命对象”为快意的残忍打手。作品对地宝等造反派暴打和侮辱人情形的描写颇为惊心动魄，令人发指。“文革”暴虐如此深入一个偏僻的羌族村寨，并将原本善良的百姓，改造为凶狠的暴徒；将原本正常的人性，异变为可怖的兽性。 小说对“文革”的批判并未于此止步，而是以更多的笔墨，书写“文革”武斗给加害者和受害者都造成的心灵阴翳和创伤。从狂乱中醒来的地宝，突然发现了自己成为无人理睬、人人憎恶的孤家寡人，他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快乐和彻底丧失了激情的人。而曾被地宝们摧残和凌辱的二先生，尽管成为了一个亿万身家的富翁，却仍怀有复仇的心态而不能自拔。更为惊心的是，“文革”种下的仇和恨还延续到下两代人。这部小说批判的矛头，还指向当下社会的拜金风气，通过地宝的大女儿宝殊这一人物设置，向读者昭示了“金钱使人疯狂”的世相。但这一方面的批判比起作品的“文革”批判，较为肤浅和逊色。 《灿若桃花》还有另一重主题，即灵魂的救赎。这一层面的意义也是主要由对地宝这个人物的塑造来体现。从“文革”中醒悟后的地宝，获得了反思的能力。他把余生的意义，设定为赎罪的途程。心灵的觉醒，灵魂的忏悔，使他变得沉默寡言，使他乐于助人和自我牺牲，使他对苦和累乃至来自周围的白眼和仇视甘之如饴。然而，地宝的激情不再和逆来顺受也未尝不是一种自我救赎，因而亦可视为积极的自觉和自渡。此外，作品也描写了文星和小地这两个年轻的“80后”对自己的心结进行的剖析和清理，将灵魂救赎延展为几代人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重建。 这部小说还隐含着一种深沉的忧患。天宝家族因为情感和血缘的错乱而几乎是带着一种原罪，因而屡遭灾祸。在作品中，宝姝发疯，结尾宝姝的母亲小姝死去，而官寨在举行禹帝祭坛的奠基仪式时垮塌，天宝、阿姝、小地生死未卜……“灿若桃花”这一书名，来自阿姝、小姝、宝姝、小地这祖孙三代四个女人的惊世之美，还来自桃花寨之寨名。沉淀着历史与传统的一些事物和桃花般灿丽的一些生命的消逝，或许在作者的心目中，这就是民族艰难前行的代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