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
    如果边疆地区不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被遗忘。
    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是有一些特别的物产，比如虫草，比如松茸。
    当有一天，
    过去很寻常的东西变成稀缺资源被重新分配，就产生了竞争，
    逐利的冲动影响到乡村里的人，
    重塑了乡村的秩序，
    和孩子们的命运。”
    随着《河上柏影》的出版，作家阿来的一个中篇系列也算有了完结，他给这三个故事取了个鲜嫩多汁的名字——“山珍三部曲”，虫草、松茸和木材，三部小说对应三样山里出产的珍宝，把山区小镇和城市生活联系起来，也把旧日穷乡僻壤的记忆和今天飞速发展的商品经济联系起来。
    正值新鲜的松茸被送到城市高档餐桌的时节，青阅读记者和作家阿来完成了两次对谈，关于一个他曾经逃离又找回的故乡，以及许多时而闪亮时而隐形的小镇。年少时，阿来做梦都想逃离的穷困的乡村，是他用后来的很多年，以一本小说与之达成和解，最终得以精神重返的故乡。完成《尘埃落定》后的近二十年时光，他不停写作，不停行走，近两年完成了《三只虫草》、《蘑菇圈》与《河上柏影》，重新审视偏僻的乡镇，故事里的小镇是一些人的故乡，在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被都市人遗忘，而在采摘虫草或松茸成熟的时节，却被来自城市的欲望包围。
    今天，急速前进的消费时代列车，还能载着人们回到故乡吗？
    想要逃离的故土
    阿来出生于四川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在藏语里意为“火苗旺盛的地方”，因为是以四个土司属地为雏形建立起来，这里也被称为“四土”。这些描述在今天看来带有某种浪漫主义色彩，像是一个作家准备歌颂故土的前奏，但事实并非如此，“年少的时候，做梦都想离开那个乡村。”阿来说。
    对于藏族少年阿来而言，那时候，世界的容貌也就是这个贫瘠山村的模样。“这个藏族村庄里的人过着半牧半农耕的生活。”五六岁的时候，他要到山上放羊，羊群、庄稼和草药，是世界的具象。童年的记忆是贫穷的，“经常有人吃不饱饭，穿不上衣服，父母总是在自责、内疚。”除此，“文革”的斗争也曾扫过这个村庄，他亲眼看到村里的老人被年轻人拉到街头，谩骂、批斗。
    少年阿来的成长空间是闭塞的，“村子里没有多少有文化的人，所谓的文化人也就是受过一点宗教教育的人。”真正激发起他对“外面的世界”的好奇，是一个进入村庄的地质队，“那些人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地质队的叔叔摊开一张中国地图，把大庆、玉门和新疆指给这个藏族男孩看，阿来问他，我们的村子在哪儿？叔叔说，这个村子太小了，这张图上看不见。叔叔又拿出一张山区航拍图，指着沟壑纵横的山谷说，可能是在这里吧。阿来说，那张图像一个老人皱巴巴的脸，皱褶里看不见他的家，也看不见村子里那条宽阔的河流。“那天我关于村子和世界的看法彻底崩溃了，我才知道世界之大。”
    他去离家几十里路的地方上中学。当地的广播和《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告诉他外面的世界发生着什么，“报纸上讲的东西就像是科幻世界。”他如饥似渴，当时的新闻时至今日还记得，“每天都在看以色列和埃及打仗的消息，那时候才知道现代化的战争，但根本想象不出来飞机、坦克、导弹是什么样子。”
    他一定要去看世界，从贫瘠的村子逃离。三峡上游修水电站在农村招工，全村只有他一个人报名，他成了建筑工地上的推土机手。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那天，他摸黑骑车一晚上到县城教育局报考。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就在阿来以为世界要在他面前全景式展开的时候，他被分配到比老家更穷的地方当老师。“倒霉啊！读书读到这个地方了。老家好歹还有一条公路。”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和故乡都是想逃离但未曾逃离的关系，这一生不就悲剧了吗？”阿来意识到，自己不能一味逃避，于是他走出成长的院子和村子，走出熟人关系，去广袤的土地上探求故乡的历史，到百姓人群里倾听渐渐湮灭的传说。他上路，徒步走完七万平方公里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熟悉的东西渐渐变得陌生，他重新认识，重新读懂这里。关于山川的形状，关于藏族人血脉里的品格，关于信仰与疆域的认识渐渐清晰。某一天，阿来坐在山顶，在烟盒纸上写下：“任群山的波涛把我充满，任大地重新向我涌来。”
    1994年的一个春天，他坐在窗前，看外面的白桦树发芽。他觉得自己该写点什么了，“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这便是《尘埃落定》的第一句话。
