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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洋鬼子：革命队伍的隐忧与民国失传的危机 鲁迅不仅指出民国失传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不肯“改革自己的坏根性”，而且他也看到民国失传的直接原因，那就是国民革命队伍的不纯洁——新旧派的“咸与维新”。鲁迅对辛亥革命本身是抱着热望的，但对革命者的身份属性是有看法的。他的不满不止一次地在文章提到。1926年，鲁迅明确地指出：“民元”以后“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其原因一是革命党与旧党一起“咸与维新”，一是革命后革命党不打落水狗甚至宽待曾经的杀人者。结果是革命后遗老遗少“还是那么多”，民国二年以后一些落水狗又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这些看法和不满，鲁迅通过《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这一形象作了明确的表达。 辛亥革命队伍中很多人都有海外留学、革命的经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领导人早期是在国外酝酿革命的。但在革命队伍中，也有只是“咸与维新”、见风使舵的“假洋鬼子”，而且，“假洋鬼子”式的革命党在民元前后还不在少数。正是他们的存在，最终使革命的结局发生了变化，为民国危机埋下了伏笔。很显然，鲁迅是将假洋鬼子作为一个“革命党”来看的，而且借这个“革命党”形象暴露了革命进程中的隐忧和败因。 假洋鬼子在革命前有什么革命作为，《阿Q正传》中并未交代，但对这一角色在革命发生后的表现，小说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他不仅与“历来也不相能”的赵秀才谈得很投机，而且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他们相约去革命，“咸与维新”了；他跑到县城去投奔革命党，领了一块“银桃子”，成了“柿油党”，还介绍赵秀才加入自由党；他以反对清政府的革命名义，伙同赵秀才抢走了尼姑庵里的宣德炉；他不准阿Q参加革命，并不是因为看清了阿Q式的革命是一种破坏主义的奴才造反，而是因为阿Q社会地位低贱，不配与之为伍；他向赵白眼等闲人炫耀自己与“洪哥”的革命友谊，夸口自己对革命前途的“远见”。小说最后尽管没有提及假洋鬼子，但是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县大堂上也站着与假洋鬼子一样的长衫人物，而且“都是一脸的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阿Q)”，态度是“鄙夷”的。结合假洋鬼子对赵秀才的拉拢及其对阿Q的厌恶，我们可以确认：无论从“咸与维新”的革命，还是从个人的社会地位，假洋鬼子都难以容忍阿Q的存在。这样的革命党，我们就是不去追究他对阿Q的冤死承担什么责任，不去指责他借革命之名行肥私之实的作为，仅就他对反革命势力的拉拢和宽容，就足以看到他在革命进行中的消极作用了。 “假洋鬼子”式的革命党与旧派势力的“咸与维新”最终酿成了怎样的后果呢？《阿Q正传》中有一段有关革命后的描写：“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成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这就是“假洋鬼子”式革命党“咸与维新”革命的结局。革命队伍的鱼龙混杂和对反革命势力的宽容甚至拉拢，最终使国民革命变成了“奴才主持家政”的旧相。同时，在假革命“主持家政”的革命内部，真正的革命者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不是被排挤，就是与旧势力同流合污；不是被砍头，就是流亡海外。鲁迅从反面进一步警醒真正的改革者应该看清血的事实。因此，鲁迅借“假洋鬼子”这一革命党形象，不仅形象地展示了“咸与维新”的国民革命的本相，也批评了革命党对旧势力本质的无知和无原则的宽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在民国建立10周年的时候塑造这样一个革命党形象的深刻用意。 理想民国的记忆对鲁迅来说是那么的刻骨铭心，民国失传的事实给鲁迅留下了无法抹除的创痛，以致在去世前还要为之“焦唇敝舌”、感叹理想不能实现的无限惆怅。因此，在民国建立10周年前后，鲁迅塑造这样三个革命党形象，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鲁迅曾经在第一本杂文集《坟·题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的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显然，这“新坟”里也埋葬着鲁迅对“民元”的精神记忆，尽管也被踏成了平地，但鲁迅并没有“不想管”，也没有“无从管”，而是一面时时提醒人们“民元”理想失落的原因，一面积极地进行着脚踏实地的文化批判和现实斗争，为他心目中的“人国”理想而呐喊求索。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国民党史文献选编(内部发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