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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使这个岛国摆脱了独裁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民族的命运掌握在了人民手中。包括文学在内的各项文化事业因而有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出现了革命前所不能相比的面貌。这里仅就对古巴革命后的戏剧予以评述。 革命胜利后，古巴政府和文化部门比较重视戏剧活动。一年一度的戏剧节和多种多样的戏剧评奖活动，特别是“美洲之家”在戏剧方面所做的努力，有效地推动了戏剧创作和演出。作为戏剧活动中心的剧团应运而生。1959年，“国家剧团”宣告成立，率先担负起了培养戏剧作家和青年演员的任务。1961年，“儿童剧团”也宣布诞生，紧接着出现的是“实验剧团”和“文化委员会”等机构。此外，国家还拟定了一项组建工人剧团和业余剧团的重要计划。所有的剧团既上演具有一定政治内容的新颖剧目，也上演趣味性比较浓的剧目。经过几年的工作，到1963年为止，仅在首都哈瓦那就有十四个剧团为人民群众演戏了。这十四个剧团中，八家由政府赞助，五家独立自主，一家是大学剧团。上演的剧目之多是空前的：1954年到1958年哈瓦那只上演了三十个剧目，而1962年的前六个月就上演了十二个古巴剧目和九个外国剧目。此外，还涌现出许多年轻的剧作家，有的不仅闻名美洲剧坛，而且享有世界声誉，何塞•特里亚纳就是其中的一位。 但是到了1968年，由于文艺政策和对文艺工作者的态度发生变化，戏剧界的繁荣景象一下子凋落了。许多老剧作家被迫保持沉默，不再写什么作品，还有不少被迫流亡国外。1958年后崭露头角或致力于戏剧活动的作家也不热心于戏剧事业了。更有甚者，以阿鲁法特为代表的一些剧作家受到批判，他的剧本《七个人反对特瓦斯》受到查禁。不难想象，这种偏向为古巴戏剧以及整个文学带来的损失有多么大。 在革命后的古巴剧坛上，有几位老剧人对新一代剧作者起着重要影响。一位是帕科•阿尔丰索(1906-1989)。他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戏剧创作，作品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他笔下的角色往往是缺乏人类感情的政客的象征，人物的活动动机是外加的。其主要剧作有表现农民生活的音乐剧《萨瓦尼马尔》（1943）、宣传剧《甘蔗田》(1950)和具有反对种族主义内容的《散发臭味的草(1951)。后者在运用舞蹈表演、电影技巧和场面的简短与精炼方面反映了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1898-1956)的影响。阿尔丰索最富有戏剧性的作品是《亚丽•亚丽，奥卢亚妈妈》（1941）。这是一部抒情情调浓重、深受观众欢迎的剧作，它以感伤的、充满暴力的剧情反映了非洲人民被大批抓捕然后运往古巴当奴隶的悲惨情景。阿尔丰索的剧本，内容多为暴力，表现无政府主义思想，形式则华而不实，流于虚夸。另一位剧作家是贝尼西奥•罗德里格斯•维莱斯(1910)。他的剧本的政治性比戏剧性还强。其剧本《地下的生活》(1943)以令人信服的事实揭露了企业主对矿工的剥削。另一个剧本《王土20》抨击把农民群众赶出家园的不公平现象，对强权和恶势力提出了强烈抗议。另外两位剧作家是维希利奥•皮涅拉(1912-1979)和卡洛斯•费利佩(1914-)。皮涅拉对革命后的年轻剧作者影响很大。他的剧作同荒诞戏剧和欧洲的新戏剧关系密切，刻意追求惊人的艺术效果。他从事戏剧创作已经四五六十年，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许多剧本是革命前写的，但是革命后得到了上演的机会。他的戏剧，情节怪诞，有时还不连贯。比如《文莱克特拉•加里戈》(1948)借助古老神话表现古巴社会生活中的暴力行为；《耶稣》(1950)是他的成功之作，主要人物是一个不顾一切维护自己的真理的理发师，结局是悲剧式的。《一场虚惊》(1957)是一出卡夫卡式的讽刺剧，对腐朽的司法机关做了无情的嘲讽；《胖子与瘦子》(1959)对假充胖子的皮包骨给予了辛辣的讽刺。皮涅拉十分熟悉戏剧表现艺术，但是有时过分放纵，写出的作品不免失于粗糙，《婚礼》(1958)即是如此。皮涅拉革命后写的两个剧本《寒气》(1962)和《两个受惊的老人》(1968)使他的声誉越出了古巴。《寒气》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写的是古巴革命前哈瓦那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抨击了不良的道德风尚。