    他把藏区的故事带给外面的世界，土司对疆域的争夺，宗族的规则，人性的锋利，对于读者而言，这一切陌生而神秘。2000年，《尘埃落定》让当时41岁的阿来成为茅盾文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也是首位得奖的藏族作家。他说，作为一直叛逆想要逃离的人，他用这本书表达了对故乡的歉意，与故乡达成了一种和解。
    后面这些年，阿来是旅行家、文学家、地方历史研究者，他依然在用汉语为藏地写作，小说《格萨尔王》、《空山》，非虚构作品《瞻对》，是他与故乡对话、与世界对话的方式。
    故乡依然沉默不语，保持着过去的物产水平，但外面的世界却不一样了。“现在我的故乡又在发生一些使我感到陌生、诧异、不理解的事情，而我也正在用作品进行书写。”
    消费链末端的乡村
    阿来所说的“不理解”，是这些偏远的乡村在经历了长久的被遗忘之后，重新被外部世界觊觎，以欲望的形式。他决定用特别的物产作为入口，观察这些欲望和需求对于当地社会与人的影响。先前出版的《三只虫草》讲述一个少年逃学回家挖虫草的故事，记录了虫草一路被采挖、收购、送礼、吃掉，或者被收藏的命运；《蘑菇圈》则从政治荒诞的年代写到当下，讲述蘑菇如何从藏区人民的普通食物变成餐桌上的珍贵食材。山珍不只是山珍，阿来想用山珍的遭遇，串联起消费链条上的乡村与外面的世界。
    《河上柏影》的故事更为现代，汉藏混血儿王泽周出生在岷江山谷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村里只有几十户人家，他家坐落在江边五棵老柏树下。这几棵岷江柏是王泽周的自然课堂。他上大学，因为出身承受了同学的歧视，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回乡。故乡在变化，村领导发现旅游资源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点，开始在村里大搞建设，庙宇变成景区，做了一辈子木匠的汉族父亲在其中打工，为寺庙的星级酒店打造一套有藏文化元素的家具。手腕上缠满名表和檀香蜜蜡琥珀手串的老板们来来往往，领导们不断盘算着小镇的未来规划，故事的最后，伐木工砍断了五棵柏树，宽阔的岷江上再没有柏树的影子。
    尽管书写的对象是珍贵的食材或者木材，但阿来绝非要写小镇的乡土志，“我不想写成‘舌尖上的什么’，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阿来说，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物产背后的商品经济，以及这种消费链条给村里人命运带来的改变。“虫草、松茸和木材，这三个被消费社会所需求的东西，在过去都是很寻常的东西。当有一天，平常的物种变成稀缺资源被重新分配，就产生了竞争，逐利的冲动影响到乡村里的人，重塑了乡村的秩序，和孩子们的命运。”
    阿来说，改变是突然的。“松茸最开始不值钱，我小的时候家里煮饭一把一把往里抓，突然一下子它变成了几百块钱一斤，乡村就变了。摘虫草采蘑菇最厉害的是孩子们，因为他们眼睛好。孩子们也因此不再上学。”他算了一笔账，“一个假期下来，一个孩子可以挣几万块钱。年轻人也知道，现在大学毕业找到工作月薪才两三千，还不如玩上一年，等山珍下来的几天好好采摘。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荒废了学业。”他灭掉手里的烟，“当地的老师心里也痒痒，也想上山去采。”
    当然，被改造的乡村只是“山珍三部曲”故事的表层，更深的层次是阿来对城市欲求的追问。《尘埃落定》记述的时代，藏地土司靠一锅炒熟的麦子，智取另一个土司领地子民的信任；《河上柏影》里的今天，因为发现了可以卖出高价的砚石，两地村民大打出手。争夺的目的完全不同了。时至今日，联系起偏僻乡村和外面世界的纽带，不再是地质队叔叔的地图，也不再是广播里的飞机坦克。“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果边疆地区不是具有旅游价值，基本上已经被大部分人所遗忘。除此之外，如果这些地带还被人记挂，一定是有一些特别的物产，比如虫草，比如松茸。”阿来说，“人们往往是瞄准那些最珍贵、最稀罕的东西下手，因为数量太多的东西是没有炒作空间的，资本在这些稀缺的地方才能显示力量，因为稀少，所以价格才能抬高，让大家趋之若鹜。”
    “故事进展到这个时代，人们拜物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疯狂。”小说里，这句是补白，但现实生活中则是写照，“今天中国人对稀缺的东西都疯狂地感兴趣。一个人家里有一张桌子，主人不会说桌子的设计或者实用的程度，而是会说这是什么珍贵品种的木头制成。人们戴的手串上的木珠子，用的木材越来越贵，说是信仰，其实不是对物质财富的迷恋吗？当成功的人、有钱的人消费这些木头，意味着在野外稀缺的资源大面积消失。环境问题其实是由于我们过于拜物，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而不知尊重。”阿来说。
