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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心智史、语文学到比较文学 1953年，已在美国的奥尔巴赫回应批评文章时说：“《摹仿论》源自德国的心智史(intellectual history)和语文学的主体和方法；与其他任何传统相比，只有在德国浪漫主义和黑格尔的传统中，它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689)。 20世纪早期的欧洲古典语文学主要继承的是源于浪漫派学者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最终为伽达默尔发扬光大的德国阐释学传统。斯皮策曾在《语言与文学史》导言中谈到德国语文学在近代取得伟大成就的哲学继承及其对于精神领域的根本意义。他梳理说：语言学或语文学所注意到的词的细节，最终应进入到艺术家灵魂中存在的创造原则中，最终检验出人文学者尝试建构的“内在形式”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个循环狄尔泰称之为“理解的循环”，他继承的是施莱尔马赫发现的“细节只有通过整体才能被理解，而对细节的任何解释先定了对整体的理解”；在此之后伽达默尔称之为“阐释循环”(Spitzer 19)。 这种细节与整体的关系、片段对于历史的意义，是一种浸润于奥尔巴赫与斯皮策这些语文学家灵魂中的基本信念，一种对黑格尔式的普遍历史的信念，也是萨义德在为纪念《摹仿论》英译本出版五十周年所写的导论中发掘的，源于维柯④的历史一致性(historical coherence)的信念。正是这种普遍与一致，使得奥尔巴赫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勇于把琐碎的材料统一于历史进程，勾画出一部整一的心智史。 当时的欧洲和美国，是伴随着人类学发展起来的关于普遍的人的概念和历史一致性观念流行的时候，也是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刻，多数欧洲思想家歌颂整体和人文主义传统时，主要歌颂的是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化与价值。而历史地看，语文学用词源学基因组的方式，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带入了现代学术，因此事实上它拥有影响文学机制和国家政治的文化资本。但是战后美国的比较文学观念不但表现了普遍性和对语言学家所获得的语言体系的理解，而且带有理想主义的象征色彩，这其中像奥尔巴赫、斯皮策这样的语文学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通过语文学研究，表明民族是短暂和次要的，超越性的精神和谐才是永恒。因此，基于语文学的文学比较有助于形成跨国界的、泛人类的文学观点，因此美国早期的比较文学学者大多具有深厚的语文学背景。而语文学肩负的这一光荣使命集中体现在奥尔巴赫1952年用德语写于美国的“语文学与世界文学”一文中。 “语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作者逃离欧洲、辗转土耳其到美国劫后余生之作。奥尔巴赫提请读者注意，世界文学应该基于多元文化相安无事的设想，但是很遗憾，强势的欧洲文化同一化进程在二战后仍在继续，导致“人类生活的标准化”，即使在欧洲文化内部，原有的各民族文化的价值也在均等化，因此“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实现的同时又被毁坏了”。他接着分析说，源自歌德的世界文学得益于历史人文主义，它包含物质材料的发现和研究方法(当然也包含奥尔巴赫所说的语文学)，它描绘艺术史、宗教史、法律和政治学，最终形成“固定的目的论和普遍认同的秩序概念”，因为语文学促成了“人类内在的历史书写——因此创造了在多重性中达到统一的人的概念”，所以，语文学不仅是人文学科的重要分支，也是历史学。“过去一千年来的内在历史是人类实现自我表达的历史：这就是语文学作为一种历史学科所处理的主题”。文章的结尾，奥尔巴赫说语文学者继承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但他必须先脱离这个传统，再超越它，才能令这一传统有意义。文章的最后引述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t.Victor)的话：“认为家乡甜蜜的人仍是稚嫩的初学者，那些视四海如家的人是强者，但将整个世界都当作流放地的人才是真正完美的”。⑤ 虽然奥尔巴赫为代表的语文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容的视角，但是应该警惕的是，奥尔巴赫在“语文学与世界文学”这篇文章中有意回避了二战后新的世界格局中新兴起的“其它文学”。印度裔学者穆夫提注意到了萨义德为此感到的悲哀，认为萨义德和他所熟练运用的奥尔巴赫一样，代表的是少数人的文化。他分析说，奥尔巴赫对这些“其他文学”兴起的恐惧使他“在阐述世界文学时放弃了世界文学的道德理想”。这对萨义德而言“意味着体现法西斯受害者的文化观念同时也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观念，而且事实上对即将到来的对欧洲文化挑战心存恐惧”。穆夫提总结说“萨义德文本里出现的奥尔巴赫，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自由文化权威的引用。这个人物的意义是在一系列的历史反讽和转换中充分凸显出来的”(Mufti 125)。 纽约大学的阿普特继续了穆夫提对“奥尔巴赫式的萨义德”的批评，她把问题继续推进并为比较文学寻找新的语文学源头。她说，如果当今的比较文学更多定义为了世界上“少数”人——特别是西方——的比较，那么这不符合全球比较的“世界文学”道德理想。奥尔巴赫那一批学者二战后来到美国，似乎将欧洲的学术传统和欧洲的语言教育和文学研究一并直接移植到了美国，为何只有流亡中的奥尔巴赫那段郁郁寡欢的后记最能代表萨义德所说的跨国人文主义？她提醒读者注意：奥尔巴赫的研究对象是欧洲文学、写作《摹仿论》的地点是伊斯坦布尔，他在土耳其期间仍然没有热情关注其他民族文学，他和他的学生仍然专注于德语和欧洲主要语言，他对源于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和扩张的潜力是相对冷淡的。也就是说，奥尔巴赫和他的作品所具有的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资源并没有萨义德强加给他的那么丰富。与之相反，早于他流亡这里的斯皮策同为古典语文学家，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担任首席拉丁语教授和外语学院院长，他除自身深入学习了突厥语之外，也利用他主办的研讨班积极推动了土耳其语言文学的研究交流与本土人才培养(甚至包含多位女性学者)。到七十、八十年代，斯皮策当年流亡时期培养的学生已是学术中坚，仍致力于扩展斯皮策留下的翻译方式。阿普特试图指出萨义德对奥尔巴赫的过度引用令人们忘记了：“在全球化的文学研究中，比较文学在早期就已经全球化……早在奥尔巴赫之前，斯皮策就在伊斯坦布尔讲述了除去流亡者的人文主义之外，语文学的世界交流故事，其中真正蕴含了跨国人文主义或全球翻译的种子”(Apter 256)。 如果阿普特将全球比较文学的起点从美国推至1933年的伊斯坦布尔，将斯皮策更广阔的语文学成就带入更多研究者视野，那么持续三十年的对奥尔巴赫《摹仿论》的比较文学引用，对他作为流亡者微妙、矛盾身份的洞烛幽微的阐释，或许将被语文学中其他的学者所代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