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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集《灵魂课》收录了朱山坡“自以为得意的篇什”，包括获首届“郁达夫文学奖”的《陪夜的女人》、登上“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的短篇小说《灵魂课》等。朱山坡有理由为这些作品得意，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获奖或被各种选刊转载、引起广泛反响，关键在于这些作品所蕴含的经验、视野、想象力及其对底层乡村的悲悯情怀。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言，“朱山坡的短篇小说以简约的语言、从容的叙事、奇崛的想象力，彰显出了一种先锋的品质。他的小说所表达的独异的精神体验，在中国‘70’后小说家中独树一帜。”《灵魂课》因此值得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当代文学中有所谓“寻根文学”，在我看来，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要获得创作上的成功首先也要寻找自己的“根”，也就是他经验最集中、感受最深切的地方，从中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朱山坡本名龙琨，出生在广西玉林一个叫朱山坡生产队的小村落。我想，当他用“朱山坡”作为自己笔名的时候，他已经触摸到了自己创作的根。他在基层乡镇工作了好多年，对于农村的历史及现状更有了丰富的了解与独特心得。这些都决定了他把创作重心聚焦在乡村，也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脚下这块既贫瘠又沉重无比的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而要深切理解这块土地还必须具备历史视域，必须在纵深的时空中观照乡村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命运的变迁。 《灵魂课》大部分篇什的主人公都是农民，既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挣扎在贫困中的农民，也有新时代漂流于城市的农民，因此从“互文性”的角度而言，《灵魂课》中的诸多小说构成了一个整体，见证了历史视域中乡村与农民命运的流转。 《爸爸，我们去哪里》以一个乡村少年的视角，叙述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故事。小说中的“我”跟随爸爸到镜县看即将被处决的伯父，途中遇到一个带着哺乳幼儿去看临刑的丈夫的妇女。很显然，小说中的伯父和那个妇女的丈夫都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含冤而死的。小说中作者精心设计的场景是一大堆人围在关犯人的氮肥厂大门外。这些人中有一些是犯人的亲属，比如“我”父亲和那个妇女，但也有很多是来看热闹的，还有个壮汉专门靠驮起别人观看犯人来赚钱。这些人无疑仍属于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客”的谱系。那位妇女也想让壮汉帮她，父亲出于同情帮她出钱，并说服了壮汉。这里，“看客”的形象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注入了些许人性的光辉。当犯人被运走后，他们吃剩的最后一餐成为“看客”们疯抢的对象，包括“我”父亲，“拖着我，机敏地争抢着红烧肉，一边大把大把地往嘴里送，一边低吼地责怪我吃得太慢，痛斥我馋吃那些不值钱的豆腐……”一个刚刚还为自己的兄弟即将去世而痛心的男人转眼为自己的儿子不懂得抓住机会吃红烧肉而痛心，这种荒唐的场景有力地凸显了作品所表现时代的荒唐。同时，在文学作品中，“父亲”往往代表了一种精神偶像。而标题中“爸爸，我们去哪里”以及小说结尾的反转“儿子，我们去哪里”都喻示了偶像的沦丧与时代的迷失、茫然感。当“父亲”都找不到方向时，“儿子”又将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呢？ 从整体设计而言，《爸爸，我们去哪里》是一篇高度寓言化的短篇小说。但在细节处理上，又非常细腻写实。二者的结合使这篇小说呈现出独特的光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