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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终人在》绵里藏针，不仅讲述了艰难的执政环境，同时也讲述了入仕做官的全部复杂性，它是一部书写大变革时代人间万象和世道人心的警世通言。它既是过去“官场小说”的终结者，也是书写历史大舞台主角隐秘人生和复杂人性的开启者。 周大新通过对欧阳万彤这个人物的塑造，同样表达了他用文学书写人生的新的理解。他的这一经验，既是中国的也是他个人的。 周大新长篇小说《曲终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的出现注定了它无可避免的引人注目：一方面，毁誉参半的官场小说风行了几十年，官场厚黑学和林林总总的不堪几乎应有尽有，官场在“官场文学”的讲述中，几乎就是一个关于肮脏和罪恶的大展馆，而且逐渐形成了写作潮流，或者是持久不衰的关于官场之恶的角逐或竞赛。在这样的格局中，周大新将用怎样的观念表达他对官场的理解，将用怎样的方式书写他看到或想象的官场？面对过去的官场小说，他是跟着说、接着说，还是另起一行独辟蹊径？另一方面，“反腐”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对那些惴惴不安的贪腐官员的如履薄冰、夜不能寐早已耳熟能详。这时，周大新将会用怎样的态度对待他要书写的历史大舞台上的主角——一个省级大员、“封疆大吏”？我们可以指认《曲终人在》确实是一部“官场小说”，但是，小说表达的关于欧阳万彤的隐秘人生与复杂人性，他的日常生活以及各种身份和关系，显然不是“官场小说”能够概括的。在我看来，这是一部面对今日中国的忧患之作，是一位政治家修齐治平的简史，是一位农家子弟的成长史和情感史，是一部面对现实的批判之作，也是主人公欧阳万彤捍卫灵魂尊严、隐忍挣扎的悲苦人生。 历史大舞台上的主角 应该说，在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中，欧阳万彤还不是一呼百应的主宰者或统治者，但他仍可被看作是历史大舞台上的主角之一，他毕竟是一个“封疆大吏”。欧阳万彤的前史，与那个性格执拗的乡村青年高加林极为相似，他有抱负，也可以说有野心，他也有一个类似巧珍一样俊美温婉名曰灵灵的未婚妻，当然他也像高加林一样未能与这个青梅竹马的乡下姑娘最终结为秦晋之好。不同的是，高加林决绝地抛弃了巧珍，而灵灵则是在欧阳万彤奶奶的“点拨”下主动放弃了婚约。欧阳万彤从小接受的是爷爷的教育——“一定要做官”。这个来自祖辈的教育对欧阳万彤的一生至关重要，它影响甚至奠定了欧阳万彤的人生理想和价值目标——不仅是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思想，同时更联系着爷爷“长长脸，换换门风，不受欺负”的生存哲学。因此，从读大学开始，欧阳万彤就为日后进入官场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不仅个人努力刻苦，同时也积极培养乡党魏昌山。魏昌山谈恋爱时欧阳万彤积极介入，并终于使魏昌山攀上了高枝，娶了一个部队高级干部的女儿。魏昌山后来在军界如鱼得水。欧阳万彤对成为将军的魏昌山的声色犬马、挥金如土多有不满，也曾以不同方式对其进行规劝，而魏昌山不仅不思反悔，反而心生怨恨以致反目成仇。让欧阳万彤始料不及的是，魏昌山最终成为军内大贪官。但是，欧阳万彤在危机时刻，也曾三次得到魏昌山及其岳父的帮助，使其在政界转危为安并终于成为一个“封疆大吏”，这倒也显示了欧阳万彤当年的眼光与谋略。因此，欧阳万彤在政坛中心掌控权力的同时，既受到了来自权力的掣肘，同时也得到了权力的泽被。 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万彤并不是利用这些关系以权谋私，他被撤职是冤枉的。魏昌山的岳父给更大的领导打电话，只是让他有机会澄清了自己；他从省委副书记升任省长，曾受到第二任妻子某些影响，魏昌山利用自己的关系，请一些“关健岗位上工作的朋友”帮忙，为欧阳万彤赢得了又一次的考核机会，也还了他一个清白，打消了组织对他的疑虑，而不是弄虚作假、违反原则。欧阳万彤的所作所为应该说非常谨慎，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他曾说：“我们这些走上仕途的人，在任乡、县级官员的时候，把为官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遇事为个人为家庭考虑得多一点，还勉强可以理解；在任地、厅、司、局、市一级的官员时，把为官作为一种光宗耀祖、个人成功的标志，还多少可以容忍；如果在任省、部一级官员时，仍然脱不开个人和家庭的束缚，仍然在想着为个人和家庭谋名谋利，想不到国家和民族，那就是一个罪人。”这番话未必多么冠冕堂皇，但是我们却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诚恳，或者这里隐含了无奈的“退一万步说”的“底线”承诺。也正因为如此，当妻子常小韫问他：“你当官这么多年，有没有做过使你感到良心特别过不去的事？”，欧阳万彤说：“我在良心上感到特别不安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让蔷薇进了监狱”，“另一件，是在我当县长时，因保护自己提拔的干部而导致了一对夫妇的自杀，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叫阮若的丈夫，我对不起他们，我一直在找他们遗下的女儿，想给那孩子一点帮助，可一直没能找到……”而阮若的女儿正是他现在的妻子常小韫。一个高级干部能够记得为官从政的缺憾，即便他无法弥补难以完美“收官”，也已实属不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