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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这天，绥江人在金沙江边为马帮设坛把酒，祭天拜地，举行了隆重而古老的出滇仪式。马锅头是藏族妇女格达娜，也是马帮中惟一的女性，她将绥江人敬献的祭酒一饮而尽，接过绥江人用红布包裹的浸着烈酒的一捧红土揣进怀里，带着云南人情系故土、心向祖国首都的情怀，率领浩浩荡荡的马帮跨过金沙江，北上京城。 他们以敢为人先、坚韧不拔的云南精神，以少数民族特有的毅力和粗犷豪放的气派，一路艰辛一路歌，续写了茶马古道上的壮丽诗篇，也谱写了我国民族文化、茶文化的新篇章。 这是说的当下，但在当时，对于通政史禀报的情况，深居皇宫、养尊处优的隆裕皇太后未必清楚。 对此，后来的绥江人却进行过认真的求证。 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赵旭良和职业中学的教师锺旭波是当地的两位史学专家，他们对此有过专门的考证。 10年前，他们曾到北京故宫考察过那些巨大的横梁顶柱，根据皇家文献记载，确为绥江所产的桢楠木。他们还在琉璃厂的后院里看到过两棵巨大的桢楠木圆木树干，上面写有“马湖府”(绥江境内)字样，现已成为故宫文物被保护起来。 至于清朝发行的铜币“乾隆通宝”来自绥江矿产铜锭所铸，却有一段悲壮的历史。 乾隆四十年(1775年)，装载进京铜锭之船，沿金沙江水道而下，途经副官村分县江段桧溪大汉漕滩时不幸翻沉，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京铜事件”。 那还得了？副官分县铜矿盛产的优质铜锭是皇家造币的原料。朝廷龙颜大怒，责成副官分县的老百姓分摊赔付。本来，生活在大山僻壤的老百姓已很艰难，哪有能力赔付得起皇家千金之贵？朝廷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据《绥江县志》记载，第17任县丞朱朴因“打捞拖累，无力赔偿，投江自尽”。 至今在绥江，人们大都晓得朱朴这条汉子，敢于担当，以死抗争，是一个充满悲情的历史人物。 但是，对于装载京铜的那条沉没的货船，很少有人晓得，因为“京铜事件”，一个当地的航运家族在一夜之间消失了。这段无人知晓的悲壮史，却被尘封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 然而，朝中达贵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地方官吏们不得不想个馊主意。出事的地点原来就是永善县所辖，即议定将副官分县所辖桧溪十地改由正县永善所属，沉船所失，由永善县代赔。 于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云南省宪章将桧溪十地划归正县永善，永善连连喊冤，屡屡上奏。 大概是道台、知府为了安抚永善，又和了个稀泥，称此后桧溪江段所发生沉船事故与副官村分县无关，但已损失之京铜折合1180两仍责令副官分县赔偿，又把球踢了回来。 副官分县既失地又赔款，叫苦不迭，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副官分县的官绅们咽不下这口气，不断呈文上奏，既然如此，要求省宪将桧溪十地划回副官分县，独立设县。 但是，官司打了多年，球踢来踢去，“案牍盈尺”，桧溪则因“不能照案划归副官分县”，无从升格置县。 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划界委员修民传，曾任副官分县第89任县丞，为解决此争，“行至永城，坠马伤足，不能踏勘”。知县熊祖熙接报后只身赴永善，竟被“永绅以全力包围”，只得“以各仍管辖签押”。此案再度悬置。 副官村怎么就成了后娘养的？天高皇帝远，何处是苍天啊？老百姓发出哀叹。 副官村的臣民在被边缘化了的生命线上苦苦挣扎。 苦难的副官村虽然处境弱势，乡党绅士们却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和抗争精神，决心借这次大清王朝换代更主之机，争得个正县名分。昭通府也想借皇帝御旨为副官村分县升格正名，了结纷争。所以，就有了将副官村分县独设为“靖江县”的奏文。 辅佐小皇帝的隆裕皇太后不晓得这些背景，但闻通政史所奏，抬眼望望太和殿的雕梁画栋，想想后宫的舞榭歌台、满仓金银铜币，还有跟老佛爷分享的“品芋”，方感这个小小的地方为皇家出了不少力，做了不少贡献。 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皇帝也是如此。大清帝国，纵横千里，芸芸百官，何妨多一个区区县衙？隆裕皇太后心软了，问道： “何故取‘绥’之意？” 户部尚书禀报：《康熙大字典》释，“绥”字由“系”与“妥”组成，系者丝也，绳索也；妥表妥当，平安。两者合二为一，则是，有了绳索，人就稳妥了。因此，副官分县人以“绥江”二字命名，就是“用一根绳索将咆哮奔腾的金沙江系住，意为造福子民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