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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红与张谷雨之间的关系，是小说很难处理的一个环节，而严歌苓写得很巧妙。万红捕捉到了张谷雨太多、太真切的生存细节，因此，张连长是不是植物人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吴医生代表着科学，万红代表着情感，当科学证实张谷雨已是不可逆的植物人状态，张谷雨的每一项生理反应和心理变化都是由万红坚定地叙述的，其实都是万红真实自我的一种投射。植物人不经意间成为她自我表达的媒介，他展示万红的知识、体验和价值。小说很机智，万红对张连长的情感，不是来自本人的告白，而是在万红的观测和猜测下，通过植物人张谷雨的肢体、情绪陈述出来。读者由此恍然大悟，她对这位张谷雨的感情，混合着崇拜、尊重和些许的爱慕。英雄主义在万红心里是平凡的、持久的，它没有壮丽的外衣，张谷雨就是容纳万红英雄信念的实体。她从小“深藏着一个梦想，长大嫁个小连长，在外勇猛粗鲁，在家多情如诗人。她将陪他从连长做起，做到营长，再到团长，她陪他去边疆，去前沿，最后看着他成为将军……假如他作战受伤，或残废了，那似乎更称她的心，她的万般柔情就更有了去处”。英雄与天使“相互为伴，心息相通”，互相依赖，融为一体。因此，从本质上看，万红舍弃不了张谷雨，无论在搬迁中还是山洪中，她都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把他守护住。他俩是居住在共同信念里的同一个人，如同《呼啸山庄》里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万红就是英雄的具象化、人格化。最终将虚妄转变为真相的按钮，是张谷雨按下的。如同“薛定谔的猫”，他的死亡彻底终结了万红、吴医生、秦政委、老院长、陈记者对植物人生死叠加态的争执与猜想。 万红这个洋溢着正能量的名字体现着时代的印记，她不仅是朝气蓬勃的，而且是心无杂念的。在小说呈现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红”对于中国，还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它象征着斗志与革命。万红的“红”首先是表象的，她年轻、美丽、充满激情，这抹红色，跳动在了无生气的56野战医院里。其次是内在的，她富有激情和理想，秉持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成为英雄主义的时代践行者。另外，万红完美，无怨无悔的奉献是她价值观的体现。当张谷雨真正死亡后，她收藏哀伤投入新的救援工作，保护更多的处于生死之间的生命是她恒定的精神寄托。万红最大的痛苦，不是失去了青春和爱情，而是每一个倾听对象都只从植物人故事中各取所需，而毫不理会她发现的“活着”，这暗示着社会对英雄主义的主动遗忘和自觉回避。2005年夏天，劳伦斯·吴回到美国，向父亲吴医生描述56野战医院所在川滇交界小城里女孩们的种种“垮掉”，这从侧面更加突显了万红人格在现时的珍贵。 小说还有很多细微但饶有意味的细节处理。56野战医院设立在一所被弃置的教堂，而它的最终拆除是因为还原教堂。教堂的砖瓦里浸润着信仰，医院是在信仰的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在十几年的光阴里，它享有英雄的光荣却也珍藏着英雄的信念。医院的拆迁彻底打碎了形式化的英雄主义，复原教堂更深层的意义或许来自信念的重建。 几度易稿后，在2015年，严歌苓通过《护士万红》，凝视与反思“英雄”的生命和“英雄”的行为，更是郑重地将英雄主义寄托在万红身上，等待它在当下的复活和持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