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台湾重要的文学创作者，刘大任近年来创作活力旺盛，无论是“惨绿少年”的苍白身影，还是保钓时代的青春之歌，抑或是人至中年的躬耕之乐，含饴弄孙的“初老”心境，皆有数量可观的作品。不但跳出了“成于专，毁于杂”的“成才律”，反而游刃有余，愈见功力深厚。
    在文体探索方面，刘大任亦早有先觉，有意为之。运动文学、园林文学皆有上乘之作。至于近年问世的《枯山水》（2012）和《当下四重奏》（2015），则将对自然界的观察认知与实践经验灌注于小说创作中，在文体上删繁就简地践行“缩龙成寸”的自然美学，达到一种富有精神含量的审美境界。刘大任在《枯山水·后记》中自陈以设计盆栽的原则和心情从事小说创作，英国盆栽专家陈耀广的《盆栽的奥秘》一书中关于盆栽设计的七条原则对《枯山水》的写作“起了一定作用”：简朴、安静、自然、非对称的和谐、冷酷暗示的壮美、摒弃流俗习惯、暗示无限空间和可能。盆栽美学缩龙成寸，却蕴含大千世界，这一点正如周作人散文追求取材阔大,“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纳入笔端。“袖珍小说”与“盆栽小品”的文体追求反映了作家对作品肌理结构的探索，也隐喻作者“初老”岁月的人生心境与修持。关于创作风格上的变化，刘大任坦言：“以前写小说，鲁迅是我精神上的私淑对象之一。现在写散文，还是跟周家脱不了关系，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成了我另一个私淑对象。”读刘大任的作品，无论是早年潜藏现代主义影响的文字，还是近年谈园林、谈运动的文章，总能在笔墨纸端遭遇那些作家与前行者视线相交的瞬间。刘大任与鲁迅、周作人之间的汇合点，正是延续在两代人精神世界中的五四传统。刘大任及其背后的保钓一代，人生过程中面临的思想境遇，与前行的周氏兄弟存在何其相似的困境。谈到台湾战后文学，刘大任更直言：“我至今仍觉得，台湾战后走了张爱玲那一条路，而舍弃了鲁迅，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刘大任是上世纪70年代保钓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年随父母赴台，1956年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1958年再转入哲学系就读，1960年，正在读大三的刘大任在《笔汇》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逃亡》。1965年，他从夏威夷大学回到台湾，与邱刚健、陈映真、王祯和等人合办《剧场》杂志；翌年，则和尉天骢合办《文学季刊》。保钓运动的突如其来，使成长于国民党民族主义教育下、被隔离于现实社会和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代知识青年，得以睁开眼睛，打开心灵，对所处的社会与历史做重新探索和发现。保钓运动最初虽以爱国为诉求，但很快就超越了爱国运动的局限，开启了第三世界的觉醒，以世界视野来重新自我认识。
    保钓运动落潮后，荷戟独彷徨的刘大任感悟到“在理性的穷途末路与超理性的雷殛电闪间，有一个暧昧领域”。激进与狂飙的文化浪潮对文化生态的合理运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如何穿越这个“暧昧领域”，作家的选择是直面属于中国历史文化脉络的参照体系。这个参照系，不仅隐隐地影响着他在园林中选择植物的眼光、搭配风景的企图，而且支配着刘大任在保钓落潮之后回归文学路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传承、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的思考。
    如果熟悉刘大任早年写作的《杜鹃啼血》与《浮游群落》，不难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台湾知识青年为了逃脱戒严体制下的社会压抑与思想禁锢，是如何在文化寻求出路的转型时代以曲折方式默默求索。刘大任这一代创作者特殊的知识结构与战后台湾社会特殊的文化语境息息相关。一方面，国民党“反共”民族主义教育深刻地影响了战后一代的生命成长经验，这就是刘大任所说的“国耻教育”。但是民族主义教育对知识青年启蒙思想的催化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另一方面，美式现代化思潮伴随战后美援体制经由官方与民间各个渠道渗透台湾知识界，但同时这场台湾的“文艺复兴”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左翼思想因子。
    由是观之，《枯山水》与《当下四重奏》中隐然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忧患与使命感，更有曾经亲身参与保钓运动的理想与坚守，犹如“悬崖边的树”在各种文化风潮中傲然挺立。《当下四重奏》虽然以家庭生活为中心进行铺展，但毫无琐碎与乏味，在异国他乡借由文字和思想寻根问祖，有两代人之间文化差异的无奈、安逸生活中壮志日渐消磨的焦虑、所托所寄中可以窥见晚年的孤寂与不安。在刘大任的文字中，“园林”是不可忽略的空间变化，“无果园”阶段，虽然花花草草繁盛，却有花无果，总有些自我放逐的意味。随着孙辈接二连三前来报到，人生从中年迈向“初老”。离开经营30多年的“无果园”，从零开始打造有花有果的“曜园”。造园布局的选择与变化已然对应了主人在不同时节、不同人生阶段心境的收与放。
    《枯山水》中，刘大任利用自身丰富的博物学经验，有意以不同植物的习性隐喻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索。以喜林芋绝处逢生的生长经验，暗示老芋仔精打细算、挣扎求生的人生轨迹；以贴梗海棠一株二花的特性暗喻台湾画家在岛内外艺术市场被“标签化”的“双重身份”；利用羊齿植物在生态演化过程中的“先锋角色”说明自然界生态进化与人类社会文化演化的异曲同工。通过与土地、自然深层接触的园艺活动表达作家对自然和人类关系的理解，刘大任回望自己曾奉献青春的保钓历程，探问中国文明起源，试图在“两周之间”寻一条“铺垫之路”。
    无论现实生活的选择还是书斋中的探寻，刘大任的创作根底还是立足于历史脉络中的人间情怀。现实生活中与外部世界的缠斗和妥协，理性维度面对精神世界的沉思与探问，往往出自同一个逻辑原点——知识分子的自我更新。《当下四重奏》中作家化身退休的中国史教授，身居异国却心系故土，以貌合神离的婚姻关系、暗礁四伏的亲子关系隐藏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历史重负与文化冲突。虽然心怀亲戚团聚一堂的“简家寨”梦想，但现实中“儿子”的谋生手段却离不开台湾廉价电子产品，暗示了台湾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依附性。以儿子作为第一人称叙述的《乐园》中，迪士尼游乐园是一个具有多重隐喻的空间，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儿媳妇心中，迪士尼是近40年的人生中比孩子出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幸福记忆；在儿子看来，祖孙三代出游迪士尼是家族乌托邦梦想的初步测试；在父亲看来，这却是充满了“好莱坞、商业主义、白人中心，弄虚作假……”的消费主义思想。就如同《当下四重奏》捕捉日常生活的矛盾，却并不局限于“当下”这一现实，而是从不同侧面聚焦中华民族因两岸长期分离所造成的隐藏于每一个个体中的精神内伤，进而探寻如何疗愈的巨大难题。刘大任的不凡之处还在于能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中体会自由的思绪，不为所累、不畏其苦，能在自然的怀抱中酿出知识分子独有的苦乐，这是书斋里的文人不具有的。断裂的历史该如何接续，在这个问题上，刘大任的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