《两个受惊的老人》写的是两个被恐怖现象吓瘫的老人的故事。最后他们想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周围的环境不允许。皮涅拉还有一部剧本叫《意外》(1968)，写的是普通农民在新社会扮演的角色。 跟皮涅拉一样，卡洛斯•费利佩在戏剧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创作思想深受弗洛依德主义影响，他的剧本《中国人》(1947)写的就是关于失恋者为摆脱心中的痛苦而试图借助梦幻得到补救的故事。《红色的癖好》(1948)的主要人物则是一个由于重重过失而精神失常的人。剧中有对梦幻般的狂欢节的描写。《银砖》(1957)表现的是人物的变态心理，剧情显然是夸张的。他于1967年出版的《鼓》是1947年写的。他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了成功的剧本《亚里尼的安魂曲》(1966)。作品通过一系列英勇悲壮的事件和一名杰出的土人的死揭示一种高尚的思想。剧中巧妙地运用了合唱、舞蹈和先进的戏剧技巧，是剧本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20世纪50、60年代登上剧坛的作家中，有一种倾向是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代表作家是罗伯托•鲍瓦基斯(1919-)、诺拉•巴迪娅（1921-)、罗兰多•费雷尔(1925-)、雷内•布什(1926-)和爱德华多•马内特(1927-)。鲍瓦基斯的作品具有象征性和虚构的成分。他喜欢采用做作的和机械的对话。《观察》(1950)是一出独幕讽刺剧，写一位天使到民间来听取人民对天使们的生活的意见。另一个剧本《着迷的青蛙》(1950)也是一个讽刺剧，只是更富幻想色彩。《蛇发女怪》(1951)则是一部采用独白形式的历史剧，故事背景是1315年。《夜晚的天窗》（1949）写了好几个具有连续性的故事，由一个邪恶的人物形象贯穿起来。诺拉•巴迪娅写了两个流行一时的独白剧：《云雀》（1947）和《明天是一个字》(1950)。后者被认为是一部杰出的心理剧。罗兰多•费雷尔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纳乔的女儿》(1951)意在研究失败的心理和受压抑的心情，剧中的人物在一个死寂的世界里挣扎，心理活动真实而自然，显示了作者刻划人物的娴熟才能。《花蝴蝶利拉》运用弗洛依德的表现手法展现了一个女人和她的儿子的古怪念头。《咖啡杯》(1959)用明朗的色彩表现了一个贫穷的女亲戚忍受不了她的表妹(女主人)的虐待而终于起来反抗的故事。费雷尔的其他剧作一般都比较短，具有政治倾向，结构很紧凑，但戏剧性不强。例如《名人》(1963)是一个短小的半独白剧；《菲基托》(1961)似乎是为一个合作社写的，运用布莱希特手法表现政治内容，没有什么精彩场面；《收割》（1961）是一个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滑稽剧。革命后费雷尔写的剧本都带有政治色彩。这类剧本还有《纪念作用》（1960）、《夜晚七点的星》(1965)和《对面的女人》(1965)。后者是费雷尔不多的长剧之一，写的是一个贫苦家庭和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对比，具有社会问题剧特点。 有两位剧作家以写诗体剧著称。一位是雷内•布什（1926-），另一位是爱德华多•马内特（1927-），布什的诗剧具有心理剧特点。比如《我们这些死者》(1948)是一出被压缩的独幕剧，表现的是恋父情结和恋母情结。《从水到生命》(1951)写的是几位无依无靠的青年反对外省中产阶级的庸俗生活的情景。他的最佳剧作是《空海螺》(1951)，剧情是写一位醒悟的母亲为阻止女儿的婚礼所做的努力。对白简洁，用富有诗意的台词表现人物的病态心理。此剧被认为是古巴现代剧中的典范之一。马内特既是一位诗剧作家，也是儿童剧作家。他的剧本《谢尔索》(1948)从诗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永久性的问题，具有明显的虚构成分。《预兆》(1950)是一部希腊式的戏剧。剧情采用了音乐和象征语言，气氛是虚幻的。此外，他还写有抒情幕间剧《想有绿眼睛的公主》。后来，他曾长期从事儿童剧的创作活动。为了打破剧坛上的沉默空气，1969年马内特在巴黎上演了剧本《修女们》。剧本写的是海地人民的起义斗争，剧情幽默，充满着讽刺，对残暴的政府当局做了辛辣的嘲讽。在巴黎、墨西哥城和纽约上演后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有三位流亡国外的现实主义剧作家是值得注意的。一位是拉蒙•费雷伊拉（1921-）。