    越来越倾斜的天平
    从《尘埃落定》里传奇发生的藏区世界，到“山珍三部曲”里不断经受外部消费世界考验的偏远村庄，阿来笔下的同一坐标少了区域的藩篱，多了去向城市的通路。“藏区本身的开放性也在增加。《尘埃落定》的时代，我要是把这里写得多么开放，就会是一个谎言，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但今天任何一个偏远乡村，完全跟世界没有联系，是不可能了。”也正因如此，山珍的故事不仅关乎藏区，也关乎我们这个版图广阔的国家里每一个偏远地区——那些处在消费经济链条下游的地方。
    他讲到自己漫游中国时遇到的情况，他去河南一个县，当地人包括政府官员都很自卑地说：“我们这是一个穷地方。”后来他调查发现，那里是中国盛产粮食的地方，产量很高，但当地的领导没有自豪感。“因为没有乡镇企业，他在焦虑要不要办工业。可是将来如果土地没有了我们吃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把所谓的农业生产，定义为一种廉价的东西。粮食的存在，除了让当地人吃饱之外，就是往大城市输送。其实这是我们价值观里头的问题没解决，我们只在乎什么赚钱，什么有价值，就往那个地方去，忽视那些最基本的东西。”
    有时在高速路上看着路牌，阿来也会陷入思考，“京昆高速，一头是北京，一头是昆明，中间经过的那些地方是不重要的，甚至是没有的。”他曾在文章里写道，“这些道路经过乡野，但目的是连接那些巨大的城市，或者干脆就是城市插到乡村身上的吸管。资本与技术的循环系统其实片刻不能缺少从古至今那些最基本的物质的支撑。”
    “从城市到城市，我们永远都在歌颂新的东西，那些旧的、‘廉价’的地方大量被忽略，就在原地腐烂、衰败、被遗忘。那里的人似乎没他们的人生，少数人挣扎到城市里当边缘人，整个社会的价值链条里一大批人、一大批行业慢慢因为没有‘价值’被忽视。”城市在天平的一头，乡村在另一头，这架天平的倾斜角度越来越大，“今天的社会，几乎把所有来自乡村的东西——除了那些山珍——都定义为低端，这就是不公平。”
    诚然，不公平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
    当年，城乡间的不公平，对于阿来体现在知青下乡受到的隆重接待——“城镇户口的学生被乡下官员用汽车载到乡村，敲锣打鼓地隆重接待；而从农村考来的学生则没有人管你。”这使得师范学院毕业后的阿来再一次感到，“社会当我不存在”。“我后来对中国的知青文学有一个意见，固然那些年的经历对知青们而言也有悲剧性，但他们很少写比自己更悲惨的命运。他们写自己的遭罪，但其实还有比他们更遭罪的农民，包括读同一本书的我们——我们的智力不比他们差，但我们滚回去就是天经地义，他们就是被放逐。”
    而今天，让城乡断崖越来越陡峭的原因更为复杂，思维的惯性还在：“很多政策的制定，或者公众的行动，和当年的知青一样，从根本上对乡村是俯视的，认为给乡村的是赏赐。有些人给灾区做了点好事，就恨不得天天让灾区的孩子排队唱《感恩的心》，却从未把城乡看成命运共同体。”而在地理版图、经济版图上都无法找到的衰败乡村里的个体，前路更加微茫，“对于中国历代的农民而言，上学、当兵、当工人都是对故土的逃离，现在的方式则是打工。但今天出身贫寒的人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除了体制，大富小富又成为一个系统，在各种各样关系的竞争里，农村的孩子处在最薄弱的地方。”
    今天，若是有人再逃离贫穷的故土，恐怕不会像阿来一样幸运，因为故乡可能就此消失了，“商业在重建一个社会，尤其在中国，完全在按照商业价值重构一些社会等级，重塑一种社会分工，我们要知道这背后的逻辑在哪儿。”
    “这种消费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是自动运行的，力量更大，每个人都或深或浅地裹入这个洪流，乡村更是如此。”行走在路上，阿来把目光放到那些田野上，那些小小的、在高速路上根本没有出口的村庄，去想象即将消失的乡村。“有些地方会消失，这是无法阻止的。如果万物不消失，我们还是猴子。一路上不断消失了很多东西，成长起来新的东西。但问题在于，我们到底是不是适应，以及消失的过程是否带来了消费主义和拜物，带来了过于侵蚀人类感情和精神的东西。”
    “我不想说，什么必然消失，什么不该消失。我不相信这个，也不想简单把文学变成一种道德评判。”阿来说。但身为作家，他的责任是把一些东西留在作品中，“世界上已经消失过很多树了，也消失过很多人了，《河上柏影》所写的岷江柏和岷江柏下的人的命运也是一样。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人在记录那些消失的人与物，不为悲悼，而为正见。不然，人就会像从来没有在地球上出现过一样。”
    （文中部分内容采自阿来的公开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