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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弓射日的女兵 1946年夏，开辟敌后根据地的工作基本结束，我奉命调回部队，从盐东县往苏北区党委转关系到第10纵队。我在去30旅报到的途中，正好遇到我军大部队转移。在陆续通过的部队里，我又巧遇30旅组织科长高成贵同志，他给我写了介绍信，要我到30旅卫生部任支部书记。当天旅卫生部宋超副部长召开全体同志会议，介绍我调来做党的工作兼支部书记。后来，卫生部又成立了党总支，在各医务队成立了支部，我任总支书记。 不久后的一天，旅部派骑兵送来紧急命令，要卫生部组织医疗队，到前线抢救伤员，75公里路要求在第二天拂晓赶到。原先宋副部长让医务一队王指导员带队。但我强烈要求去前线并且安排伙房做饭。吃过饭后，我就宣布自己负责带队，并号召大家报名。医疗队历经惊险，顺利抵达目的地刘庄。 医疗队人员休息片刻，紧接着前线送来150多名伤员。后到的同志脚还未落地，就投入紧张的战斗。这时敌机飞来，伤员来不及进屋，只好就地用草堆上的草盖在伤员身上作伪装。敌机轮番扫射，工作人员只能躺下盖上草伪装。幸好全部人员无一伤亡。敌机飞离后，我们就抓紧在老乡家用白洋布搭起手术室。由邵荣光同志主刀，助手、护士配合，该动手术的伤员都动手术了，该换药的、包扎的伤员也全部处置了，这时已是下午4点钟。 就在此时，旅前线指挥部传来命令，要我们带着全部伤员向后方转移。我们一直走到深夜，到达射阳县和阜宁县交界处的一个大庄子。拂晓，我们刚出庄子，就在左侧发现了骑兵。我叫王申带队快走。我和陈明功把警卫排分成两队，陈掩护大队人员撤退，我把敌人引开。等我们把一切准备好，天更亮了。看到骑兵后边没有队伍，我想肯定是旅指挥部派人找我们的。果然是闫参谋带人找我们来了。我们几经周折到达了目的地，将伤员安全交后方。 1947年初春，我调到苏北军区特务团任民运股干事，主要负责解决部队伤员安置及民运宣传工作。有一次战斗中下来60多名伤员，其中有我团40多人，还有别的部队20多人。我们计划将这批伤员走水路送到后方医治。就在伤员都已上船准备出发时，一个骑兵快马跑来报告，河道已被敌人封锁。所有伤员只能上岸从陆路转移。我立即集合所有人员讲明情况，决定：轻伤员由工作人员扶着步行，稍重伤员骑马，重伤员用担架抬。我正准备到附近村子里去组织担架，又一个骑兵从后面赶来报告：“团长要你们带着伤员迅速撤离，团部已经被敌人包围，正准备突围。”这时，忽然发现正前方有我们的部队经过。我骑车迅速赶上前去，找到部队领导汇报情况。 部队领导听后，立即命令部队调转方向去陈家洋解围，并让我安心去搞担架。我脱下军装，直奔村庄。地方干部很快来了，群众都非常热情。绳子不够，他们就把腿上的绑带解下来用；担架不够，就把棉被的四个角捆在两个棍子上做成担架；所有能找到的扁担、木棍都用上了。一切安排完毕，我让张一平先带全体同志出发，我留下检查是否有遗漏的人员。 队伍走后，我在一片草丛里，发现一个个子很高的伤员躺在那里。他耳朵后边中弹了，头肿得很大，既听不见也看不见，队伍离开时他完全不知道。幸好我的自行车车架特别牢固，我用尽全力想把他弄上车去。但他太重了，弄了几次都滑了下来。最后我把我的皮带和他的皮带都解下来绑到一起，终于他滑不下来了。但我无法骑上车，只能推车前进。到了深夜，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就躺在路旁的草地里睡一会儿。 