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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阴历二月初六，我出生在江苏省灌云县(现响水县)上兴村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李开贵，在村里辈分高又读过书，村里发生什么纠纷，都请他去做仲裁。母亲史凤林，出身贫寒，文化程度不高，但她身上具有许多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在家族里，她最早接触中国共产党，支持革命，并为党组织递送情报。 13岁那年，母亲不顾父亲和叔叔的反对，送我到村外的洋学校里读书。在那里我开始接触到共产党，并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教育。校长吴强珊是中共地下党员，高年级同学中有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不久校长的身份暴露，被迫撤离。国民党政府派来的新校长是个国民党员，我们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与新校长展开了斗争，最终校长被撤职，学校也解散了。 后来，母亲又安排我到三岔口一所私塾读书。学校离家很远，要过一条河，我只能寄宿在舅舅家里。慢慢地我发现了母亲的秘密——为地下党送情报。由于我在外面上学，母亲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就有经常外出的理由，方便她开展工作，我也有幸成了母亲的小通信员。长期寄宿在外，培养了我的独立意识和生活能力。1940年8月乘秋季开学之际，15岁的我在母亲的帮助下毅然参加了革命，成为新四军的一名女兵。 机智的侦察员 刚当兵时，我在新四军老3团孙茂荣同志领导下，在涟东县三区做招兵工作。1940年底，部队准备举办对敌工作训练班，第3师8旅敌工科刘能毅同志负责在黄圩一带招生。三区区长薛位伍同志知道我有过为地下党传递情报的工作经验，对敌占区情况比较了解，就极力推荐我去参加培训。他和警卫员戴振球同志亲自把我送到甸湖集中。我们一共20多人，随刘能毅到8旅政治部所在地新荡。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同志宣布敌训班正式成立，刘能毅为班主任。敌训班是培养侦察员的短期训练班。3个月内，对我们实行全封闭管理和训练，白天不准外出，只有晚上天完全黑了才允许几个人结伴出去散步，主要是怕暴露身份。经过紧张的学习，我们知道了怎样开展情报侦察工作，掌握了化装混入敌营、主动接触对手以及收集、隐藏、传递情报的技巧。同时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日语，便于开展反战宣传。 1941年夏的一天，我进响水城侦察日本鬼子的防务。当时鬼子在城里布防，所有进出城门的人都要接受严格检查。我是天黑以后从驻地四大门出发的，走到离响水城门几公里的大庄已是深夜，我就躲在庄外的大桥底下过夜。清晨，天刚蒙蒙亮，有几辆牛车拉着草从桥上经过。我趁赶车人不注意，轻轻地跳上最后一辆车钻进草堆里，顺利地混进城，侦察任务很快完成了。当时，我们经常印些传单、标语，有机会到敌占区活动时就乘机散发出去，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老百姓的斗志。完成任务，我照例边向城外撤退边散发传单。我还没出城，鬼子就发现城里有新四军的传单，顿时哨子声、喊声连成一片。鬼子集合队伍，端着枪挨户搜查，把人赶到街上，企图找到传单的来源。趁着混乱，我迅速地观察一下地形，离我出城最近的路线是一片开阔地。我想反正是一死，跑得了就跑，跑不了也能把鬼子引开。我拼命地冲过去，到跟前才看清前面是鬼子的电网。此刻鬼子也发现了我，边开枪边向这边集结，子弹嗖嗖地从我耳边擦过。我来不及思考，全身扑向电网，以最快的速度翻过电网继续跑。直到人声、枪声渐渐远去，我才感到右胳膊剧烈地疼痛，原来被铁丝网扎破了，一直在流血。事后医生告诉我，胳膊断了一根神经。至今我胳膊上还有一处疤痕，周围还是麻木的。30多年后我故地重游时，与当年的游击队员老陈聊天，说起这件事，他兴奋地告诉我，那天他就在现场。事后他带了几个人在电网外查看，发现了血迹，担心受伤的新四军跑不远，需要帮助，就顺着血迹找出去一公里地。多年来他一直惦记着这位同志的安危，现在总算可以放心了。 还有一次，我带着年仅13岁的倪学富从驻地王庄往响水城侦察敌情，我装扮成富家少爷，小倪扮成随从。我们俩在路上走着，突然看到一队日本鬼子大约60多人迎面走来，躲是来不及了，而且容易引起注意。此刻，在鬼子与我们之间有一大户人家出殡，正在举行路祭。我急中生智让小倪赶紧向司仪通报，说薛五太爷家的小少爷来送祭。薛五太爷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家里妻妾成群、儿女众多。我在私立学校时曾和他儿子同学。果然，我冒充他家少爷，这户人家觉得很有面子，得意而没有怀疑。司仪提高嗓门：有请薛五太爷家小少爷。我大步流星地上前，故意把祭奠的动作放慢，又多加了两个礼节。这工夫，鬼子与路祭的队伍擦肩而过，我们顺利地化险为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