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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文学中的债务故事，很容易想到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要求借贷者安东尼偿还一磅人肉而成为贪婪、冷酷的放债者的代名词。当然，人身偿债是前现代的社会规则，今天的我们当然不能想象“一磅肉还债”的任何合理性，然而在现代社会，我们深知欠债、讨债、逃债等债务问题的复杂性，法律、经济、人情等等因素都涉及其中。 《空心人》讲了一个以情抵债的故事。几位信河街商人组成了一个互相扶持的朋友圈，他们时常聚会酬酢，有着兄弟般的手足情谊，在商场和生活中协作互助。小说中符合商人阶层和中产阶级情趣的城市文化符号俯拾即是，洋酒、富人高尔夫球赛、潜水、奢华酒会、华服美裳，不一而足。哲贵有意用平实不夸耀的叙述呈现了商人富豪阶层的日常生活，真正一派清雅富丽的气象。然而，男主人公“富二代”南雨绝不是潇洒放荡的富贵闲人，他毫无纨绔之气，相反有些自闭倾向——在与人交流时他不愿直视对方眼睛。面对心爱的女人和家族的约束，他比普通人更加迟疑、退缩、认命和束手就范。南雨深爱着鲁若娃，但是在两人的情感关系中南雨始终处于消极、被动和拒绝的位置，最终鲁若娃因债务危机，不得不堕胎嫁给替她还债的汤伯光。这篇小说写得最精彩的地方，大概要数结尾处南雨和鲁若娃的分别，在鲁若娃的婚礼上，南雨走上前轻轻拥抱她，在并不知情的朋友面前两人压抑着情感友好地分手。这样的结局对彼此心灵如此默契的两人来说，感情上确是难以估量的伤痛。但他们都能节制内心复杂丰富的感情，不改应有的庄敬自重，这并不容易做到。这是哲贵作为小说家的修为。 南雨与女性的关系可谓“爱无能”，这是哲贵偏爱的小说情爱模式。从古至今，对于女性的生物性占有成为中国男性攫取权势与金钱的变奏曲，这就使人的情感进入怪诞的异化状况，爱情这种生命本真的炽热景象被冷冰冰的名绳利锁所绑架。在这样的欲望怪圈下，人对爱情体验的质量要求是永远无法兑现的。这种悖论式的生存状况是中国名利场中的通病，成功者轻而易举获得数量超出常规的性爱体验，付出的代价是失去高尚而平等的情感交流的机会。这种社会丑陋伦理对男女双方同样不公正。哲贵有意使小说中的男性商人走出这个欲望的怪圈，他笔下的人物颇具情感无能和道德洁癖的倾向。在《空心人》中，商人巴特尔向朋友们说起一位车行老板在总统套房里让三位车模裸体捉麻雀，捉一只奖励3万元的轶事。富豪此类玩弄和物化女性的龌龊行为，并不让今天的读者感到十分吃惊，然而“巴特尔说完后，大家都没吭声”。不做声，显然是不认同——此处人物的沉默代表了小说家的厌恶。《卖酒人》里的史大为与三位推销红酒的维吾尔族姑娘相遇，来自边地纯净明丽的少女带着异质文化的风情与质朴天然的性情，滋润了史大为在信河街上磨砺得粗糙而疲倦的心灵，他不沾染一丝世故与欲念，不自觉地承担起几位维族姑娘的保护人角色。而讨债人林乃界更加典型，这位正直本分的商人几乎被商人角色所负载的种种压力所“阉割”。 《讨债人》是其中现实批判含量最重的一篇。坚守法律和道德底线的商人林乃界濒临破产，破产前他向税务所所长的妻子讨债不得，被逼无奈之下，用所长嫖娼的视频加以胁迫，才得到自己应得的合法债款。哲贵以朴素的白描手法和莫泊桑式出人意料的叙事急转，呈现了林所长受威胁前后由倨傲到谄媚的可悲形状。哲贵尖锐地批判了当下公权为私的腐败伦理下被扭曲的生命景观，同时，他让我们看到商人阶层在今天社会中的另一面，他们缺乏社会依托感，精神上处于孤立状态。今天，操纵商人命运的“看不见的手”，不仅来自亚当·斯密意指的市场作用力，还存在着另外一只手，来自那些公权私用玩忽职守的权力腐败者。在市场机制有待健全的当代中国，遵纪守法的商人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有时也不得不踏入法律的灰色地带，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在市场与权力的夹缝中，商人们的原始生命力和人格尊严几乎被阉割殆尽。 持续关注商人精神世界的哲贵对于当下文学图景无疑十分重要，然而，他并没有写出像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或纪德《伪币制造者》那样深宏博大的小说。他笔下的人物时有平面化和脸谱化倾向，虽然某一种脸谱化商人形象恰恰是他所反对的。我想，大凡伟大的作品都要求一种从人生深处体悟来的苦乐兼具的激情，而哲贵的小说还缺少这种激情。现代心理学拓宽了人类的内视领域，为许多传统道德缺陷的现象找到了生理与心理的原因。在此基础上，“理解”人性也获得了更加丰厚的内涵，含有更多的对于生命感性形式的肯定。同时现代心理学对于人类具有普遍反省的意义，所以现代作家对于人生的探索往往以自我反省为基础，他们对各种人性表征的理解又具有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多的平等意识。中国当代文学中缺少果敢昂扬之士，商业理念拓展了社会空间也在某种意义上重塑了中国人的性格，使他们变得更富进取精神。我们期待在哲贵的小说中发现更多丰富的新商人形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