他以剧本《光明在哪里》(1956)获得巨大成功。这是一部揭露古巴内地现实生活掩盖下的不公正现象的优秀剧作。1957年，他上演了反映种族问题的剧本《一种可怕的肤色，清洁的男人》(1959)。这是他的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但是之后他就流亡国外，无声无息了。另一位是莱奥波尔多•埃尔南德斯(生年不详)，在国外继续写作，他的名剧是《斜坡》（1959），写的是一个现代人精神上的的残废状态。第三位是马蒂亚斯•蒙特斯•乌伊多夫罗(1931-)。他曾一度受现代派影响，运用一种迅速的、不合逻辑的结构形式写作剧本。《四个巫婆》(1949)，主要表现因袭的宿命论思想，《在同样的岩石上》 (1951)反映首都由于任意发展而形成的超级文明及其带来的瘫痪状态。他的第一个明显的现实主义剧本是《夏天快到了》。内容具有社会政治倾向。《毛孔里的瓦斯》(1961)是一个表现主义的独幕剧，写一个家庭的成员之间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及发生的冲突。1960年出版的《陶罐》和《奶牛》是宣传革命的小剧。第二年发表的《后座的子弹》把传统的趣味性和革命的内容成功地结合在一起，是他的另一部好作品。 还有两位作家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他们是阿贝拉多•埃斯托里诺(1925-)和曼努埃尔•雷格拉•萨乌迈尔(1928-)。前者的剧本《盗猪事件》(1961)表现的是外省人以我为中心的狭隘个人主义思想。对话自然而精采，人物形象塑造得很成功。剧中写了一系列有趣的细节，直到尾声都引人入胜。第二年，他把卡里翁的长篇小说《不贞洁的女人》改编成剧本搬上了舞台，再现了五十年前古巴的生活和共和主义的失败。同一年他创作了《肥大的乳牛》，意图是尝试写一部真正的古巴音乐喜剧，背景是1920年的经济危机。另外，他还写有表现农村生活的《古老的住宅》(1964)和反映兄妹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梳子与镜子》(1963)。雷格拉•萨乌迈尔注重表现家庭问题，即使像《安东尼奥将军到过这儿》(1961)这类具有政治倾向的作品。他在1960年发表的另一部剧本《莎拉在后院》是照相式的现实主义剧本，反映的是外省生活的艰难和一个面临瓦解的家庭的不幸。这样的题材在他的不太成功的剧本《特殊财产》(1962)和《平静的奇恰酒》(1963)中也有所表现。在他的优秀剧本《图利帕的往事》（1962）中，萨乌迈尔赋于这种吸引观众的题材以新的意义。女主角图利帕是一个舞蹈演员，在一次小型狂欢节的人群中表演脱衣舞，人们欣赏的与其说是她的舞蹈，毋宁说是她的肉体。他的另一个剧本《脖子上的绳索》写的是一个家庭面对移民问题而产生的分裂局面。同埃斯托里诺一样，萨乌迈尔有时也给作品贴一点政治标签，但是他的优秀作品也像埃斯托里诺一样，总是回避暂时的东西而使其成为具有深刻内容的真正戏剧。 在这个时期的古巴剧坛上，还有一种倾向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新现实主义。其代表作家是费尔明•博尔赫斯(1931-)和何塞•阿•蒙托罗•阿古埃罗(1930-)。1955年博尔赫斯上演了三个表现日常痛苦的短剧：《陌生人》写一对贫苦夫妻的不和睦生活，他们虽为一家，却似陌生人，不是吵架便是酣酒。《剩面包》描写在家庭生活方面产生的幻想的破灭。《双重游戏》写的是邪恶的童年生活。从1957年开始，他用三年时间写了四个剧本：《一张褪色的明信片》(1957)表现人物的阴暗心理，受契诃夫的影响；《献给古巴喜剧演员的小礼物》(1958)是一个结构平常的剧本，但是剧中人滑稽可笑。《到别处去演奏》(1959)展示了一个家族的凄凉景象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出发点》(1959)写的是军事题材，没有什么特色。此外，他还写有一个三幕剧《死亡的舞蹈》，三幕的表现手法不同，但是采用了梦幻的角度。蒙托罗•阿古埃罗的戏剧创作反映了契诃夫和威廉斯的影响，主要表现由于厌烦和堕落而产生的心理问题。 安东•阿鲁法特(1935-)和何塞•特里亚纳(1932-)是两位具有实验主义倾向的剧作家。阿鲁法特是一位任何戏剧手段都想尝试的作家。因此，他接受了当代多种技巧的影响，特别是滑稽戏的荒诞、幽默等表现手法。所以，他的许多剧本都不免有荒唐可笑的剧情。《案件在调查》（1957）通过侦探人员极不认真、很不准确的调查，绝妙地嘲弄了司法机关的工作方式；从不合乎逻辑的剧情发展可以看到麦克•森纳特喜剧的影响。他喜欢的题材之一是表现把生活变得像一潭死水的陈规陋习。例如《最后一趟列车》(1963)，其中所描写的生活习俗几乎把一对夫妻活活折磨死。《一切星期天》(1965)所表现的那种老习惯，只能证明主人公们的爱情永远失去了。