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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的习惯来说，所谓的乡土应该是乡村与土地，乡村与土地不仅在欧美文学史，也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始终是作家们所依靠的最主流的创作题材。 即使是鲁迅这样的作家，他的杂文中你看不见一个所谓的故乡，所谓的乡土，但在他的小说中你都能看见绍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史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甚至变成了一个真理，乡土是滋养一个作家最大的粮仓，从哪里出生的，然后以文字反哺做一次无论是精神的还乡，还是文字的还乡，来完成很多作家一生的创作，所以乡土在作家的创作中，是一个如此重要的词语。 比如莫言，如果没有想到高密的东北乡，莫言还存在吗？贾平凹如果不写陕南地区，他存在吗？我是说乡土文学当中的乡可以是乡村，但同时我始终认为从文学史和社会发展对应的呼应关系，我们首先在文学这一侧要做出一个反应，必须重新认识乡土文学当中的乡是什么？文学是什么？我现在比较倾向把乡土文学中的乡完全改成故乡，而不是乡村。 这个时代人口迁徙非常普遍，我的祖上也是迁徙的产物，我成了一个苏州人。虽然我身上流着的是农民的血，但从小我在城市的石板街上长大。苏州当地人认为不说苏州话和上海话的都是外地人。说苏北话的是最被人瞧不起的，因为苏北代表着贫穷、没文化、没教养。我的故乡处于苏南与苏北交界的扬中，恰好我老家的口音是偏苏北的，亲戚一来我最害怕亲戚大声说话，这样我就被当作了苏北人。从小对故乡通常人都有的某种自豪感，我是没有的，我是躲躲藏藏、畏畏缩缩的，就因为地域方面的歧视。 在一个人口流动的社会，故乡、故土对人的意义其实是会随着时间而流逝，每个人都位移，会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今天的农耕文明恐怕并不能支撑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所谓的传统乡村的美学概念已完全不能支撑一个人的身份，或者说不能支撑他所需要的文学的所有内容，所以必须重新定位、思考很多东西。 其实，真正在乡村的人不考虑文学。现在还留在农村的别说苏南地区，那基本上是城镇化的，就是在中国的纵深腹地，还生活在乡村的那些留守的老人等，有多少人在乎、考虑故土、乡土问题？恰好是我们这些远离乡土、土地的人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值得考虑。一方面我们允许到现在仍然可以习惯于依赖乡村作为最可怕的一种文学美学评判标准，仍然可以在依靠这么一个可靠的写作资源；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写作资源，怎么在这个时代下对它做出新的思考。我的感觉是每个人对乡土的概念其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回望的姿态，那个姿态有时会爆发出非常煽情的浪漫的“啊，故乡”。但故乡现在对很多人来说，它在生活中已经不具备多少意义，每个人都是在抛离、逃离的过程中，所以现在对乡土、故乡这些词，每个人应抱的姿态是回想，那片土地的清香和城市里的油烟、雾霾，真的构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冲突，但这个冲突是被目前的生活掩盖的，它显得非常纤弱微小，在哪里还存在？在哪里还可以挽留这样一个冲突？恰好是文学、写作，我觉得这仍然可以把乡土文学当中的乡字描述成乡村的想法，立足于我们仍然把乡土文学当中的乡当成故乡。 如果要让乡土两个字在文学创作中能够产生更大能量，让这个词更加经得起推敲，不能把乡土的乡改为故乡的乡，这是一种默认，似乎是每个作家总是跟乡村有关系，事实上不是每个作家的生活跟乡村一定会产生关系，对这么庞大可怕的文学资源的依赖，对每个作家都产生不同的意义。比如王安忆跟乡土有关系吗？用我的那套逻辑和理论没有关系，但乡土文学中，我把乡挪用为故乡，就一下子产生关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的写作几乎都有一片乡土，这就像印证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我在哪儿，什么就在哪儿”，在这个时代，我倾向于用这样的概念和姿态来认定一个作家与乡土的关系，那就是“我在哪儿，乡土就在哪儿”。它不是一个回望的姿势，不是一个站在千里之外来看产生这样的距离，这种距离产生的某种情感能量，让你去回忆缅怀。在这个时代，你从小生长的这块土地基本上会构成你现有的乡土，它仍然是足以支撑你的创作和眼力。 □苏童（本文为本报记者整理。作者系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代表作有《红粉》《妻妾成群》等。《黄雀记》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