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鑫 对话 毕飞宇：“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我很难聚焦” 文汇报：茅奖之后，你表现得比较低调，大家的期待很充足。你有压力吗？ 毕飞宇：我没有感受到外部的压力，但是创作本身的压力我能清晰地感受得到，你知道创作是有惯性的，创作的时间越长，它的惯性越大。这个惯性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对世界的认知方面的，一个是小说的修辞方面的，这两个方面都有可能让一个小说家处在不自觉的循环之中，形成惯性需要一个作家付出很大的努力，克服惯性同样需要作家付出很大的努力。以我个人来说，克服惯性更不容易，可以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文汇报：现实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何影响？ 毕飞宇：中国的变化远远超出了我的认知能力，中国的文化、大众心理、视觉呈现、日常心态，包括语言，全变了。举一个例子，每一次写完一个长篇我都要吃一惊：换了人间。最直接的一件事是我听不懂年轻人说话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渴望变化。可是，在日常生活里，从个体这个角度，我们又希望生活是安稳的，岁月静好的，不要让人一惊一乍的。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你的瞳孔很难聚焦。 文汇报：你的小说语言是如何形成的？ 毕飞宇：想想“五四”的那一代作家，他们真是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的写作不只是写作，还为后来的全民语言建立了一个范本，他们的文本影响了许多人使用现代白话文语言的方式。我还羡慕但丁，但丁之前，意大利人是用拉丁语写作的，一部《神曲》，意大利语就这样产生了。 我能告诉你的只有一件事，我会用我的语言去写作，我喜欢用我的语言去表达，仅此而已。 文汇报：最近不少作家都出版了小说阅读札记，比如格非的《博尔赫斯的面孔》，王安忆的《小说课堂》。你也在高校教课，有没有类似的计划？毕飞宇：我没有这个计划，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做这个事情的话，我可能会学金圣叹，出一个小说的点评本，也许我会点评《安娜·卡列宁娜》。托尔斯泰是独特的，他是马路中央的一棵大树，所有的汽车到了这里都要减速。我也可能选择《包法利夫人》，这是一本完美无缺的书。 文汇报：能不能试着分析你自己的作品《青衣》和《玉米》？ 毕飞宇：《青衣》是我35岁的那一年写的，带有我早期的冥想的气质。《青衣》虽然有它的现实性，可是主人公还是一个冥想的人，筱艳秋她自己吹了一个气球，把自己放在了里头，她要出来，或者说别人要想进去，那个气球就会炸掉。结果呢？那个气球没炸，她自己炸了。关于《玉米》，我不想分析，只想打一个比方，它的写作就像是田径中的110米栏。我个人认为110米栏是个困难的东西，为什么呢？为了速度，你就需要培养节奏，可是，节奏刚刚起来，一只栏就在你的面前了。你要跨过去，你只能破坏你原先的节奏，一落地，赶紧再找新的节奏，然后再破坏。如果你用100米的节奏去跨栏，你到不了终点，你会摔死的，如果你放弃节奏呢？那就不是跑步了，而是丑陋的跳高。我觉得《玉米》就是一个栏接一个栏，一个又一个小高潮，庆幸的是，我跑完了，没有被摔死。 文汇报：这么多年以来，关于写作，你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毕飞宇：我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总是和女性有关，我再说一遍，我描写女性比较多完全是巧合，一般来说，一部小说也没有必要回避女性。有一点我要承认，到了描写女性的部分我会减慢写作的速度，我不希望一下子就写完，希望延长这个时间。我用的是双拼，两个键一个字，到了这样的时刻我通常只用两根食指。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愿意和我笔下女性一起承担命运，是陪伴的那种感觉。写作的时候我很安静，回过头来看，当安静达到一定的地步，现实就会退却，虚拟反而逼真起来，作家和非作家的区别就在这儿。关键是对虚拟的信任程度，信任了你就是小说家。 文汇报：你笔下的女性人物有模特吗？ 毕飞宇：没有。我做过记者，写过新闻报道，我一直都写不好。真实的东西，由真到真的东西我都写不好，这是我的局限。在虚构中完成真实，我反而更有信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