天亮后，我遇到一位侦察参谋带两名侦察员，他们告诉我，敌人离这里还有两公里，让我赶快离开，给我留下一位向导便离开了。这个向导住在附近村子里，儿子是我们团2营的战士。他向我打听他儿子的情况。我一听，马上让他别管我，赶紧回家藏好军属证。我继续推着伤员追赶队伍，推了很远，我遇到华中指挥部警卫营。我急忙把车子架好，把伤员放好。此时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但还是坚持找到营长戴振球，请他把伤员安排好(这个伤员后来与我在鸭绿江畔重逢，我们相约胜利后再见)。 戴营长立即叫人安排伤员，同时指着我说：“你的脸色很难看。”我手拍在胸上说：“这里边好像在响。”他命令部队原地休息，叫军医吴坤跑步前来。医生过来检查我的情况，说要“炸肺”，马上到老乡家要了盐，弄了两大碗盐水让我喝下去，响声暂时止住了。夜里3点，连以上干部去听管文蔚司令员报告。我一起身就大口吐血，卫生队张一平队长马上带着药和医务室长孙山林同志跑步赶来，迅速进行抢救，打了好几针止血剂，血仍然止不住。我偶然睁开眼，看见他们神情很紧张，面部表情凝重，最后血总算止住了。当时我爱人看见医务人员都在场，他帮不上忙，就去听报告。途中王树楷参谋长和朱敬德团长得知此事后，命令他立即返回。他快马加鞭往回赶。我这次吐血量多到几乎无法抢救的地步，抢救现场满地是血。第二天我转到卫生队继续治疗。 这年秋天，部队自清江外圩迂回准备打仗。朱团长派一个骑兵另带一匹马到卫生队找张一平队长，说：“部队要打仗，急需担架，团长让李春华负责组织，完成任务后再回来休养。”勤务兵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我，我丝毫没有犹豫，立即骑上带来的马归队。 离部队还有1公里地就听见集合号，我快马加鞭跑到朱团长面前向他报到。团长说：“好，来的正是时候。”我接过通信员送来的自行车，换上便衣立即开展工作，半天工夫就弄到30多副担架。团首长很满意。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我咳了一声又大出血。王参谋长让卫生队用担架把我接回去抢救，又休养半个多月，身体才逐渐好转。 有一次部队行军，刚到一个大庄子停下休息，我突然听见隐约传来的飞机声，连忙喊：“大家赶快进屋隐蔽，飞机来了！”我和挑夫赵广科离房子较远，只好就近躲进一个矮高粱棚里。刚进去，飞机就开始扫射。我猛然觉得头上被什么打了一下，心里一惊，连忙用手去摸，没见到血。赵广科一看就乐了，说：“你命真大，子弹横在你头上，居然没炸。”这个故事很快就传遍了部队。有一天2团几个首长来我们团，高成贵政委特意拿两个很大的烤地瓜，说来慰问我这个没有流血的伤员。 1948年，部队搞民主改选党支部，非党员也参加，向党员提意见。第10纵队宣传部长夏平同志参加我们支部的民主会。大家主要对我这个书记提意见，如关禁闭、骂人等。但是，第二天表决，我全票通过。晚上我找组织股长孙志忠同志，要求让我当副书记。后来，夏部长找侦察员苗玉留谈话。苗玉留说：“她确实关过我禁闭。因为一次我执行任务很晚回来，炊事班老班长没有给我留饭，为此我跟老班长吵了起来。她叫通信员把我关到她办公室里面的屋子里，实际是她的卧室，让我先休息。同时又去做老班长工作，给他讲我们侦察员的工作有多辛苦。老班长感动得哭了，急忙给我做了面条，还向老乡借两个鸡蛋煮了给我送来。您说这叫关禁闭吗？”最终，孙股长通知我：“按民主规定，书记还是你。”我非常感动，从此改掉了骂人的毛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