正是这种不可改变的习俗导致了一起凶杀案。1968年引起一场论争的剧本《七个人反对特瓦斯》几乎完全以埃斯基洛式的悲剧为基础，通过一个社会团体成员之间的斗争揭示了古巴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这个剧本被看作一部具有反革命倾向的坏剧而受到查禁。何塞•特里亚纳笔下的戏剧人物多半是人民群众。他们生活在可恶的环境中，情况很不稳定，不时受到暴力的伤害。《镜子中的梅德亚》(1960)在一个古巴家庭的范围内再现了古老的神话传说，剧情中配合了群众的合唱，使作品带有民间戏剧的味道。《兄弟公园》(1962)写了三个周游世界的人，他们经过漫长的历程终于遇在一起。三个人似乎代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剧本是对现代世界的东正教的败落景象的再现。《凶手们的夜晚》(1966)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名剧，再一次采用了神话传说题材。三个凶手都是孩子，即儿童。也许他们是从父辈们那里学会行凶的。剧本的戏剧性很强，颇能引人入胜。 有一群作家20世纪60年代进入创作盛期，其成就是显著的。第一位是何塞•拉蒙•布雷内(1927-)。他于1961年登上剧坛，很快就成为一名多产作家。他的许多剧本都是沿袭本土的或独幕喜剧的传统，插入的乐曲并不始终同剧情和谐一致，但是以人民的语言为基础的对白十分有趣。使他赢得巨大声誉的剧本是《老哈瓦那的圣卡米拉》(1962)。它的观众成千上万。这是以独幕喜剧形式使人们产生革命意识的成功尝试。但是布雷内还不是一个完美的戏剧家，因为他的剧本常常是虎头蛇尾，剧情不完善。他和他的同代作家都在努力理解和把握古巴人的生活态度，但是找不到有效的方式再现它。第二位是埃克托尔•金特罗(1942-)。他最初写了一个独幕喜剧《406号房间》，接着以《面包和葱头同你在一起》(1964)获得成功。此剧写一个工人家庭的生活，生活是贫困的，光靠面包和葱头难得温饱。剧情倒是妙趣横生，可惜结尾过于突然，表明作者经验还不足。《可怜的奖金》(1965)写的是居民区的生活场景，反映了一个贫苦家庭的不幸和悲伤。剧中的细节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但是中间的过渡显得突兀，因而削弱了剧本的完美性。《大布娃娃》(1967)以不寻常的方式抨击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他后来的剧作有脱离生活的倾向，所以丧失了最美好的东西：沸腾的生活气息。何塞•米利安(1946-)试图创作一种截然不同的戏剧。《天堂1956年》反映古巴革命前的中产阶级生活；《走向老年的道路》是一出采用儿童故事形式的诗剧；《马米科•奥苗米》描写的是农衬生活，气氛是恐怖的、迷信的；《英军攻占哈瓦那》是一出历史剧；《巴奇切女王》是以民间的风俗习惯为题材的、剧情粗暴的剧目；《耶和华再次讲述索多玛的故事》展示了介于首都和精神病院之间的现代世界的生活，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米利安具有创作剧本的才能，但是他必须寻求更合适的形式。尼古拉斯•多尔(1947-)于1961年发表头几个剧本。那时他仅仅十四岁，但是写作技巧已比较成熟。《鹦鹉》采用戈亚式的画面表现了三个疯姐姐向另一个精神正常的姐妹报复的故事，剧情富有讽刺意味。在《市政会议成员们的街角》(1962)中，多尔把政治内容（工人群众对政客们的胜利)同喧闹的音乐喜剧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有声有色，别具一格。 还有几位作家是应该提及的。劳尔•德•卡德纳斯(1935-)在发表了表现革命内容的剧本《精神疲惫了》(1960)后，第二年又创作了一个以人的精神错乱为题材的引人入胜的剧本《脸盆》。但是之后就保持沉默了。华金•夸特拉斯(1938-)于1965年上演了一部滑稽剧《无辜圣贤的属下赢得了荣誉》，在那些年代受到热烈欢迎。赫苏斯•迪亚斯(1942-)是个有名的短篇小说家，但是他在1966年写了一个各叫《这些人和那些人》的剧本，赢得好评。这是他根据他的几篇描写埃斯卡布莱战役的小说改变的，是个政治文献剧。最后一位是劳尔•马西亚斯(1940-)。他之所以受到批评家和观众的注意，是由于他用不同的角色表现生动如画的民间习俗的剧本《小窗帘》(1969)。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朱景冬 来源：《当代拉美文学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2年3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