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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元钱和九套棉衣 我从新四军8旅对敌工作训练班毕业后，组织上给我分配了一群12岁至15岁的小鬼，年仅16岁的我就成了孩子头，带领这群小兵活跃在涟东县主要的敌占区新安镇、响水口、三口一带。 当时战争打得很残酷，有时候只能靠发霉的豆面和地瓜干充饥。到了深秋，我们9个小鬼每人身上只有一件单衣。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从没有抱怨过，一听说有情况都想进城去侦察。我们经常化装成卖鸡蛋、卖烟卷的小贩，混入敌人军营。我年龄大点儿，曾经女扮男装，化装成做小生意的商人，陪国民党军官太太打牌，以了解国民党军队的行动规律和行动计划。 有一次，我在响水口完成侦察任务后，返回驻地时准备顺路侦察三口南边敌人一个据点的情况。不料途中突然碰上那个据点的敌人出来活动，大概有一个小队。当时敌人距离我有100米左右，情急之下我发现南面不远处有一个庄子，就装作若无其事地进了庄。看到有户人家开着门，很多人正在打麻将，我见没人注意我，便进去将随身带的手枪和侦察时绘制的地图藏在放猪食的木墩下面，然后挤进人群和他们一起打麻将。敌人好像有所察觉，到处看着，但没发现什么异常。他们有些不甘心，在门口设了一个岗，派人把守着。我知道一时无法脱身，索性坐下来，安下心打麻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敌人见没动静，才撤走了。看着敌人走远了，我抽身从人群中出来，到木墩下面取出藏在那里的东西。当时在侦察工作中，经常发生类似的插曲。 由于我们工作成绩显著，经常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一天薛位伍区长来驻地看望我们，发现我们9个小鬼衣着单薄，一个个冻得脸色发青，有的还不停地咳嗽、流鼻涕。薛区长心疼地看着我们，沉思了一会儿，忽然眼睛一亮，对我说：“有办法了。明天黄克诚师长在北沙召开部队和地方的干部联席会，到时候你就说有情报要直接交给黄师长。只要你能想办法进入会场，我就可以帮你们向黄师长反映一下情况。” 第二天我如约赶到会场。看到我进来，薛区长马上向黄师长介绍：“这是李恒甫(后因革命需要改名李春华)，她带着一群小鬼在搞情报，工作完成得很出色，就是条件太艰苦了，快过冬了，都还穿着单衣裳。”黄师长看了看我身上的衣服，给我开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请涟东县政府二科发给李恒甫同志19元钱，以置办冬装。怀揣着黄师长写的便条，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只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黄师长批给我的是19元钱而不是20元钱呢？ 领到了黄师长批给我们的钱，大家兴奋地聚在一起商量做棉衣的事，算来算去都不够每人做一套。倪学富的母亲刚好来队，她说可以到当铺买那些过期没有赎当的衣服，回来拆洗再重新拼起来做冬衣。后来我又从当地比较开明的士绅家里要了一些旧棉絮、旧棉被胎。这样，经过一番东拼西凑、缝缝补补，每个人都开心地穿上了棉衣。 后来，我们了解到，黄师长特别会过日子，咱们3师的余粮足够全师吃3年。我想，也许黄师长认为19元钱可以解决的问题绝不用20元钱。这19元钱是师长在教育我们要精打细算，要为革命节省每一个铜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